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第二篇，接上文《盛世氣象，是用什麼煉成的？》

1、與民休養生息，統治者厲行節儉

漢朝的文景之治是中國歷史上的經濟文化發展水平最高的盛世。西漢漢文帝、漢景帝統治時期吸取了秦亡教訓，採用了休養生息的政策。隨著生產日漸得到恢復並且迅速發展，出現了多年未有的穩定富裕的景象。《漢書·食貨志》載：“京師之錢累巨萬，貫朽而不可校。太倉之粟陳陳相因，充溢露積於外，至腐敗不可食。”

漢文帝提倡節儉，他在位期間，宮室苑囿，車騎服御，都無增加。他曾經想做一個露台，預算報上來，需要百金，他便放棄了這一想法。他說：“百金相當中產人家十家的財產總和了，我繼承先帝的宮室，還常覺得羞恥，怎麼能花百金建露台。”為了減免人民稅負，他還減少自己的開支，裁減侍衛人馬。漢景帝下詔不接受地方貢獻的錦繡等奢侈物品，並禁止地方官員購買黃金珠玉，否則以盜竊論罪。

唐太宗即位後曾下令釋放宮女 ３０００ 人，減少宮殿的營築，停止官吏進奉珍異，禁止貴族官吏的第宅、車服、婚喪過分奢侈。他還並省了許多州縣，並把中央各官府的官員從 ２０００ 多人精減到 ６００ 多人，以緊縮財政開支。上述做法，對社會生產的發展，對人民都是有利的，因而促使生產狀況迅速好轉。貞觀四年（公元 ６３０ 年），全國大豐收，流散的人口都返回鄉里。以後又年年豐稔，米粟每鬥不過三四錢。

2、輕徭薄賦，藏富於民，減輕民眾負擔

從漢高祖即位(公元前202年)到漢景帝后元三年(公元前141年)，前後共62年間，西漢王朝實行的是中國古代堪稱典範的輕徭薄賦政策，農民的負擔是歷史上最輕的。從十五稅一到三十稅一，文帝十三年(公元前167年)起，又連續免除全國田賦長達11年，在這期間，農民來自農業稅的負擔沒有了，這在封建社會是絕無僅有的。

文景之治時期，它對百姓徵收的賦稅是很少的，所謂輕徭薄賦，在這個時期做得最突出。其實對一個國家政權的存在而言，徵收賦稅是必需的，因為它要支撐整個官僚機構的運轉，要支撐整個國家的運轉，它需要廣開財源。那麼要想減少對百姓的賦稅徵收，它就必須壓縮它的財政支出。其中官吏，包括皇帝在內，這個行政費用的節約與否，就會直接關係到國家稅收的多寡變化。在漢文帝、景帝這個時期，確實他們很注意節約，尤其是漢文帝在這方面得到了史學家和後世政治家更多的推尊與褒獎。

李世民深知正是隋煬帝的橫徵暴斂破壞了社會和諧，激化了階級矛盾，是其覆亡的重要原因，所以自己就採取輕徭薄賦、藏富於民的政策，以創造社會的和諧。唐太宗即位以後，繼續推行租庸調法，並在租庸調製中放寬了納絹代役的年齡限制，並嚴格了服庸時間的計算方法，從而保證了勞動者的生產時間。另外，唐太宗在一定程度上實行“輕徭薄賦”，他即位當年，即正式頒詔減免全國賦役，此後，有關局部地區減免役稅的記載共計十二次，這樣就調動了農民生產的積極性。他在一份詔書中明確地說“輕徭薄賦，務在勸農，必望民殷物阜，家給人足”。

