寫在春暖花開的時候
「等到春暖花開的時候，我一定去北京。」這是母親在電話裡再三說的話，可是沒有等到春天，母親卻永遠離開了我。
今年的冬天格外冷，我不知是嚴寒的天氣讓母親突然離去，還是母親的離去使我內心倍感寒冷；今年冬天的風格外大，雪格外多，母親走了。
去年當母親查出患有小細胞肺癌，一家人都在四處尋醫問藥的時候，母親卻悄悄地去問大夫：「我這病還有沒有希望？如果沒有希望我就不治了。」面對大夫不解的神態，母親十分平靜地說：「我不想拖累我的孩子，到最後讓他們人財兩空。」
在我的堅持下，終於將母親從東北老家接到了北京。病情剛剛有所控制，母親就匆匆出院，執意又回了東北。我以為母親忍受不了放、化療的痛苦，父親告訴我：「你媽覺得北京消費太高，什麼都貴，怕你負擔太重。也不想讓你每天往醫院跑，影響工作。」
我惦記母親的病情，每次電話裡母親都安慰我：「我挺好的，你放心吧。照顧好自己，別讓媽惦記你。等到春暖花開的時候，我一定去北京。」
春暖花開，成了我內心的一個期盼。在我的心目中，等春天到了，就可以和母親團聚了，母親的身體就會像天氣一樣一天天好起來。可這一切竟成為一個永遠的夢。
母親當了一輩子的老師，曾被評為市級勞動模範。六七十年代，在當時的教育方針下，學校曾一度將學生分成很多極富時代特點的「專業」。平日學習成績好的以及一些有「關係」、有「路子」的學生都去了「紅醫班」、「文藝班」，而一群家境一般、成績又不太好的淘小子組成了「木工班」。母親主動要求擔任「木工班」的班主任。那些日子，母親披星戴月早出晚歸，星期六還要去家訪，和學生們建立了深厚的感情。二十多年後，在母親60歲的時候，這些已是人到中年的漢子攜婦挈子自發地聚集一堂，將母親請到當地最好的酒店，每個人向鬢髮斑白的老師恭恭敬敬地行禮，然後一一介紹自己目前的工作和家庭。有意思的是他們當中沒有一個木工，倒是有不少已經當了廠長和經理。那天，母親高興得像個孩子，回到家裡還一個勁兒地說：「這麼多年了，他們都沒忘記我。」
我曾在北大學習、工作了整整十年，這一直是母親的一個驕傲。做了一輩子教師的母親，始終認為能在北大當老師是一種榮譽。80年代末，由於種種原因我離開了北大，母親很遺憾。轉眼又十年過去了，在這十年中我先後擔任過合資公司的總經理、國企集團的副總裁、海外財團駐中國的首席代表，但母親始終認為這些都不如在北大當老師。我曾半開玩笑地說：「我要是還在北大任教，沒準還住筒子樓吃食堂呢。」母親卻搖搖頭說：「這些並不重要。」儘管母親自己過了一輩子節衣縮食的清貧生活，可在她的心目中，錢並不重要。
由於工作的關係，我經常出差。每次將在國外和外地拍的一些照片給母親看，母親總是愛不釋手，一定要戴上老花鏡一張一張仔細端詳。一次，母親一邊翻看我在日本海濱的照片，一邊帶著遺憾對我說：「你媽這輩子連海都沒見過。」我說：「那還不容易，以後我帶您去看大海。」如今母親走了，可我卻未能讓她實現這個願望。母親在時總覺得來日方長，現在我才真正體會到什麼叫追悔莫及。
1月13日，長春氣溫達到零下39℃。原本只準備進行一個簡單的告別儀式，沒想到最大的告別廳裡站滿了前來為母親送行的人。他們當中有的甚至是冒著嚴寒坐十幾個小時的長途汽車來的。送行的車隊排成一條長龍，駕駛靈車的司機忍不住問我：「你母親是什麼官兒？」我說：「她從來沒當過官，她是個老師。」那天的靈車開得非常平穩，彷彿生怕驚動了熟睡中的母親。
母親走的時候還不到63歲，以現代醫學的觀點應該還算年輕，這令我倍感痛心。唯一安慰的是，母親是和我一起邁進21世紀的，她親眼看到了新世紀的曙光。
「昔去雪如花，今來花似雪。」如今北京的街頭到處是盛開的春花，在融融的春光裡，我把房間打掃得乾乾淨淨，靜靜地等母親回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