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作家芥川龍之介當年游中國幹了什麼？他真的說了中國的“壞話”嗎
1921年春天，日本作家芥川龍之介以大阪每日新聞特派記者的身份前往中國環遊一百二十天。
三年前，好友谷崎潤一郎已先他一步踏訪大陸，由北往南，兩個月走了很多地方，彷彿看見了一個古代的中國，充滿「中國趣味」，他在作品中大肆讚美江南人美物美，甚至後悔沒把滿洲、朝鮮的錢省下來遊歷蘇杭。
彼時的日本，正在急劇西化中，文人厭惡國內的西洋情調，與之相抵，便宣揚「中國趣味」。於是，隨著1918年海陸交通的發展，加之在軍事上控制了朝鮮、東北這一通往東亞大陸的要津，日本國內掀起一場中國旅遊熱，文人政客紛紛買船游去，尋找李杜蘇白筆下的詩意中國。
日本對於昔日的中國老師，即後來被其打敗的「東亞病夫」，內心一直很糾結，這糾結在谷崎潤一郎中國行後第二年(1922年)寫的一篇文章《中國趣味》裡尤可見出，現引來開篇一段：
「說起中國趣味，如果只是把它說成是趣味的話，似乎有些言輕了，其實它與我們的生活似有超乎想像的深切關係。今天我們這些日本人看起來差不多都已經完全接受了西歐的文化，而且被其同化了，但出乎一般人的想像，中國趣味依然頑強地植根於我們的血管深處，這一事實很令人驚訝。近來，我對此尤有深切的感受。有不少人在以前認為東方藝術已經落伍了，不將其放在眼裡，心裡一味地憧憬和心醉於西歐的文化文明，可到了一定的階段時，又回復到了日本趣味，而最終又趨向於中國趣味了，這樣的情形好像很普通，我自己也是這樣的一個人……對於如此魅力的中國趣味，我感到有一種如景仰故鄉山河般的強烈的憧憬。」
來中國，谷崎是自掏腰包，芥川卻是肩負寫稿任務的公派旅行，勢必只有交出一部不落前人俗套的作品才算不辱使命。於是，帶著要和老友「抬抬槓」的打算，更有幾分躋身列強之國民的傲慢，芥川上路了。
因為存心要「說說中國的壞話」，一路所見，便均是不出所料的失望：
谷崎眼裡「戀人般」的西湖，在芥川這裡索性連湖都不是了，不過一片「大大的水田」;清末重修的寒山寺，「俗不可耐，什麼月落烏啼，何從談起」;揚州城則破敗不堪，縱然「腰纏十萬貫」到此一遊，也定會索然無味;秦淮河「乃平凡之污水溝也……古人云：『煙籠寒水月籠沙』，此般風景已不可見。今之秦淮，可曰乃俗臭紛紛之柳橋也。」
谷崎的中國遊記對芥川影響實在太大，以至於每到一處，他都忍不住把這位老友拉出來開涮一番，來一句：面對此景，我實在無法像谷崎潤一郎那樣沉溺於浪漫之中了。
可西湖實在太美，芥川一不小心就會「變節」——「西湖!此刻我的確滿溢了西湖情結。茫茫煙水之上，中天雲裂處，流溢出窄窄的月光。而橫亙水面的，一定不是蘇堤便是白堤。堤上呈三角形高高拱起的照例是座雙拱橋。這美妙的銀色與黑色，到底是在日本無緣一睹的。我坐在顛簸的車上，不禁挺直了身體，久久顒望著西湖。」蘇州比之杭州更美，「蘇州是個好地方啊，依我說是江南第一，尚未染上老美情趣，光這一點就十分難得了。」
不過由於記者的職業要求，「寫作中國遊記，必須時時突破禮節，才能有潑辣的描寫」，芥川不得不克制心中這不時泛起的中國情結。
芥川龍之介在西湖樓外樓用餐
芥川龍之介的傲慢與偏見
芥川的中國行，並不全然為了檢驗中國趣味，他的觀察，當然也不會只停留在聽風賞月的層面。作為一名記者，他希望接近底層中國人的生活，以寫出更生動的作品。
他所住酒店的門口，蹲著一位賣花的老婦，驕橫的美國水兵一腳踩翻了她的籃子，鮮花散落一地。水兵視若無睹揚長而去，老婦竟連一聲抗議都沒有。芥川同情心大起，走過去送給她一些錢。可她並沒有表示感謝，反而緊追上來，纏住芥川要求給更多的錢。芥川無法理解，對惡人，她逆來順受;而好人，在她眼中則是弱者，必須繼續加以壓搾。
在上海，朋友帶他去湖心亭看荷花風景，結果青天白日之下，一個男人正奮力往荷花池裡小便。對此，芥川寫下了這樣一段文字：「陳樹藩叛變，白話詩正在走下坡路，這類事，根本不在這個留辮子男人的話下。」他心中不由感歎道：這還是我在書中看到的那個誕生了杜甫、岳飛和王陽明的中國嗎?
