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利芬計劃”:狹隘軍事主義是如何毀滅世界的

“施利芬計劃”:狹隘軍事主義是如何毀滅世界的

世界歷史雜談

“施利芬計劃”:狹隘軍事主義是如何毀滅世界的

1913年1月4日,阿爾弗雷德馮施利芬伯爵在柏林家中去世。此時離大戰爆發還有14個月。79歲的老元帥並未像他的偉大前任毛奇伯爵一樣,在垂暮之年思考「高於世間理性的上帝的和平」,他睜開高度近視的眼睛,留下一句簡短的遺言:「務必加強右翼!」

清瘦、憂鬱、沉默寡言,從未作為統帥指揮過一場真正的會戰,施利芬的形象和我們印象裡的「軍國主義者」大相逕庭。他不喜歡榮譽或勳章,對同時代德國軍人欣賞的哲學和音樂也不感興趣,唯一的愛好是工作本身。擔任德軍總參謀長的15年裡,施利芬常常整夜待在班德勒大街的辦公室,研究機關鎗和汽車這樣的新發明對大兵團包圍戰的影響。他的勤奮、離群索居和數學家般的嚴謹思維,後來都成為與那份著名計劃有關的傳奇的一部分。

當施利芬在1891年成為德國陸軍的掌舵人時,兩線戰爭的陰影已經籠罩在這個中歐強國頭上:由於柏林不再重視與俄國的友誼,聖彼得堡正在和巴黎親密接觸。這樣一來,一旦法國為收復阿爾薩斯-洛林而對德開戰,綽號「蒸汽壓路機」的俄國陸軍將從東方威脅東普魯士,從而使德國陷入戰略包圍。偉大的毛奇在1870年代曾經制訂過一個應急方案,在開戰之初集中兵力削平東線的波蘭突出部,迫使俄國終止進攻,隨後回師西線,依托邊界要塞群向法國發動反擊。但毛奇計劃的成功取決於軍事策略和外交談判的結合,如果俄國在遭到第一波打擊後拒絕媾和,或者法國以全民皆兵的游擊戰牽制德軍的攻勢,德國就有陷入消耗戰的危險。這是不「科學」、也不徹底的。

作為一代名將漢尼拔的崇拜者,施利芬嚮往的是以公元前216年的坎尼會戰為代表的戰爭模式—集中兵力、側翼包圍、一舉殲敵、快速制勝。這種模式排斥具有不確定性的政治和外交因素,把賭注完全下在軍事決戰上。領土縱深寬廣、交通設施不良的東線顯然不是此種決戰的首選,實際上,先天不利條件給臃腫的俄國陸軍造成的影響還要大過德國。倒是動員速度迅捷、只須對德國一國作戰的法國更有可能威脅到德國西部的工業區,加上德國本身的鐵路網適於在短期內把部隊集中到西部和南部邊境,西線也就取代了毛奇計劃中的東線,成為第一制勝方向。

從1892年開始,施利芬花費了整整13年來完善他的「先西後東」決戰方案,夙興夜寐、靡有朝矣。由於法國在新邊界附近修築了大量防禦工事,德國的進軍顯然不能以此為正面;在凡爾登以北、比利時邊境南方有一個可選的突破區,但寬度不足,無法通過大批軍隊。在1897年,施利芬提出了解決這一問題的最終方案—置比利時中立於不顧,將西線5個集團軍中的4個配置在德國與比利時-盧森堡的邊境線上。戰爭爆發後,配置在梅斯以南至瑞士邊界的1個集團軍(左翼)作為「鐵砧」,以防禦姿態阻滯法軍的推進;同時由右翼4個集團軍構成的「鐵錘」突然穿越比利時和盧森堡,進入防禦空虛的法國北部,沿海岸線向南做大範圍迂迴,把法軍主力向東壓縮到瑞士邊界附近,予以徹底殲滅。從地圖上看,經比利時向法國北方迂迴的右翼恰如一扇巨大的門板,從構想到規模都極具震撼力。施利芬計劃將西線兵力的7/8配置在右翼,以確保「門板」的拍擊足夠有力。而西線所用的兵力又佔開戰之際德國陸軍總兵力的7/8,只留1/8力量在東線牽制俄軍。按照施利芬的估計,若西線的「巨型坎尼」進行順利,德國可望在4-6周內擊敗法國,隨後再以鐵路將大軍調動到東線,對俄國施以痛擊。