3、皇帝常自省，擇善而從之

唐太宗的自律是令人稱道的。人們大都知道一句出自唐代的名言，水能載舟亦能覆舟。統治者的政權承載者是民眾，顛覆者也是民眾。這是在告誡至高無上的皇帝要自省自律。統治者如何才能穩坐豪舟之中，駕舟的思想認識很重要。在《貞觀政要》中有這樣一段話：誠能見可欲則思知足以自戒，將有作則思知止以安人，念高危則思謙沖而自牧，懼滿溢則思江海下百川，樂盤遊則思三驅以為度，憂懈怠則思慎始而敬終，慮壅蔽則思虛心以納下，想讒利則思正身以黜惡，恩所加則思無因喜以謬賞，罰所及則思無因怒而濫刑。總此十思，茲九德，簡能而任之，擇善而從之，則智者盡其謀，勇者竭其力，仁者播其惠，信者效其忠。這一段話原出自魏征諫唐太宗的《十思疏》，被吳兢收入《貞觀政要》。這段話可以說是對唐太宗提出的十項時常自我檢討的要求。這些要求不是隨便哪個人都能輕易做到的。但是，唐太宗卻能常以此自省。魏征一生向唐太宗提過幾百條建議，絕大多數都被採納。當魏征晚年病重臥床，唐太宗仍致詔魏征：不見數日，憂憤甚深。自顧過已多矣，言已失矣，行已虧矣……意思是說幾天沒有你在身邊，我的行為或決策或已經有了失誤……唐太宗時期官府的風氣較為清廉應該說與此有很大關係。可見只有常常地自省才能自強、自信。

唐太宗以堯、舜為傚法的對象，以秦、漢的興亡為教訓，不到海邊，不封禪，不求仙，也不巡遊。能做到這點的，在中國歷史上很難找出幾個來。在晚年他還能反省自己的錯誤，他對太子李治教誨時說：“你應該從歷史中找古代的賢明帝王為學習的典範，像我這樣的不足以傚法。我做了許多錯事，比如錦繡珠玉不絕於前，宮室台榭常有興造，犬馬鷹隼沒有不去的地方，行遊四方又勞民傷財，這都是大錯，你不要以為這都是好事，總想學著去做。”

4、政治開明，惟才是舉，廣招賢良

唐太宗的用人標準是“才行兼備”，“舉行能之人”(《舊唐書·杜正倫傳》)。所謂“才”與“能”是指辦事能力而言，所謂“行”就是講政治標準。他曾與魏征討論用人，認為“為事擇官，不可粗率。用一好人，別的好人都來；用一壞人，別的壞人都跟著進來”。魏征說：“這是對的。天下未定，主要用人的才幹，顧不得德行，天下已定，那就必須才德兼備才可用。”唐太宗基本上遵循了這個規矩用人。他公開宣佈：“朕之授官，必擇才行。若才行不至，縱朕至親，亦不虛授。若才有所適，雖怨仇而不棄。”(《舊唐書·長孫無忌傳》、《舊唐書·房玄齡傳》)處理高祖時的老官僚，東宮、齊王府的主要人員，秦王府的僚屬就足以證明他對選用的對象，執行的是不避仇敵、不避親疏，惟才是舉、破格提拔的原則，如對待魏征、薛萬徹就是最著名的、突出的例子。

長孫無忌是長孫皇后的兄長，貴為國戚，當冊封其為司空時，有人以“私親之俏”加以反對，太宗排除干擾：“委以重官，蓋是取其才行耳。”他還能從貧賤中選拔人才，如馬周，曾為人門客。太宗用其為“直門下省”，繼又提為“監察御史”，十分稱職。他還採取多種措施，通過各種渠道選拔人才。方法之一是改定“氏族志”，提高新的士族的尊榮，壓制舊有的士族勢力，為士庶並用的方針開闢了道路。

由於他的“孜孜求士，務在擇官，改革舊弊，興複製度”政策的實施，獲得了用人致治的顯著效果。貞觀一代，人才輩出，佼佼者如長孫無忌、房玄齡、杜如晦、魏征等。人才濟濟的盛況，“前有漢，後有宋，皆所不逮”。他多次向大臣強調，“君臣合契，古來所重”，“君失其國”，“臣亦不能獨全其家”。他把君臣關係提到了“國家興亡，社稷安危”的高度來認識，在求臣納諫的基礎上，提出了“君臣共理天下”的政治主張。貞觀三年，開始出現了“遠夷率服，百谷豐稔，盜賊不作，內外安靜”的大治景象。

