讀後感
若干年前，大約是討論人文精神最熱鬧的那陣子吧，有位當醫生的朋友曾這樣對我說：「設想某天早晨一覺醒來，有一號職業的人忽然全體消失，蒸發掉了，無影無蹤了，這世界卻絲毫不受影響，人們照常工作、吃飯、休息、玩樂，時間仍是流逝，街市依舊太平。你說，這是一種什麼職業呢？」趁我一時語塞，他立即代我回答：「就是像你這號搞文科的知識分子。」我向來和他抬槓慣的，這次卻還沒來得及說「不」，就已經自己洩氣、服氣了：「是啊，如果忽然消失的是全體醫生，天下豈不要大亂？至少，那天全世界等著開刀的成千上萬急危病人是沒救了。」當這本書的書名——《知識分子都到哪裡去了》（江蘇人民出版社2005年9月版）——躍入我的眼簾時，蹦出我腦海的竟是這麼一個回憶。 照本書作者弗蘭克·富裡迪的意思，當今之世，「知識分子」真的是全體消失了；他說的也是「搞文科」的知識分子。談知識分子而只限於「文科」，這倒不是隨意的定義，也不是出於政策考慮，這在歷史學上是有根據的。法國當代史學大家雅克·勒戈夫有一本很著名的書《中世紀的知識分子》，裡面說：「在西方國家，知識分子隨著中世紀的城市而誕生」；「『知識分子』一詞出現在中世紀盛期，在12世紀的城市學校裡傳開來，從13世紀起在大學裡流行。它指的是以思想和傳授其思想為職業的人。」那時的大學是教會辦的，在大學裡教書的是教士，他們專業和傳授的思想當然越不出「文科」範圍。所以，《知識分子都到哪裡去了》一書中沒怎麼論到「科技知識分子」，想必不會引起什麼異議；科技知識分子明明在，不用找，而且是現代世界的支柱，先進生產力的代表，有目共睹。 《哪裡去了》一書所云知識分子的「消失」，有兩層互相聯繫的含義。一是知識分子本身變質了。真正的知識分子理應「為思想而活」，不應「靠思想而活」，猶如虔誠的宗教徒理應「信教」，不應「吃教」；但本書認為現在的知識分子都把思想和知識當作了工具，下焉者變「專業」為「專吃」，上焉者也不過是迷戀和追求個人出人頭地的「成就」，這便「意味著歷史所瞭解的那種知識分子的終結」。二是知識分子的地位變了。作者認為，歷史上知識分子的所知主要是「道」，知識分子其實是知「道」者，他們代表理性、真理、根源性的價值和意義，作為個人，他們也會追求思想之外的種種利益，但是「作為一個群體」，「知識分子有著令人敬畏的文化權威和影響力」。然而現在，知識分子群體的超然的生命存在業已喪失，思想已經魂不守舍，最多只能寄托於個別知識分子的個體生命中；知識分子成了統計學意義上的一個總體，一個類別，一個集合，一種職業，與別的總體、類別、集合、職業不分軒輊。現在的情況是，一方面「知識分子的權威遭到廣泛質疑」，另一方面，「教育和學習獲得了前所未有的重要性」，「商業機構和公共機構不斷宣稱致力於擴大它們的知識基礎」；兩方面其實一致，因為「知識成了易消化的現成品，能夠被『傳遞』、『分發』、『出售』和『消費』」。現時代知識和知識分子的貶值，不是貶在價格上，是貶在價值上、意義上。 書裡對知識的貶值和喪失意義，作了很多現象描述，當然主要說的是西方社會。大學不再堅持優勝標準，精英教育墮落成職業教育；圖書館提供咖啡廳、休息室，乃至「幾乎任何服務」，而借書還書則被視為「枯燥乏味」的末事；莎士比亞戲劇被「現代化」，「其動機並不是什麼藝術家的洞見」而是「出於聯繫觀眾的考慮」。諸如「庸人主義」、「管理主義」、「工具主義」、「文憑主義」這些標籤，頻頻出現在作者的筆下，富裡迪先生並未批評任何個人，他描述和批評的是整個時代的狀況，可以說，他是寫了一本「罵世」的書，當然平心而論，他的罵還是相當溫和的。 知識分子的全體不知所終，作者也論到了其原因，如市場對知識和文化的侵蝕，公共政策的導向，制度化、職業化的壓力，等等，論得比較宏觀，比較粗略，有點大而化之。如照經濟學的論法，也許可以論得細緻些。知識分子也是人，是人就有七情六慾，就有在約束條件下追求利益最大化的自然傾向；有的經濟學家筆鋒一轉，會說知識分子的精神勞動也是「趨利」行為，但此「利」不是指精神勞動的成果可以換得的好處，而是指精神勞動內在的過程和目標即是「利益」所在。有一點區別必須強調：精神勞動與其約束條件的關係有其特殊性，跟做工、務農、經商、從政這些行為與其約束條件的關係，不能等量齊觀；精神應該具有超越性，一定程度上，甚至與約束條件無關。 富裡迪先生是個左派，據譯者介紹，他生在匈牙利，後來移居英國，曾化名註冊，成立大不列顛革命共產黨，自任主席。他心目中的知識分子，其實是西方那些「從來不對現狀滿意」、「質疑傳統價值」的批判型左派知識分子，因此知識分子所代表的「理性」、「理想」等等，就不是源於傳統，而是知識分子自我作古開創的新的價值。他甚至把保守的右翼人士指責、攻訐左派的言論稱為「反知識分子論」，換言之，他把右翼知識分子開除出知識分子行列了。然而，這本書裡卻有一個很深刻的觀察：「如今，頌揚和試圖維護現狀的，不再是文化保守主義的代表們。相反，右翼知識分子很願意看到制度和文化發生根本性的改變。傳統上由右翼承擔的對文化和教育機構的維護，現在由專業人士和專家接手了。」這就是說，文化保守主義對現代的文化狀況更具有批判態度，左派卻蛻變成了「順從的知識分子」，因為「專業人士和專家」的前身，很可能就是左派；例如，在法國這個一向被視為「知識分子故鄉」的地方，「今天的知識分子看起來更像小技術官僚」。這樣說來，過去寄托於知識分子群體大生命的思想之魂，將歸何處呢？書裡沒有回答這個問題，甚至也沒有提出這個問題。尼采說「上帝死了」，福柯說「人死了」，現在富裡迪先生則是期望知識分子復活，但他開不出起死回生的方子。好在這期望裡，多少還有點活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