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的罵人話，真是多樣，近世以來出現頻率最高的，恐怕就是“他媽的”了。魯迅 寫過《論“他媽的”》一文，稱這句詈語為“國罵”。由“他媽的”，魯迅又談到古籍中出現過的罵人話：

　　

　　這“他媽的”的由來以及始於何代，我也不明白。經史上所見罵人的話，無非是“役夫”，“奴”，“死公”；較厲害的，有“老狗”，“貉子”；更厲害的，涉及先代的，也不外乎“而母婢也”，“贅閹遺丑”罷了！

　　

　　魯迅把古代的罵人話分為三級：一般的、較厲害的、更厲害的。其中“較厲害的”一級，實際是罵人“不是人”，是“禽獸”，這種罵法，我以為是極厲害的。我甚至感覺，它比“而母婢也”和“贅閹遺丑”還厲害，因為婢者、閹者畢竟還是人。

　　

　　在中國人的罵詈之語中，罵人“不是人”，是“禽獸”，應該說是至辱之詞。平時人們罵人，常罵某人是“小人”、“奸人”、“惡人”，雖也很厲害，但畢竟還承認他是人，但若罵他“不是人”，是“禽獸”，或是更進一步罵為“禽獸不如”，那麼，也就是說此人壞到頭了，應該被開除出人類了。這實際反映出中國人的一種傳統的道德觀、榮辱觀：全無德行的人簡直不能算人，而只能與禽獸同類。

　　

　　《後漢書·劉寬傳》中有一條材料，很能說明罵人“不是人”，是“禽獸”的厲害程度。傳載：

　　

　　寬簡略嗜酒，不好盥浴，京師以為諺。嘗坐客，遣蒼頭市酒，迂久，大醉而還。客不堪之，罵曰：“畜產。”寬須臾遣人視奴，疑必自殺。顧左右曰：“此人也，罵言畜產，辱孰甚焉！故吾懼其死也。”

　　

這段記載頗為有趣，也頗能說明問題。劉寬，東漢靈帝時曾任太尉，性寬厚，好飲酒，其奴僕則更有嗜酒之好，被遣買酒時，竟先痛飲一番，大醉而歸。客人忍受不了這個奴僕的醉態和誤事，遂大罵其為“畜產”。“畜產”即畜牲、禽獸的意思，換句話說，就是“不是人”。客人罵便罵了，劉寬卻擔起心來，他生怕這個僕人自殺。何以一句詈語，就可能讓人自殺呢？劉寬解釋了原因：“蒼頭是人，卻罵他是畜生，還有什麼比這更厲害的嗎？”劉寬知道，奴僕雖然身份卑賤，但若辱其不是人，他也會羞憤至極，感到難以忍受。從《劉寬傳》的這條材料可以看出，在東漢，罵人“不是人”，是“禽獸”，是多麼嚴重的罵詈之詞，是極可能造成嚴重後果的。

　　

　　這類罵詈之語起自何時，我不得確知，但先秦的文獻中已經出現，是可以肯定的。《列子》說，夏桀、殷紂雖狀貌七竅，皆同於人，但有禽獸之心。《孟子》、《荀子》、《管子》中都提到“禽獸”這句詈語。以後歷代，此類罵人話更是綿延不絕。魯迅所舉的“老狗”和“貉子”，分別出自漢代班固的《漢孝武故事》和南朝宋劉義慶的《世說新語·惑溺》。前書記栗姬罵景帝為“老狗”，武帝深恨之。後書記晉武帝時人孫秀的妻子蒯氏罵孫秀為“貉子”，孫秀大怒。隋代，隋文帝楊堅曾罵太子楊廣：“畜生何足付大事！”（《隋書·宣華夫人陳氏傳》）清代，雍正皇帝罵年羹堯：“如年羹堯這樣禽獸不如之才，要他何用！朕再不料他是此等狗彘之類人也。”雍正還給與他爭皇位的兩個兄弟分別改名為“阿其那”和“塞思黑”，意思是豬和狗。抗戰時期，陶行知先生在一次著名的演講中，罵汪精衛、周佛海等汪偽政權頭目是“衣冠禽獸”，反共頑固派還被我黨領袖毛澤東罵為“不齒於人類的狗屎堆”。文革期間，國人相罵甚劇，此類罵詈之詞也高頻率地出現，如罵人為 “一丘之貉”（疑從晉人蒯氏所罵的“貉子”而來），成為許多造反英雄的口頭語。又如，“不齒於人類的狗屎堆”，被專門用來罵挨整的各類分子們——— 這句罵人話實在是厲害，因為這不但罵你不是人，是禽獸，而且將你目之為禽獸所遺之矢，還有比這更厲害的嗎？

　　

　　關於“不是人”這句詈語發生的緣由，我說不很清楚，但我想它一定來源於古來人們在日常生活中的感受，即：畜生、禽獸不如人，沒人性；同時，人們還悟出，在人性中，實際也包含著某種獸性因子，從而促使人做出全無道德的禽獸行為。關於人性中包含獸性因子，恩格斯有一個透徹的看法：因為人是從動物界來的，所以天然地或多或少保留著一些獸性因子。

　　

　　另外，這句詈語的形成和普遍化，大概還與先秦哲人的“人獸之辨”有直接關係。孟子曾提出過“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的哲學命題，認為一個人如果不合乎人的規定性，那他就是禽獸而不是人了。什麼是人的規定性呢？孟子的解釋是，人必須講道德，知禮義，否則便是禽獸。孟子說：“人之有道也，飽食暖衣，逸居而無教，則近於禽獸。”（《孟子·滕文公上》）意思是說，人所以為人，有其規定性，如果只是吃飽、穿暖、住得舒適，但不給予道德教化，就與禽獸相近了。荀子也說過，人若無禮義，便同禽獸無異。《管子》雲，“倍（背棄）人倫而禽獸行，十年而滅”。也把違背人倫視為禽獸之行。總之，孟、荀、《管子》都把是否遵守禮義人倫作為人獸之別的標誌。當然，他們所目為禽獸者，並非真的禽獸，而是“人中之禽獸”。他們的人獸之辨，對後世人們的文化心理影響很大，表現在詈語裡，便是“不是人”、“是禽獸”這類詈語的普及和強勢化。馮友蘭先生曾推斷罵人為“禽獸”可能是從孟子那句“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的命題中邏輯地推出來的。這一推斷，甚是有理。

　　

　　中國的古人是極重做人的。朱熹曾經教導門徒：“聖人千言萬語，只是教人做人”。“教人做人”四字，第一個“人”字指肉體之人，第二個“人”字指區別於禽獸的、有人群道德標準的人。一個人如果完全不懂“做人”之道，即便有人的軀體，也同於禽獸。近代湖湘文化的著名人物唐鑒、曾國藩還說過這樣的話：“不為聖賢，便為禽獸。”聖賢與禽獸，有時確實就隔著一層紙。這層紙是什麼？就是道德底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