5、盛世多危言，充滿憂患意識

漢初的統治集團，有一個非常寶貴的精神境界，那就是充滿了憂患意識和務實求治的精神。在清代學者趙翼的《廿二史札記》裡面，有個小標題，叫做“漢詔多懼詞”，也就是說漢代的皇帝發佈的詔書其中有許多是有戒懼之心，充滿了敬畏之心的，這是一個良好的傳統。“漢詔多懼詞”這種格局就是從漢文帝這個時期開始的。比如說他在他即位14年的時候，他發佈過一個詔書，講了這樣幾句話，說他已經“奉宗廟”，也就是當皇帝當了14年了，說“以不敏不明而久撫臨天下，朕甚自愧”，說我個人不敏捷也不聰明，更談不上英明偉大了，以這樣的才幹當了14年的皇帝了，心裡一直感覺很慚愧，就怕事情做得不好，愧對天下黎民。

貞觀四年，唐太宗要修一座宮殿，張玄素表示反對，而且語出驚人：陛下如果修這座宮殿，就要像商紂王一樣天下大亂了。貞觀七年，唐太宗想要出遊，大臣進言說：這可是秦始皇幹的事，堯舜可不會這麼做。

這樣講話，是不是“別有用心”，也至少有些小題大做了。而唐太宗竟然樂呵呵地接受意見，而且給予賞賜。

真正的盛世是聽不到盛世讚歌的。唐太宗善於聽從大臣的批評和見解，魏征直諫200多次直陳他的過失。大唐的權力中心，始終保持著冷靜與平和，甚至是謙卑——這是構建一個盛世的基石。而當安祿山的一番蜜語，說得玄宗和楊貴妃喜不自禁時，大唐的盛世出現了第一道裂痕。

6、廢除惡法，減輕刑罰

一講到漢文帝的德政，歷史學家都會強調他在減輕刑罰方面做了許多事情，他廢除了幾個著名的酷苛的法律，一個是廢除肉刑，再一個廢除誅連刑，第三個呢，他廢除了誹謗法與妖言罪。

此前有一種習慣，當一個人犯罪之後，不僅要對犯罪者本人給與懲治，還要誅連他的家屬，有時候誅連的範圍很廣泛，這對於製造恐怖氣氛是非常管用的，孟德斯鳩曾經有一句名言，叫做“專制的原則是恐怖，恐怖的目的是平靜”。那麼古代，中國古代推行已久的誅連刑就帶有這樣的一種特性，不僅以懲治，乃至於從肉體上消滅犯罪者本人為目的，而是要通過大肆的誅戮來強調違反國家刑法所造成的可怖的局面。我們應該感謝漢文帝這樣的一代明君，他下達了一個詔書，讓群臣協商廢止誅連刑，可是就在他的詔書下達之後，當時的兩位宰相，周勃、陳平以及朝廷百官，協商之後居然有個答覆，說這個誅連刑的實行自古以來都是這樣的，必定有它的理由，希望皇帝收回成命。漢文帝第二次下詔，一定要廢除誅連刑。漢文帝的這種理性精神，甚至可以講成一種人文精神，真是值得我們尊重。

漢文帝的法律思想還有兩點非常難能可貴。第一點，他承認國家的法律有“不正之法”，這個事情是在談到廢止誅連刑的時候他提到的。一個好的法律應該是引導民眾的，只要國家的法律正了，百姓就會歡欣鼓舞，百姓就會願意順從，可是現在存在著一些不正之法，這些不正之法，實際上如果再不給與廢止的話，將是以不正之法來迫害民眾，這是害民之法。還有一條，就是在實際推行法律的過程中，他提出了一個原則，就是“罪疑者予民”，這個是見於《史記》的《孝文本紀》最後的一個贊語裡邊，所謂“罪疑者予民”的意思就是，即便是某個人，他可能是某個案件的涉案者，他甚至可能就是作案人，但是證據不足的時候，寧可就按照無罪來給予赦免，這其實這種執法思想也是所謂的“疑罪從無”。直到現在，這依然是講究法治的國家在堅持的一個原則。

