沙俄農奴制改革的外部背景：克里米亞戰爭失敗
俄國農奴制改革又稱俄國1861年改革，是俄國沙皇亞歷山大二世推行的社會改革。十九世紀中葉，俄國還頑固保存著野蠻落後的的農奴制。農民的人格和自尊心被無情的摧殘，他們整天無償的為地主勞動，甚至被作為物品抵押債務。大量勞動力被束縛在莊園裡，資本主義工業發展的必需勞動力由此缺乏來源。俄國經濟發展和社會發展也因此大大落後於西歐國家。
資本主義的發展
隨著資本主義的發展，城市人口的普遍增加，對商品糧的需求量迅速增加。十九世紀四十.五十年代，俄國糧食的平均產量為2億5千萬俄擔，其中在國外銷售的商品糧食為5千萬俄擔，占產量的20%。這就有力地刺激了商品糧的生產。列寧指出：「地主為出賣而生產糧食(這種生產在農奴制後期特別發達)，這是舊制度崩潰的先聲。」但是，俄國糧食的生產遠不能滿足國內外市場的需要。為了提高糧食產量，越來越多的地主開始採用機器，改良耕作制度和使用僱傭勞動。不過，在俄國當時的歷史條件下，絕大部分地主是採用增加勞役租和提高代役租的辦法，擴大自己的經濟收入。
在土壤肥沃、工業不甚發達的黑土各省和白俄羅斯，地主主要是靠縮減農民份地，擴大耕地面積，增加經濟收入。在這裡，十九世紀上半葉，地主的土地擴大了2～3倍，而農民的份地平均縮減了1/3和2/3，由每人7俄畝減至3.2俄畝。隨著地主耕地面積的擴大，勞役租加強了，勞役日也由每星期3天增加到4天.5天，甚至6天。
在俄國工業較發達的非黑土地帶省份，地主主要是把農民的勞役租轉變為代役租，並且日益提高代役租的數目。到五十年代末，在工業區每人一年所繳納的代役租更是大幅度提高。承受著如此重壓的農民，為了交付代役租便不得不離鄉背井，到城市或遙遠的地區受雇於手工工場或從事手工業和商業。這些農民在一定程度上脫離了農村，脫離了土地，成為自由勞動者。這就有力地破壞了自然經濟。
上述情況充分說明俄國農奴制危機的加劇，而農奴制危機的加劇破壞了地主經濟所賴以存在和發展的必要條件：自然經濟佔據優勢.農民的份地制度.農民對地主的人身依附等。特別是農業中僱傭勞動和機器的使用標誌著資本主義生產關係在農村已經開始出現。這不僅進一步加深了農業危機，而且加速了農村的階級分化。
在農民階級中，除了大批日益貧困和破產的貧農以外，還分化出了富裕的農民階層。他們有的租種地主和國有土地，成為土地經營者;有的開辦企業.酒店和旅館，成為企業主;有的收購和轉賣農產品和放高利貸，成為商人.高利貸者。而更富裕者成了擁有數萬，乃至數十萬盧布的大工廠主。他們構成了為農奴關係所掩蓋的農村資產階級，奠定了農村新的.資本主義的經濟基礎。
克里米亞戰爭的失敗
克里米亞戰爭的失敗使俄國內外交困.民怨沸騰，進一步加深了封建農奴制的危機，階級矛盾進一步激化，從而加速了農奴制的廢除。正如馬克思指出的：「歐洲一些合法政府只是在革命的壓力下或由於戰爭的關係才能廢止農奴制。」但1861年改革的基本原因，是已把俄國拖到資本主義道路上的經濟發展的力量。農奴制改革的準備在俄國，廢除農奴制已成為歷史的必然。但是，採取什麼方式，革命還是改革，是當時鬥爭的焦點。代表農民利益的革命民主派堅持用革命方式廢除農奴制，而貴族地主以及代表他們利益的自由派則力圖用改良的辦法廢除農奴制。當時革命形勢的發展，大有演成以革命方式廢除農奴制的趨勢，但是，農民運動的風暴卻沒有掀起革命的狂飆。
俄國長期處於落後的封建農奴制度的統治之下，農民長期受著農奴制的壓迫和封建思想的束縛，有關濃厚的皇權主義思想。儘管他們經常掀起反抗貴族地主和地方官吏的鬥爭，但是，他們不反對沙皇，甚至擁護和崇拜「好沙皇」，「沙皇被農民看成人間的上帝」。因此他們的鬥爭始終未能發展到自覺鬥爭階段，農民運動帶有明顯的自發性與分散性。各個地區的農民運動始終沒有形成統一的.對沙皇政府具有強大威脅的力量。結果，農民運動很快就被沙皇政府鎮壓下去了。正如列寧所指出的：「在俄國，給地主當了幾百年奴隸的人民，在1861年還沒有力量進行爭取自由的.廣泛的.公開的.自覺的鬥爭。」而工人階級還沒有登上政治舞台。
俄國的資產階級是在專制制度的卵翼下成長起來的，從來就不是一個革命的階級。沙皇政府不僅給予他們種種特權，而且以高額關稅保護他們同外國商人的競爭能力，以其侵略政策保證他們的國外市場，以大量的政府定貨為其廣開財源。同時，俄國的工業資產階級大多出身於商人，他們在一定程度上是在舊的生產方式的基礎上佔有剩餘產品，所以，俄國的資產階級與封建農奴制度有千絲萬縷的聯繫，他們需要這個農奴制國家。這時西歐資本主義國家所暴露出來的階級矛盾和階級鬥爭，特別是1848年巴黎無產階級六月起義，更使俄國資產階級一開始就懼怕革命。
由此可見，雖然俄國革命形勢日益成熟，但是，摧毀農奴制的力量還不具備。結果，代表貴族地主利益的沙皇政府為保存搖搖欲墜的封建農奴制度和貴族地主的政權，被迫進行了「自上而下」的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