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德哥爾摩綜合症：人是可以被馴養的

自有人類文明開始，有一種心理病症可能就已存在，然而直到上世紀70年代，這種病症才由於一個刑事案件受到重視，並以此得以命名，這就是斯德哥爾摩綜合症（Stockholm syndrome）。

1973年8月23日，瑞典斯德哥爾摩的某家銀行裡，突然闖進兩個全副武裝的綁匪，先是一陣狂掃亂射。綁匪一邊掃射一邊說：Party開始了。此後，綁匪將幾名銀行職員挾持為人質，並將他們扣押在銀行的地下保管庫裡。匪徒提出的條件是，釋放在押的同夥，保證他們安全出境，否則將人質一個個處死。

經過六天的營救，警方設法打通了保管庫，用催淚瓦斯將人質和劫匪驅趕出來，狙擊手同時作好了危急情況下擊斃劫匪的準備。然而，離開保管庫後，幾名人質反而將劫持者掩護起來，保護他不受警方的傷害，此後甚至拒絕提供不利於綁匪的證詞。更為離奇的是，其中一名女人質還由此愛上了一名劫持者，等他獲釋後就要嫁給他。

人們無法為這個匪夷所思的事件做出合理的解釋，只好將它病理化。從而，在心理學、醫學領域出現了一種新型的心理疾病：斯德哥爾摩綜合症。這個病症又被稱為人質情結，概括而言，是指犯罪的被害者對犯罪者產生情感，甚至反過來幫助犯罪者的一種情結。

後來，人們發現，斯德哥爾摩綜合症幾乎是人質挾持事件中相當普遍的一種現象。

1976年，法航139次班機被恐怖分子劫持到烏干達的恩德培機場。根據一名頭腦清醒的女人質回憶，劫持過程中，留給她強烈印象的不是恐怖分子如何凶神惡煞，如何毆打、虐待旅客，而是每當恐怖分子頭目發表演說時，全機艙裡就會發出如潮的掌聲。這個叫做達維森的女人質在回憶中說了這樣一句話：“現在，只是現在，我才理解。當人們想活命時，是最容易受騙的。”

前不久報道說，意大利兩位被劫持的女記者獲救之後，不但不感謝政府的努力，反而“支持伊武裝分子的‘正義之戰’”。這或許也是斯德哥爾摩綜合症的體現（也有可能不是，這裡還涉及到政治信仰問題）。不過，斯德哥爾摩綜合症在007系列之《黑日危機》中有過明確的表現：該片中被劫持的石油大亨的女兒，後來助紂為虐。

我可以列舉出一連串的斯德哥爾摩綜合症事例，不過沒有這個必要，大家通過強大的網絡搜索引擎可以瞭解得更詳細。

傑弗遜大學綜合醫學中心精神和行為醫學主治醫生楊景端博士在哈佛大學燕京禮堂演講中，分析出人產生斯德哥爾摩綜合症的四個條件。

（1）要人質切實相信生命正受到威脅。

（2）施暴的人會給人質施以小恩小惠。

（3）控制人質的信息來源和思想。

（4）讓人質感到無路可逃。

插播：心理分析學的看法，新生嬰兒會與最靠近的有力成人形成一種情緒依附，以最大化周邊成人讓他至少能生存（或成為理想父母）的可能，此綜合症可能是由此發展而來。斯德哥爾摩綜合症是角色認同防衛機制的重要範例。

這四個條件下，人們就會產生斯德哥爾摩綜合症。接著，楊景端博士說道：“那麼這個斯德哥爾摩綜合症的製造者，既可以是一個綁匪，兩個綁匪，也可以是一個組織，當然也可以是一個國家機器。受害者可以是一個人，兩個人，三個人，也可以是一群人，整個國家。”我們不難看到，從心理學與精神病理學上來看，這是一種針對個人的現象。然而就以個體為元素的社會心態而言，歷史也呈現出一種社會的斯德哥爾摩綜合症。

楊景端提出的四個條件仍舊是直觀的歸納，在我看來，我們本能夠走得更遠一些，看得更深一些（我在後面將會提出我的意見）。不過，他為我們提供了一個具體視角：用斯德哥爾摩綜合症看待社會，甚至檢討歷史事件。當然，尤其觀照的是專的社會。