三、“盛世”的沉痛教訓

1、漢武帝雄才大略，卻不顧民生繁刑重斂

要論漢朝盛世，其實倒是國家無事，民給家足，因而也就缺乏宏大敘事的“文景之治”，而不是文治武功的武帝。

經過漢初七十年的休養生息，到了漢武帝初期，京師國庫的錢積累到巨萬，用都用不完，穿錢的繩子都朽斷了。庫存糧食吃也吃不完，堆在倉庫外面，最後都腐爛 了。國力的強大，給了漢武帝施展雄才大略的機會。在軍事方面，他主動派遣衛青、霍去病數度征伐匈奴，又派張騫出使西域，打通絲綢之路。在南方滅掉夜郎、南 越，建立西南七郡；在東方滅掉衛氏朝鮮，設置樂浪、玄菟、臨屯、真番四郡。在政治方面，他廢藩置縣，加強中央集權，實行嚴刑峻法，特務統治。在文化方面， 他採用董仲舒的建議，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建太學，立樂府。其煌煌功業為後世歷朝君主所艷羨。

然而，歷代那些一流史家卻不這樣看。班固《漢書·武帝紀》讚辭只稱其：“罷黜百家，表章《六經》。”稱讚其舉俊茂、興太學、修郊祀、改正朔、定歷數、協音 律、作詩樂等文治事業，而對漢武帝的煌煌武功則不讚一辭，並稱“如武帝之雄材大略，不改文、景之恭儉以濟斯民，雖《詩》、《書》所稱，何有加焉！”在秉持 儒家觀念的班固看來，國家的強大，首先應當是民生的安定富庶，而漢武帝雖有雄才大略，卻窮兵黷武，不顧民生，終於使得漢朝繁榮經濟瀕臨崩潰。

漢武帝對匈奴用兵，解除北方邊患，這本來是屬於正當的措施。但漢軍一直打到今天的哈薩克斯坦境內，或為了搶奪汗血寶馬，就發兵討伐大宛，那就很難說是自衛 戰爭了。反過來說，這樣的戰爭只會是好大喜功、勞民傷財。為了籌措龐大開支，王朝政府便只能加重徭役，致使農民大量破產流亡。天漢二年(前99年)，齊、 楚、燕、趙和南陽等地都爆發了規模不等的農民起義。

為了聚斂財富，武帝還實行“算緡”“告緡”，凡申報稅負不實的商賈，充軍邊疆一年，並沒收其財產。為了怕商賈有所隱瞞，還鼓勵民眾檢舉揭發，“有能告者， 以其半畀之”，即把沒收的財產獎賞其一半。這政策一出台，全國人都起來紛紛舉報，中等以上商賈幾乎都遭告發，傾家蕩產，天下財富均歸王朝政府。

宋代司馬光在《資治通鑒》裡對漢武帝的評價同樣不高，他稱漢武帝“窮奢極欲，繁刑重斂，內侈宮室，外事四夷。信惑神怪，巡遊無度。使百姓疲敝起為盜賊，其 所以異於秦始皇者無幾矣。”認為漢武帝奢侈無度，嚴刑峻法，完全就是個秦始皇再世。之所以漢武帝有“亡秦之失，而免亡秦之禍”，沒有重蹈秦始皇的覆轍，原 因只在於漢武帝“晚而改過，顧托得人”，及時調整了政策。

2、隋煬帝好大喜功，以萬方來朝為務

隋煬帝好大喜功，平定西域之後，他為了招徠西域商人來朝貢貿易，命令凡西域商人路經之地的郡縣要慇勤招待，並厚予賞賜。在大業六年（610年），隋煬帝用盡苦心造就一個前無古人的“面子工程”，以向四鄰誇功顯富，炫耀政績。從正月十五開始，隋煬帝下令在洛陽端門盛陳百戲，迎接西域諸胡酋長，音樂聲傳數十里，通宵達旦，燈火照耀天地，前後達一月之久，費用無算。

與此同時，隋煬帝還下令裝點市容，要求店舖整齊劃一，帷帳華麗，珍寶充積，人穿華服；賣菜的地方要鋪上昂貴的龍鬚草編的蓆子，街道兩邊的樹上也要披綢掛緞裝扮得五彩繽紛。

西域商賈經過，酒店老闆要邀入進餐，吃飯喝酒不要錢，還要謊稱：“我朝富裕，客人吃飯是向來不收錢的。”不過胡人也並非傻瓜，有些胡人看到街上的樹木都用高級綢緞包裹，就說：“中原也有好多衣不蔽體的窮人，為什麼不把這些布給他們做衣服，卻用來纏樹？”

