綏靖政策的歷史啟示:過分退讓換不來成功外交

綏靖政策的歷史啟示:過分退讓換不來成功外交

歷史故事

綏靖政策的歷史啟示:過分退讓換不來成功外交

  歷史證明,「綏靖政策」不僅沒有避免二戰的爆發,反而助長了法西斯侵略氣焰,使英國乃至世界人民深受災難。時至今日,「綏靖政策」對當今國際政治外交尤其是我國仍有深刻啟示。

綜合國力

  一個國家強大的綜合國力是立足於世界不敗之林的保障,經濟和軍事則是衡量其國力的主要指標。且看英國推行綏靖政策的經濟前提,可謂「衰敗不堪」,人民生活處於水深火熱之中,面對德國咄咄逼人的擴張態勢,只得息事寧人,甚至為了經濟的發展,進行變相的軍經調配,幻想用無原則的和平換取經濟的發展,導致軍力下滑,國力不濟。由此可見,沒有鞏固的經濟和強有力的軍事,國將不國。

  當今世界,經濟變革日新月異。任何國家要想贏取財富,充實國力,必須迎刃而上,積極推進經濟發展。然而,「富國」決不能忘記「強兵」,「避戰」未必能換來「和平」。不思戰,不備戰,只能醉身於戰爭的溫床。縱使當今世界和平發展已成為時代的主題,然而,沒有鞏固的軍力和有效的經濟為和平撐腰,「和平」將成為一紙空文。因此,富國強兵,是我們的首要任務。

  現今,台海危機愈演愈烈。一次次針鋒相對的軍事演習,來自國外尤其是美國的無數次阻撓,要是沒有我們強大的軍力和經濟作保障,「台灣獨立」的陰謀早已得逞。我們「絕不放棄使用武力解決台灣問題」。一方面,不屈從於美國的武力威脅,進一步加強軍事訓練與軍備改革;另一方面,不搞軍備競賽,繼續堅持以經濟建設為中心,深化改革開放,促進綜合國力的增長!

  軍事學家克萊因曾說過:國力=(基本實體+經濟能力+軍事能力)*(戰略意圖+國家意志)。相對而言,我們的「基本實體」包括領土和人口分佔世界第三和第一位,經濟和軍事能力也處於相對先進水平。這是一個乘數相當不錯的「國力硬件」,但是「國力軟件」即戰略意圖和國家意志卻相對低落。面對美國的文功武嚇,中國政府除了千篇一律地表示「強烈憤慨」和「堅決抗議」,只會「緊緊抓住經濟建設這個中心不動搖」,大有李鴻章「不可釁自我開」之態。南聯盟使館被炸後的不知所措和在伊拉克問題上的躲躲閃閃,充分暴露了其中庸和軟弱。對於台灣當局咄咄逼人的態勢,除了「嚴正申明」,就是「呼籲對話」,以致讓台灣有恃無恐,變本加厲。這正是英國「綏靖政策」的翻版。

  對此,我們在富國強兵之際,更應注重上層建築的塑造,形成鮮明的國家意志,反對迂迴退讓的偏安綏靖政策,從「軟件」上更新,提高綜合國力。

政治穩定

  政治是一個國家性質的體現;友好與霸道則是政治的雙重性格。政治霸道,必將掀起世界惡浪。只有實行友好政治,才能維護國際穩定!