他也拜訪了章太炎、鄭孝胥一些大人物，可從他們口中，並不能聽出什麼復興中國的高明主張。
一路積攢的不滿和不屑，讓芥川看中國的眼光更加怪異誇張。來到南京，這座古都的荒涼令他感到十分意外，中國導遊告訴他，這個城市「約有五分之三的地方都是旱田和荒地」。路旁高大的柳樹、將要倒塌的土牆和成群飛舞的燕子，勾起他懷古之情的同時，他也尋思著要是把這些空地都買下來的話，或許能一夜暴富也未可知。於是便用一種房地產商的口吻開導導遊：
「要是趁現在買下來多好。浦口發展起來的話，地價肯定會暴漲。」
然而導遊拒絕了芥川的好意，因為中國人都不考慮明天的事，決不會去做買地那樣的傻事，他也不會考慮，因為看不到人生的任何希望：
「首先不可能考慮。不是被燒掉房子，就是被砍掉腦袋，明天的事沒人搞得懂。這點和日本不同。反正現在的中國人不去關心孩子的未來，而是沉湎於沒救和女人。」
如果不是寫在芥川的《中國遊記》裡，真不敢相信，1921年的南京人會如此絕望。芥川於1927年自殺，他不可能預測到後來的形勢發展，不會想到他死的那年，國民政府會在南京成立，這個城市因此進入一個從未有過的繁華期。不會想到在他死後十年，日本人的軍隊氣勢洶洶地征服了這座城池。也不會想到，經過八年艱苦卓絕的鬥爭，中國人又把他們趕回了日本。
1926年，芥川死前一年，谷崎潤一郎第二次來到中國。這次只在上海逗留了一個多月，幾乎是文學之旅，被田漢、郭沫若、歐陽予倩等中國作家盛情接待喝到吐，瞭解到中國社會苦於殖民地化的現實，回國後不再寫「中國趣味」，代之以大寫日本的東方風情。
芥川龍之介《中國遊記》
村松梢風的原鄉之旅
受到芥川龍之介的刺激，不太成功的日本作家村松梢風決定前往中國尋找靈感。芥川那誇張的、多少有些尋奇獵異的文字無疑打動了梢風的心。
梢風的第一次中國行是在1923年，一來即被上海的魅力吸引，此後十年間，幾乎每年都要造訪中國。相比谷崎、芥川式的走馬觀花，這位浪蕩子行旅途中，吃喝嫖賭無一缺位。也因為如此，筆墨所涉就相當廣泛，對中國的觀察更為全面客觀。
在《夢寐之鄉》一文中，梢風寫道：「每次溯入長江，不知何故，此時無限的親切、喜悅、感激等諸般心情一下子都湧上心頭，最後變成一種舒暢的傷感，禁不住熱淚盈眶，滄然而涕下。」這一剎那自心靈深處湧發出的「獨愴然而涕下」的感動，差不多成了梢風以後感受中國、觀察中國的一個基本支點，但並不是所有日本人都會有這種文化尋根式的感動。
1928年10月，梢風再度來到中國，這次他主要將目光轉向南京，要親眼觀察一下北伐戰爭之後國民黨新政權下的中國面貌。「在最近的世界歷史中，最令人關注的地方應是南京吧。在南京……匯聚了現代中國的所有的精神。因此，要理解新的中國，首先必須要瞭解南京。」?
梢風徜徉於庶民氣息濃厚的茶館和書場，在六朝遺跡中留下屐痕處處，也去訪問了曾留學日本的國民革命軍軍醫總監陳方之、南京市市長劉紀文，對國民革命後的新氣象頗有讚歎。他還拜訪了一位棲居在秦淮畫舫中的陸軍師長，政府的藝伎禁令之下，雲集河中的秦淮畫舫成了無用的廢物，而由於南京人口激增，房子滿足不了市場供應，這些帶有廚房、臥室的豪華畫舫有的便被當成房屋租了出去。
他對初步建成的宏大的中山陵驚歎不已：「我以前曾屢屢聽到一種頗為極端的論點，即在現代中國無藝術，我私下甚至也曾這麼認為，但這次親眼目睹了這中山墓的宏大工程，獲悉現代中國也還是有偉大的藝術，內心感到難以言狀的欣慰。」
另一方面，首都進行的現代化改造，使得古物遺跡加速毀滅。看著荒草淒迷中的明孝陵，梢風慨歎：同樣是創下了恢復漢民族主權的不朽功績，明太祖和孫中山的境遇差別未免太大，他認為，「從民族主義的立場出發，也應該在今天對明陵多少加以修繕保護，這也是對祖先應盡的義務。」
總之，他感受到一種新，基本是處在一種虛飾的氣象。他一方面感到某種鼓舞，一方面卻有一種悵然若失之感。
相比較而言，梢風這一時期對中國的描述不管如何五色雜陳，卻始終帶著一種溫情，沒有芥川那樣的冷眼。但在「1.28上海事變」之後，村松梢風還是表現出在作為作家之前他首先是個「日本人」，開始鼓吹對華侵略，這也是那一時代大多數日本人難以逃脫的宿命。比如曾用日文改寫了許多中國古代小說，參與過《大魯迅全集》的翻譯，與郁達夫、田漢等曾相交頗厚並兩次來中國遊歷的佐籐春夫，在上海事變後不久，就逐漸淪為「大東亞戰爭」的吹鼓手。而像谷崎潤一郎那種，為迴避對法西斯的支持，沉浸於關西風土人情創作而被視作「反戰」作家的，並不多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