隋煬帝身敗名裂，這段掌故自然也就成了千古笑柄。

3、宋真宗偽造祥瑞，搞“盛世面子工程”

北方的契丹入侵中原，宋真宗御駕親征，最終與契丹人簽訂了“澶淵之盟”，以每年貢給契丹絹20萬匹、白銀10萬兩換取了和平。本來，宋真宗還美滋滋 的，以為自己完成了一件利國利民的好事，卻未曾想他的大臣王欽若對他說：“這是城下之盟啊，是恥辱！”宋真宗這才轉過彎兒來，又急忙詢問消除影響、挽回自 己面子的辦法，王欽若回答道：“唯有封禪泰山，可以鎮服四海，誇示外國。”

封禪是中國古代最盛大的儀式。此儀式的意義是向天地宣告人間的太平盛世。問題是，以宋真宗的政績，還真沒臉去封禪。這難不倒王欽若——沒有政績，咱自己可以造，比如搞點兒“祥瑞”出來，這就有了去泰山封禪的資本。

公元1008年正月初三，文武大臣們被宋真宗緊急召集到皇宮。原來，這位皇帝一個多月前夢到一位神仙告訴他會降下天書《大中祥符》，剛才，宮裡果然在承天 門發現了天書。此言一出，群臣們頓時炸開了鍋：這可是千年難遇的大事啊，唯有盛世才會有如此的祥瑞！當然，這等把戲大家都是心知肚明的，群臣中有王欽若、 王旦這樣事先安排好的演員，剩下的也明白皇帝這場戲的目的。總之，大家紛紛引經據典，道賀的道賀，拍馬屁的拍馬屁，一時間，皇宮倒是熱鬧了，還真有一番喜 慶的氣氛。

在全國百姓的“一再請願”下，宋真宗只得厚著臉皮“勉為其難”地去封禪了。為了配合皇帝的封禪之行，全國的祥瑞已呈遍地開花之勢：泰山忽然湧出了泉水，而 各地的芝草、嘉禾、瑞木更是不計其數。最終在當年的十月份，宋真宗完成了封禪大典。北宋朝廷借此盛事還邀請各國朝貢，因此，在大典上，還呈現出“萬國來 朝”的盛大景象。

這場鬧劇並未就此終結，嘗到甜頭的宋真宗決心將面子工程進行到底：每年都會有大量的祥瑞出現，宋真宗借此良機，不厭其煩地舉行了各種盛大的儀式。為了吸引 各國前來朝貢，北宋回賜的物品常常是貢品價值的幾十倍，甚至是上百倍，周邊國家樂此不疲地前來朝貢也就不足為怪了。這些包袱最終都轉嫁到百姓身上——為了 應付日益龐大的開銷，北宋朝廷不斷加重賦稅，為面子工程埋單的，最終還是百姓。

宋真宗的面子工程並沒使北宋強大起來，僅僅買通幾個大臣，造點兒“祥瑞”，然後大肆舉行各種典禮，就能在短時間內，營造出太平盛世、萬國來朝的局面。只 是，假的終究是假的，就算費盡心思地裝神弄鬼，時間也會慢慢揭穿面子工程的畫皮。而面子工程除了勞民傷財，還往往貽害無窮，造假者可以換來一時的風光，卻 會留下永遠的罵名。

4、清朝雖有“盛世”之名，但貧富差距世所罕見

清朝康乾時期，英國使團在登陸中國後一再震驚的，是繁華表象下的貧窮。

英國人斯當東和巴羅都注意到：“中國官員對於吃飯真是過於奢侈了。他們每天吃幾頓飯，每頓都有葷菜許多道。”與底層的普遍貧困強烈對照的，則是上層社會生活的豪奢。雖然底層社會中很少發現臉色紅潤的人，但政府高官中卻不乏胖人，這些達官貴人們生活中的主要內容就是吃。

