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名人之存在主義之父海德格爾，海德格爾是怎麼轉向哲學的？
1945年，精神幾乎接近崩潰的原弗萊堡大學校長、著名的哲學家馬丁·海德格爾神情沮喪地坐在被告席上，傾聽著「清除納粹化委員會」提交 的一份有關他在納粹期間所作所為的總結報告。經過一系列長時間的聽證會，弗萊堡大學最終作出了一個嚴厲的裁決：剝奪海德格爾在大學授課的權利，取消名譽教授的頭銜，但仍允許參加大學的其他活動。從根本上說，海德格爾的教學生涯從此結束了，連同他的所謂「國家社會主義」的納粹思想一起，被塵封到歷史的記憶之中。下面小編就為大家帶來詳細的介紹，一起來看看吧!
海德格爾(1889—1976年)是西方哲學史上一位有獨創性的、影響廣泛的思想家。在20世紀上半期，他的名字幾乎就是哲學的代名詞。
海德格爾出生在一個農民家庭。他從小就對哲學有濃厚的興趣，而且表現出了在哲學上的早熟和天賦。在18歲的一天，海德格爾從一個鄉村牧師手中借到了一本題為《論存在在亞里士多德那裡的多重含義》的書，立刻迷上了它。由此，便產生了20世紀以來最激動人心的思想。這個讓年輕的海德格爾如此著迷的問題，就是「存在是什麼」。這個看似簡單的問題困擾了不知多少位哲學家，但海德格爾希望自己能給它一個解答。
1909年，海德格爾來到了弗萊堡大學學習 神學。他馬上發現神學是一門枯燥無味的學問，而哲學對他卻有無比強烈的吸引力。當時，胡 塞爾的現象學正在學術界興起，海德格爾馬上對它產生了很濃的興趣。胡 塞爾的兩卷本哲學巨著《邏輯研究》也成了他反覆閱讀的案頭必備書。不久，海德格爾決定放棄神學學習 ，轉攻哲學。
在以後的日子裡，海德格爾大量閱讀了尼采、克爾凱戈爾、陀思妥耶夫斯基、謝林、黑格爾、狄爾泰等哲學家的著作;廣泛地瞭解了當時數學和自然科學的成果。在此過程中，海德格爾受到了李凱爾特、捨勒等人的影響，並完全接受了胡 塞爾的現象學。1913年，海德格爾獲得了弗萊堡大學的哲學博士學位，兩年後做了母校的講師。
1916年4月，享有盛名的現象學哲學創始人胡 塞爾來到弗萊堡大學擔任哲學講座教授。這時海德格爾得以有和胡 塞爾直接交 流的機會，這對海德格爾對存在問題的思考具有決定性的意義。在相互的學術交 流中，他們兩人都得到了思想的發展，以至於胡 塞爾說出了「現象學，這就是海德格爾和我」的話。
1925年冬，馬堡大學提名海德格爾擔任該校的教授，但教育部沒有批准，理由是他沒有正式的著作出版。於是，海德格爾便將他對存在的多年思考所得，選其中成熟的部分寫了出來，整理發表了。這就是使海德格爾一舉成名的、20世紀劃時代的哲學巨著——《存在與時間》。在這本書中，海德格爾較為系統地闡述了存在是什麼的問題，和存在與時間的關係問題。這本書在出版時有40多萬字，但只是原寫作計劃的1/3。由於種種原因，後面的部分沒有續補。但海德格爾宣稱他後來發表的一些研究成果，已基本展現了他哲學思想的全貌。由於這本書，海德格爾被視為現象學學派的發展者、存在主義哲學的創始人。
隨著《存在與時間》的發表，海德格爾聲名大振。在胡 塞爾的力薦下，1928年，海德格爾接替了老師，任弗萊堡大學哲學講座教授。在這段時間，海德格爾發表了一系列的著作和講演，對存在與時間的問題進行詮釋和展開。正在此時，海德格爾的政治生活中發生了一件影響他一生的大事。
1933年，希特勒在德國取得了政權。而差不多就在同時，風華正茂的海德格爾當選為了弗萊堡大學的校長。和許多正直科學家不同的是，海德格爾採取了和納粹政權合作的態度，並在公開場合為希特勒和國家社會主義鼓吹。這直接導致了文章開頭一幕的發生。
海德格爾的這些行為，雖然與他的種族主義情結有著密不可分的關係，但也同他的哲學思想有著緊密的內在關聯。因為他的哲學思想中一個最為核心的因素，便是宣稱存在與時間的密不可分，存在本身就包含了一個無法剔除的時間維度。作為一種「生存哲學」，它意味著人的戲劇性——此在的「現實的」到達在場——不只是出現在歷史中，它本身就是歷史。「歷史性」是海德格爾創造的一個術語，用以描述人生在世的固有歷史特徵。然而，如果真的是這樣，這種純粹的生存哲學與生活實踐的關係，就變得彼此遠離，或者說變成了一種無足輕重的「理論哲學」。但這種結論卻非常適合於海德格爾的哲學思想，因為在他的哲學中，克服「理論」理性和「實踐」理性這兩者在傳統哲學上的劃分，已轉化為一個有計劃的理論目標。所以，海德格爾總是不斷地告誡我們，在慎重地面對世界時，「此在」就已經是哲學性的了，而「思」本身也已是實踐性的了。著名思想家哈貝馬斯一針見血地指出，從海德格爾1933年校長就職演說開始，他的哲學本身就經歷了重要的轉變：這一哲學不再是一種原來的「第一哲學」，而是變成為一種真正的世界觀。至此以後，人們就越發難以為海德格爾那種假定的純粹性或「哲學自足」加以辯護，相反，這些思想卻逐漸與某些意識形態和歷史哲學的考慮融合起來了。
眾所周知，哲學和生活行為之間的關係從來都不是直接性的，而是必須借助於某些中介性因素。在海德格爾這一個案中，它的中介性因素便是由他的「政治哲學」所提供的，或者更準確地說，是他的那種納粹化的「國家社會主義政治思想」，為他對這個世界的政治形勢的理解提供了哲學上的依托。在他的「西方——日耳曼歷史此在」的單一性理論中，海德格爾的哲學信念是，只有日耳曼人「此在的復興」，才能把西方從持續的虛無主義沒落中挽救出來。但是，他並沒有想到，這一信念不僅很快灰飛煙滅，而且還給全人類的存在帶來了毀滅性的災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