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可以對他的行蹤瞭如指掌——原本用在出租車上的GPS定位系統，如今被一些都市女性運用得淋漓盡致，成為時下一些面臨「信任危機」的家庭裡妻子對付丈夫的一大「撒手鑭」。

一邊是妻子為找到這樣一個高科技的手段來「監控」丈夫而暗自高興；一邊是丈夫或「渾然不知」或知道後大發雷霆，婚姻家庭關係依然如故或更加「糟糕」。對GPS的新用法，律師和社會倫理學專家們無論在「法與情」還是在「情與理」中，都難以找到認同點。

靠GPS將丈夫和情人「當場拿獲」

張某10多年前與丈夫一起到深圳打拼，10多年後夫妻各自開上了高檔家庭轎車。但近兩年，張某發現丈夫經常借口談生意，很晚才回家，便開始懷疑丈夫有外遇，可丈夫矢口否認，苦於沒有證據，張某對此只能睜一隻眼閉一隻眼。後來張某瞭解到有一種GPS衛星定位系統，既能防盜搶，又能跟蹤汽車的方位，她靈機一動，瞞著丈夫在他車裡裝了個GPS定位器。

一個月後，丈夫說要到廣州辦事，翌日才回。張某像往常一樣，叮囑丈夫開車小心點，車不要開得太快。丈夫出門一小時後，張某即給GPS公司電話，要求查詢車的方位，公司經過定位後告訴她車在深圳的一條主要道路上行駛。之後張某又迅速打電話給丈夫，詢問他現在在什麼地方，丈夫撒謊說「在廣深高速上走，快要到廣州了」。半小時後，張某根據GPS公司的指示，在深圳一個小區裡找到了丈夫的車。當丈夫與另一女子下樓準備駕車出門時，被張某堵了個正著。

妻子不承認「跟蹤」 丈夫無奈報警

浙江某城市的一位女士，也在自己丈夫的車裡裝了個定位器。從此以後，她便如同長了「順風耳」，甚至連丈夫跟朋友說了什麼話，她都知道得一清二楚，還曾打電話責備丈夫的朋友「亂講話」。

疑惑的丈夫左尋右找，終於在自己車內找到一個「竊聽器」。儘管丈夫百般質問，該女士還是死活不承認，說：「我學會了算命，你在外面幹什麼我都知道１而對於丈夫後來「繳獲」的「竊聽器」，這位女士依舊不肯承認，辯解道：「這是高科技的東西，你不懂１不料，丈夫報警了。經過警方的調查才確認，「竊聽器」原來就是GPS定位系統。得知真相後，丈夫氣得要和妻子離婚，還要告她侵犯「隱私權」。

反應強烈的人多半是心裡有「鬼」？

在廣州，筆者就此隨機採訪了十多位市民，其中大多數人認為這一行為不可齲華南師範大學計算機系的小戴說，如果女朋友採用這種方法監控他，他會覺得這個女孩子疑心太重，對男朋友缺乏起碼的尊重。「老被一雙懷疑的眼睛盯著，想想都覺得毛骨悚然。這樣的女孩子一定不能要。」小戴說。

年近五旬的吳女士則認為，夫妻之間貴在真誠與信任，如果婚姻要通過這種極端的方法維繫，「強扭的瓜不甜」，大家都不會幸福。新婚不久的小寧則說：「我覺得這樣做的人都挺可悲的。應該用自己的魅力、人品鎖住愛人的心，而不是用這些稀奇古怪的方法。」但是也有女士表示，身正不怕影子斜，男人如果循規蹈矩，妻子怎麼監視他都不用怕，那些反應強烈的人，多半是因為他們自己心裡有「鬼」。

專家說法

社會學家：有可能使婚姻出現更大的裂痕

中山大學社會學系教授王寧在接受筆者採訪時表示，這種做法是不妥當的。他說，無論婚姻還是戀愛，它的基礎都是寬容、信任。如果男女雙方連起碼的信任都不存在了，那麼這段感情已經出現了嚴重的危機，這種危機不是單靠監控他人行蹤所能解決的。監視伴侶的以中年女性居多，這是因為她們普遍存在著一種危機感。男性在四十多歲的時候，正處於事業和人生的巔峰，而他們的妻子，大多數已經青春不再。她們害怕丈夫忘本，自己後半生沒有保障，這種心情是可以理解的。事實上，丈夫事業成功後拋棄糟糠之妻的事情，的確也屢見不鮮。

王寧說，這種危機感使她們自然而然地變得多疑，甚至創造出一個「假想敵」。正如克林頓所說：「你想要一個敵人，就能創造出一個敵人。」這些女性用高科技的手段監視丈夫，就有可能創造出一個敵人。但實際上，這種做法有可能導致丈夫的反感，使婚姻出現更大的裂痕。

王寧說，夫妻在四十歲左右，由於雙方身份、地位等各方面的差距，比較容易產生婚姻危機，這個時候，除了要求妻子調整好心態，更應該調動丈夫的責任心。如果丈夫在打拼事業的時候，享受了妻子的貢獻，卻在事業成功之際，沒有履行作為丈夫的義務，那麼，他在道德上是應該受到譴責的。

律師：夫妻之間的跟蹤、監視沒構成侵權

廣東紅棉律師事務所的高智平律師則從法律的角度對此進行了分析。他說，根據《民法通則》有關人身權的規定，我國《民法》保護公民人身權中的生命健康權、姓名權、肖像權、名譽權、婚姻自主權和男女平等民事權利等6大權利，沒有明文規定保護隱私權。換而言之，《民法》沒有對保護隱私權作出任何強制性規定。他認為，夫妻之間的這種跟蹤、監視行為，屬於「家務事」，沒有構成侵權違法。

還有一些法律工作者則認為，《婚姻法》中規定夫妻之間負有對彼此忠誠的義務，用這種手段證實自己的伴侶是否忠誠，並不構成侵權。但如果雙方不存在婚姻關係，那這種無時無刻的監控，便有侵犯隱私的嫌疑。「但無論是夫妻還是情侶，從道德上說，這種做法是不值得提倡的。」一位魏姓律師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