男人好色的兩種死法

世上男人終有一死，男人的死法有兩種，一種是死於好色，另一種死於不好色。如此二分在邏輯大概可以說通。不久前寫關於希特勒的一些文章時，我隱約覺得「好色」而死亦可分為兩種：一則好「女色」，二則好「國色」。

死於「女色」，中文世界裡有諸多境界，最著名者莫如尋芳客們的口頭禪「牡丹花下死，做鬼也風流」。小學歷史入門課的第一個人生忠告就是男人不能像商紂王那樣好色，為了那個叫妲己的妖姬，最後被「雙丟」（丟了天下、丟了腦袋）。但是本文所說的「國色」，並非代指妲己、楊貴妃等傾城傾國、沉魚落雁的麗質佳人，而是說一個國家被賦予的虛妄前途。所謂好「國色」者，就是那些把自己國家當作絕世美女去愛戴，愛到如癡如醉，愛到死去活來，愛到不知什麼時候丟掉自己的人格終於走火入魔的人。如果他因此丟失了自己的性命，我們就謂之為「死於國色」。

走火入魔最大的危險就是使人失去常識。去年在德國引起廣泛爭議的電影《毀滅》極好地複述了希特勒當年如何迷戀「國色」。曾記否，這位落魄畫家一旦大權在握，就要以一人之意志強力推行自己的理想主義。國家是畫布，人民是畫筆，而在戰場上，士兵就是被顏料包裹的筆尖。所謂生靈塗炭，其時不過是生靈塗上專制的五顏六色。自古以來讓人景仰的政治韜略從此不得不讓位於這位拙劣畫家的行為藝術。俗話說，各行其是，各司其職。誠然，搞政治的人去搞藝術，是對藝術的褻瀆; 然而搞藝術的人去搞政治，又何嘗不會將政治推向險境？藝術的詩性思維，因為對完美的崇拜和追求，可能會將政治推向另一種極端。在政治與意識形態的強力推動下，理性終於讓路於荒誕。所以，當蘇軍將柏林炸得地動山搖時，躲在地下室裡的阿道夫甚至露出一絲微笑。他對站在新柏林沙盤旁的建設師說，柏林炸得越平越好，到時我們重建柏林就省力了。

在我看來，歷史上一些因為惡政孽生出來的大災大難，大多都是因為詩性思維壓倒理性思維所致。因為前者重意境、重審美（當知在人的潛意識裡悲劇是美的極致）、重概念而輕邏輯。改天換地、推倒重來、「舊的不去新的不來」等「壞事變好事」式的辯證法就是典型的詩性思維。在啟蒙運動和詩性思維這兩股巨浪的推動下，終於釀成了綿延於上一世紀的災難。它包括那些以為只要花上短短一二十年便可以建立人間天堂的極端烏托邦運動以及持續六年席捲亞、歐、非三大洲的世界大戰。這種好「國色」的理想主義可以簡述為「鳳凰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