  英國是一個君主立憲制的開明的君主國家,也是世界資本主義的昔日霸主,霸權政治根深蒂固。它無視弱小國家的利益,損人利己,一手提拔德國,支持德國整軍、毀約,用以抗法反蘇,甚至威脅法國「若採取軍事行動,就會使自己同英國同盟分裂」[8](p.124),助長了法西斯氣焰,終究引火燒身。一定程度上說,英國推行「綏靖政策」是其霸權政治的體現和維護其霸主權益的需要。

  霸權政治是超級強國的本能表現。他們恃強凌弱,無視主權,動輒以武力相威脅,是世界不穩定因素之一。當今世界,美國到處以「民主、人權」為幌子,干涉他國內政,導致巴以問題、台灣問題長期難以解決。它放任以色列、台灣當局,又製造一系列衝突,造成國際局勢緊張。從根本上講,這是美國霸權政治下綏靖政策的產物,終將自食其果。

  中國歷來注重國際友好相處,提出「和平共處五項基本原則」,這是對霸權政治的有效限制。發展至今,中國日益成為國際社會的一支中堅力量,切不可唯霸權國家馬首是瞻,應堅持正義,威武不屈,尤其是在台灣問題上,不因美國的干涉而放棄統一;當然,也不可「沽名學霸王」,忽視弱小國家利益。共同推進友好政治,才能協調國際關係穩定,促進世界和平、發展!

外交發展

  外交是一個國家與世界交流的必然途徑;傳統與靈活則是能否順利促進世界交流與發展的關鍵。外交方式是否得當,將很大程度上關係到一個國家的命運。因此,我們必須實行靈活外交,促進世界發展。

  環顧英國「綏靖政策」期間的戰略性外交策略,可用「傳統」概括,即沿襲「光榮孤立」的傳統外交立場,變相地實行「歐洲勢力均衡」政策。可以說,綏靖政策是英國「歐洲均勢」政策的延續和發展,始終突不破傳統外交的框架。面對德國甚囂塵上的擴張態勢,拘泥不知變通,用傳統的眼光審視德國,忽視法、蘇、美等國家的戰略意義。一方面表現出夜郎自大,另一方面又對法西斯侵略恐懼萬分,不知所措,外交中處於極為不利的地位。可以說,「綏靖政策」一定程度上也是英國推行傳統外交的結果。

  歷史證明,傳統外交只能延誤一個國家政策的靈敏度,違背「變通」原則。只有隨機應變,靈活外交,才能適應國際關係的變化。當今世界,外交活動日益成為國與國之間政治活動的中心,尤其是近階段,巴以問題、美伊關係、朝韓關係錯綜複雜,各國政府審時度勢,積極變通,靈活外交成為一種必然。中國政府也本著有所為,有所不為的方針,根據實力「對號入座」,積極實施所謂的「模糊外交」,即「不干涉、不放任、量力而行、見機行事」,它是對「綏靖」的突破,既能避免捲入戰爭,促進國內經濟發展,又能對大規模戰爭進行遏制,防止戰爭擴大化,一定程度上促進世界和平發展。

  然而,「模糊外交」本身存在思想上的弊端。它承襲鄧小平「韜光養晦」策略,主張不爭一時之長,不扛大旗,不主動招惹麻煩,仍然處在消極防禦階段,不適應新時期戰略外交之需要。至於「不放任」、「見機行事」,也不過是隨聲附和或「嚴厲譴責」。國家領導不求有所得,但求無所失,以不同美國對抗為最高外交綱領。外交部幾乎成為外經貿部。中國外交有失高瞻遠矚、大氣磅礡之雄風,萬事以「不當頭,不管閒事」來聊以自慰。外交活動極為被動。

  當然,隨著國力的提升和領導階層的變化,中國的外交走向也愈發明朗。我們既要「袖手旁觀」,又要堅定、果斷,「提高嗓門」捍衛自己的利益。依靠全世界的正義感和道德的呼籲只是綏靖論的變相。我們要逐步改變過去那種以對外界作出反應為主的外交,而致力於增強外交主動性。通過建立國家間聯盟體系,實行多邊外交,並將外交重點由第三世界轉向發達國家,在世界發展道路上發揮更加活躍更具建設性的作用。

  總而言之,英國綏靖政策的推行有其歷史的必然,它給世界,尤其是中國留下了深刻的啟迪。國際關係錯綜複雜的年代,我們更應未雨綢繆,警鐘長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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