在專社會裡，統治者與臣民的關係可類比為綁匪與人質的關係，而臣民都將與人質一樣，全部是斯德哥爾摩綜合症的患者。由此，臣民無疑符合上述的四個形成斯症的條件。不妨我們一一對照：

專社會最常用的統治手段就是暴力，所謂暴。每一個想要與這個專體製作對的臣民都將受到生命的威脅。中國歷史上以謀逆罪最大，犯此罪者殺無赦。統治者會反覆強調這一點，目的正是“要人質切實相信生命正受到威脅”。

專統治者的一個要求是對臣民進行統治與管理，並從中獲得最大利益。他不會讓臣民死，而只是要搾取他們，保證自己的持續生存可能。控制人質的綁匪也是這樣的心態，手中有人質，就等於握住了生的機會。因此，人質不能死，臣民不能死，要保證他們維持生命的基本物質：食物與水。這就是“施暴的人會給人質施以小恩小惠”。在中國歷史上，出現大規模的農民起義的時段，都是專下的“人質”實在被逼到了“想做奴隸而不得”的時代。如果能夠保證小恩小惠，臣民們都是甘願做奴隸的斯德哥爾摩綜合症患者，他是不會反抗國家“綁匪”的。

第三個條件是封鎖信息，這是專社會的一個明顯特徵，無須分析，我在《歷代禁書記》中談到的統治者禁毀讖緯著作就屬於此類。

最後，我們很明顯地看到，專社會裡的老百姓只有兩種選擇，即生與死的選擇：要麼反抗，結果是被國家“綁匪”一槍斃了；要麼適應被統治，滿足被挾持，由國家“綁匪”培養成患者，培養成順民。這就是“無路可逃”的境地，別無選擇的餘地。

從這個粗淺的分析中，我們看到在專社會裡能夠存活的，都將成為斯德哥爾摩綜合症患者，他們最初驚恐，接著會局部的、微弱的反抗，如果反抗無效，他們傾向於默認與接受自己被挾持、被統治的現狀，最終甚至是習慣被挾持，依賴被統治，崇拜這些綁匪與國家“綁匪”。

滿清入關時，有著名的“雉法令”：留發不留頭，留頭不留發。有多少前朝的遺老、遺少敢於挺身試法，甘願保住中原的束髮習慣，而不願淪落為“披髮左衽”的番夷臣民。然而，200多年過去，時間過渡到近代的辛亥年，命的號角吹響，剃髮成為擁護命的一個身體標識。這時，我們看到的是一批批已經身患重症的“人質”，他們留戀這根表示人質身份的辮子，為取消他的人質資格而感到痛心。由此，我們看到，尤其在專的社會體制下，專的當權者作為綁匪的身份出現，而被侵略與奴役的臣民則以人質的角色來希圖適應這個新“綁匪”劫持與威脅“人質”的方法。我們不得不說，這首先是心理上、精神上的依賴，是向綁匪靠攏的願意被馴養狀態。

個人是國家的摹本，個人的心理變化會呈現出國家與社會的價值取向；個人的精神狀態將組合成國家與社會的集體狀態。由此，人質依賴綁匪的斯德哥爾摩綜合症的病理形成模式也正是順民服從專統治的一個國家政治摹本。等到這種病症日益嚴重化，國家與臣民形成了一種管理與被管理的習慣形式，不論這種形式是暴力的還是教化的，是懷柔的還是高壓的，總之，習慣已經建立起來，社會秩序會進入平衡狀態。

然而，如果綁匪被執法部門制服了，人質被“解救”出來。這種平衡不論從個人的心理上還是此後與人相處上都被打破。這個當年的人質，也就是斯德哥爾摩綜合症患者，具有兩種十分明確的行為趨向：或者尋求重新被人淪為人質；或者尋求將別人淪為自己的人質。總之，要重建這種綁匪與人質的相處平衡。引而申之，這個綁匪與人質的關係摹擬到臣民與專統治者關係上，亦即社會的斯德哥爾摩綜合症上，如果原有的國家“綁匪”被取代、被倒，那麼社會的人質——臣民就實際被解救出來。專的統治模式的社會平衡也同樣被打破、被破壞，那麼被解放的順民，作為患社會斯德哥爾摩綜合症的順民，也呈現出兩種十分明確的行為趨向：或者尋求重新做順民的機會，這就是那些前朝遺老們的普遍心態；或者尋求讓別人做順民的可能，這正是陳勝、劉邦、黃巢以及朱元璋等農民起義領袖的典型病理症狀。