站在純理論角度,這是一個劃時代的方案:它把過去僅僅停留在戰役層次的側翼包圍提升到了戰略高度,並且最大限度地利用了德國在動員和運輸速度上的優勢。那位孤獨的戰略數學家將畢生心力傾注在這個計劃上,指望為他的祖國贏得一場決定命運之戰。

然而,除去純粹的理論優點外,施利芬計劃在每一個實施細節上都值得商榷:為了追求理想化的軍事勝利,它對比利時的中立地位置若罔聞,包括從未向外交部門咨詢如何使侵犯中立國領土的影響最小化。日後促使英國對德宣戰的不是柏林與法國之間的戰爭,而恰恰是德軍對比利時的入侵。施利芬計劃把成功的希望完全寄托在右翼「門板」的旋轉上,但對法軍可能做出的反應不甚了了,完全忽視了紙面上的精確性在實施過程中可能被諸多因素所改變。而「門板」在以近百萬人的規模密集穿越比利時領土時,所需的補給強度也是施利芬沒有考慮到的,他仍然在以1870年時的經驗忖度這個問題。假如右翼真的擴充到計劃中的規模,他們的彈藥可能在決戰開始前就已消耗完了。

更危險的因素在於,因為施利芬追求的是一份基於純粹概念的、完美主義的戰爭計劃,卻不考慮需要耗費的資源量,他所要求的兵員數量,實際上已經超出了德國所能承擔的上限。1906年版的「施利芬計劃」要求動用33.5個軍參與西線攻勢,而當時德國陸軍的總兵力僅有20個軍,算上開戰後可以在短期內組建的7個後備軍,兵力缺口仍有近1/5,這還沒有考慮東線防務。如果把東線兵力設定為4.5個軍,則德國陸軍的一線兵力,至少比施利芬所期望的少1/3。而在雄心勃勃與英國展開海軍競賽的背景下,即使柏林始終在有計劃地增加陸軍軍費,並在1910-1914年的四年間把這一數字從8.34億馬克提高到了18.06億馬克,仍然沒有可能迅速填補這一缺口。到1914年夏天戰爭爆發時,德國陸軍的總數為79個師,比施利芬時代增加了16%,其中9個師在東線,70個師在西線;而他們在法國前線要對抗74個法國師、20個英國師和6個比利時師,完全力不從心。儘管因為繼任者採取的調整措施,用於充當「門板」的右翼兵力已經減少到了54個師,但所需的運輸和輜重車輛仍然短缺78%。與其說隨後在馬恩河戰線的止步是一場意外,倒不如說已經是奇跡了—一次力不從心的進攻,居然表現出了功敗垂成的假象。

和「施利芬計劃」一樣,同一時期法國的第17號計劃、奧地利的波蘭入侵計劃同樣表現出了狹隘軍事主義的特徵。它們對政治之於軍事的指導作用不屑一顧,根據一種絕對化的、極端悲觀的安全假設,制訂出一系列追求「完美勝利」的戰爭計劃,既不關心這些計劃需要耗費多少資源,也不考慮紙面上的精確性能否付諸實踐。軍隊領袖們有如兢兢業業的鐘錶匠,興高采烈地調試著自以為了得的殺人機器,卻忘記了這架機器不僅運轉不暢,而且一經啟動就停不下來。拿19世紀初的普魯士參謀總長馮格羅曼將軍的話來說:「花幾年時間在辦公桌上制訂一個詳盡的作戰計劃純屬胡鬧,那是軍事領域的文學創作。」所謂數學家式的完美方案,在真正的戰場上不過是一部低俗小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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