斯當東說，他在中國所見到的房子，只有兩種，一種是大富之家，一種是貧寒人家。“所經過的地方以及河的兩岸，大多數房子都是土牆草頂的草舍。也有很少一些高大、油漆裝飾的房子，可能是富有者的住所。很少看到中等人家的房子。在其他國家裡，富有者和赤貧之間，還有著許多不同等級的中等人家。”

棄嬰隨處可見，道路兩旁、河道中央、垃圾堆上，隨時都有可能露出一隻蒼白的小手。巴羅說：“在京城一地每年就有近9000棄嬰……我曾經看見過一個死嬰的屍體，身上沒有系葫蘆，漂流在珠江的船隻當中。人們對此熟視無睹，彷彿那只是一條狗的屍體。”

斯當東得出的結論是，中國的貧富差距之大，是他們見過的國家中最厲害的。“中國有一句名言：‘富者甲第連雲，貧者無立錐之地’……但這句話在其他國家並不適用。”

5、乾隆帝盲目自大，閉關鎖國

1792年，英王喬治三世以給乾隆祝壽為名，派馬戛爾尼勳爵率領近700人的龐大使團，航海近一年，於翌年9月14日在熱河覲見了乾隆。大清君臣滿以為這是“遠夷慕化”，前來歸順效忠，不料這些“野蠻人”在國書中竟敢和天朝比肩，自稱“兄弟和朋友”而不稱“臣”，並且英使也不肯行三跪九叩大禮，甚至還有人提出要在中國開闢新貿易港口、租借島嶼、派遣常駐使節等。乾隆皇帝一口拒絕，讓他們盡快回國。

使團到鎮江時，清軍舉行了聲勢浩大的歡迎操演。可馬戛爾尼卻發現，清方城牆瀕臨坍塌，士卒衣冠不整，隊伍的主要裝備還是弓、箭、戟、矛、劍之類已沿用了千年的冷兵器，就像倫敦展示古代戰爭兵器時所見到的那樣。寥寥幾支落後的火槍，也已破爛不堪。因此，英國人非但沒被嚇倒，反而斷定 “中國社會已經被卡住無法前進”，“它的繁榮已經結束”，“在這裡可以輕而易舉地登陸”。

馬戛爾尼本想通過展示最先進的科技來贏得好感，進而順利達到外交目的。為此，他帶來了傑出的學者和作品，如天文學家、物理學家丁維提博士，帶來了英國最新的蒸汽機、棉紡機、織布機，最新的熱氣球、復滑車和天體運行儀，還帶來了衛隊，以便表演現代炮兵裝備。這本來是千載難逢的學習機會，然而，清廷卻不屑一顧。福康安將軍拒不觀看英國衛隊的操練和現代武器展示，皇帝和大臣們“對氣球理論、動物磁氣說、赫歇耳行星等反應冷淡”，貪婪的太監搶走大水晶吊燈時還把派克透鏡打碎了。天文學家痛心疾首：“這些透鏡舉世無雙，現在卻永遠也沒人知道了! ”他們憤而宣稱：“除了被一個文明國家征服之外，沒有任何辦法能使它成為一個偉大的國家。”這就是“康乾盛世”在一個“蠻夷”心中留下的印象。

乾隆選擇了閉關政策，也就是選擇了落後，選擇了倒退。一個沒有改革的古老王朝不僅不敢開放，即便開放，也最終抵擋不住帝國主義者的堅船利炮。

結語：“盛世”更需要我們去做而不是去說

從古到今，中國有許多延續千年的國家夢想：例如“王子犯法，與庶民同罪”的法治精神；夜不閉戶、尊師重道的道德觀念，“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的人權意識以及能“外御強敵，內混一統”的國家意識。當然，有許多夢想至今還未能實現，例如“耕有其地，病有所治，居有其屋，老有所養”。我們渴望“盛世”的熱切並不比以往任何時候差。

當社會財富嚴重兩極分化，公民正當合法權益屢屢受到侵犯，生活在城市、農村底層的大多數弱勢群體缺乏醫療、養老等社會保障，並且沒有解決這些問題的未來指向，即使如何傳播公平、法治、完善的國家形象內涵，也必然不為大多數國民所認可。

期待中的“盛世”現在更多需要我們去做些什麼，而不是說些什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