斯德哥爾摩綜合症這一病理學概念對歷史學的價值就是，它解釋了遺老存在的理由，也很好地解釋了近代以來，因循守舊的清朝遺民為何要拚命維護曾經寧願流血砍頭也不要辮子的那根辮子。

就制度與社會而言，楊景端提出的產生斯德哥爾摩社會綜合症的條件過於直觀化，它只是提出了一種綁匪與人質患者之間關係的簡單輪廓，或者說狀態，而不能完全解釋這種病症產生的原因。我在這裡，也無法提出一些深刻的形成原因，一切只是探索。

首先，我認為，斯德哥爾摩綜合症不論是在醫學範疇，還是在政治學、歷史學範疇內，都存在一個生理學上的條件反射原則，即面對外部強大的壓力，尤其是死亡威脅，所有生物都會表現出一定程度的服從。這造成的結果是，每一種動物，包括人在內，都有被馴養的可能。基本需求是一個底線，有吃有喝，生命得以延續，面臨暴力的強權，只有低頭才能獲得延續生命的可能，這或許是源於本能反應。就像人類在馴化狗的時候，常常以食物為引誘，輔之以鞭子，讓他做什麼，他才會做什麼。同時，隨著這個馴化過程，狗對主人也形成依賴的習慣與情感。表現在人類社會中，專統治者對臣民的馴化，是通過各種暴力的體罰（例如懲戒性機制）、規範化的思想教育（例如儒家五倫等統治思想的滲透）以及適時的小恩小惠（例如封官進爵等籠絡人心的獎勵機制）而實現的，結果是培養出大量“為綁匪打掩護”的順民、良民。

只要是動物，就有被馴養的可能。人自然逃不出這個藩籬，這一條是根本的。

再者，人類有一種原始的渴望，那就是對英雄的崇拜。這裡的“英雄”，並非單純說綁匪就是英雄，而是說英雄形象與綁匪之間存在某種關聯。人類作為一種動物，其原始本能保留著一種處理問題的極端方法，這也是一個底線，即通過肢體衝突來解決問題，例如爭奪食物、爭奪配偶等利益。在無禮可講的情況下，動手成為唯一可行的辦法。誰施暴的力量大，誰就成為新的統治者與支配者，“唯兵強馬壯耳”，“槍桿子裡出政”，說到底這是一個原始的信條。勝者為王，敗者為寇。以成敗論英雄。手中掌握對人質生殺予奪大權的綁匪就是以勝者的姿態，獲得人質潛意識的心靈崇拜與傾慕。這樣的形象，通過一些熏染個人英雄主義的影片更得以傳播與彰顯。在影片中，一個匪徒被構想為英雄，人們可以崇拜他，必然要崇拜他，例如香港電影中的“古惑仔”就是一個將匪徒想像為英雄的典型。這是就個人而言的，在國家領域，專社會裡的多數人對專的君王完全是出自本能的傾慕與崇拜。他們是“聖上”，是“主子”，是人們理想的“天子”，是全民偶像。在斯德哥爾摩社會綜合症患者心目中，秦始皇、漢武帝、成吉思汗、康熙大帝、拿破侖、蔣介石、***一定都是名列前茅的偶像人物。

一個明顯的現象是：在專社會裡，如果沒有英雄，沒有“核心”，人們會感到恐慌，會故意呼籲出一個“核心”，袁世凱的上台就是證明。從這個意義上說，張藝謀定是一個斯德哥爾摩綜合症患者，他通過《英雄》這部影片表達了對秦始皇這個國家“綁匪”的傾慕，並且主觀地將當時的六國人全部假想為呼籲統一的斯德哥爾摩綜合症患者。其實，他搞錯了，七國時代的人還不是斯德哥爾摩綜合症患者，心中沒有呼喚“核心”來綁架天下的衝動。秦始皇對天下人的劫持是中國人患斯德哥爾摩綜合症的開端。

如果一名恐怖分子用槍頂著你的太陽穴，然後輕柔地對你說：“人的最高權利是生存的權利”，你會不會感到分外恐懼？會不會本能地順從他？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麼你將是一個斯德哥爾摩綜合症患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