緬懷夏爾·戴高樂將軍：法蘭西人永遠的英雄
兩度擔任法國總統的戴高樂，不僅在反對法西斯侵略和維護法蘭西的民族獨立方面令人敬佩，他的風采，從身材、智力到記憶力，也都很容易成為你心目中的崇拜人物。
夏爾-戴高樂，1890年11月22日生於法國西北部邊境城市裡爾。父親是耶穌會學校的教師，參加過1870年的普法戰爭，民族主義和愛國主義情緒非常強烈，對童年的戴高樂影響很大。戴高樂生性好鬥，嚮往成為一個軍人。1909年，考入聖西爾軍校。畢業後，來到駐阿臘斯的第33步兵團任少尉軍官，受到團長貝當的青睞。他們的友誼保持了很長時間，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變得完全對立，雙方都認為自己代表了法國。
第一次世界大戰初期，戴高樂隨他的團隊參加了比利時境內的一次戰鬥，負了傷;以後他在戰鬥中又兩次負傷。1916年3月，戴高樂在法國東北部都奧蒙指揮一個連隊作戰時，中彈昏死在陣地上。貝當將軍把他列入「陣亡」名單，追授一枚最高榮譽十字勳章，並且給予了這樣的評語：「該員在激戰中以身殉國，不愧為在各方面均無與倫比的軍官。」等到戴高樂醒過來後，他成了德國的俘虜，直到1918年11月德國戰敗投降，他才重獲自由。
戰後，戴高樂應募去波蘭同俄國紅軍作戰。他在回巴黎度假期間結識了餅乾製造商旺德魯的女兒伊馮娜。1921年4月他們結婚，後來生育了3個兒女。第三個孩子即將出生的時候，戴高樂夫人被汽車撞倒而受了驚嚇，因此生下來的這個女兒是個白癡，取名安娜。安娜享受不到一般兒童所能享受的幸福，這使戴高樂夫婦在她身上傾注了更多的愛。戴高樂夫人在給朋友的信中寫道：「只要安娜能跟別的女孩一樣，我和夏爾甘願捨棄一切，健康、財產、陞遷、前程、所有的一切。」
1921年10月，戴高樂回國，先後在聖西爾軍校當戰爭史講師;在法國軍事學院學習;在特列爾的獵兵第19營當營長;在東地中海地區參謀總部和國防部總秘書處任職。1937年底，他晉陞上校，任坦克團團長。30年代，戴高樂發表了一系列軍事理論著述，論述了在未來戰爭中大量使用坦克以及機械化部隊與空軍、步兵協同作戰的必要性，竭力主張在法國組建有高度機動性的機械化部隊。可惜這些戰略思想沒有被法國軍事統帥機關所重視和採納。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後，德國的機械化部隊繞過馬其諾防線，突襲法國西北部時，戴高樂才倉促受命組建一個裝甲師，並被提升為準將，但為時已晚，法軍一潰千里。1940年6月5日，總理雷諾改組政府，任命戴高樂為國防和陸軍部次長。這時，副總理貝當和總司令魏剛等投降派在政府中佔了上風，當德軍逼近巴黎時，他們不組織抵抗，宣佈巴黎為「不設防城市」，拱手將巴黎讓給了敵人。隨後，雷諾政府垮台，貝當出任總理，向德國宣佈無條件投降，法軍全部解除武裝並交出武器。法國北部由德國直接佔領，南部由貝當傀儡政府管轄，首都設在維希。法蘭西第三共和國到此結束了。
身為國防和陸軍部次長的戴高樂，堅決主張把法國政府遷往法屬北非，同法西斯德國血戰到底。就在法國政府中的投降派醞釀向入侵者無條件投降時，戴高樂出使英國，謀求英、法聯合抗擊法西斯德國。等他返回法國時，投降的局面已不可挽回了，於是他下決心到英國去領導法國的抵抗運動，6月17日，戴高樂送英國的斯皮爾斯將軍回倫敦。到機場後，就在飛機起動之際，他突然鑽進艙門，飛機騰空而起。在場的其他法國官員驚得目瞪口呆。當天晚上傳來消息，貝當已經向德國入侵者求降。第二天下午6時，戴高樂在英國廣播公司的播音室對法國發表廣播演說：「我是戴高樂，我現在在倫敦。我向目前正在英國領土上和將來可能來到英國領土上的持有武器或沒有武器的法國官兵發出號召，向目前正在英國領土上和將來可能來到英國領土上的一切軍人工廠的工程師和技術工人發出號召，請你們和我取得聯繫。無論發生什麼情況，法蘭西抵抗的火焰決不應該熄滅，也決不會熄滅。」這是一個偉大的歷史性時刻，它標誌著由戴高樂領導的反對法西斯侵略和維護民族獨立的「自由法國」運動開始了。
這時，戴高樂還對留在法國的魏剛將軍抱有一線希望，寫信希望他離開法國本土，領導抵抗運動，可是魏剛甘當傀儡政府的「國防部長」，並且以軍事法庭的名義缺席宣判戴高樂死刑。戴高樂義無反顧地舉起了抵抗的旗幟，著手把流落在國外的散兵游勇集合併組織起來，建立起一支7000人的武裝部隊，並開始引起國際的重視。1943年他把自由法國總部從倫敦遷到阿爾及爾，就任法國民族解放委員會主席。法國共產黨領導的游擊隊和其他抵抗力量統一為「法國內地軍」，擁有50萬戰士，在國內開展了艱苦卓絕的反侵略鬥爭。戴高樂設法和國內的「法國內地軍」取得聯繫，並且千方百計地把最高領導權，掌握在自己手裡。
在整個戰爭期間，戴高樂念念不忘的是法國作為一個大國的歷史地位，力圖使法國在戰後作為一個殖民大國繼續存在。再加上他那十分固執而倔強的性格，他和英國首相丘吉爾的關係經常處於緊張狀態，和美國總統羅斯福的關係可說是相當糟糕。因此，他被排斥在1945年2月雅爾塔三強會議之外，而這次會議卻處理著諸如戰後歐洲狀況等與法國有重大利害關係的問題。戴高樂想方設法取得了出席批准德國投降儀式的代表權，並使法國在德國獲得了一塊佔領區。可是7月舉行波茨坦三巨頭會議，戴高樂又被排斥在外，這使他在戰後一系列重大國際問題上沒有發言權，更沒有人理睬他的旨在肢解德國的計劃。儘管如此，戴高樂為法國爭得了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的資格，享有大國否決權。
1944年8月26日，戴高樂凱旋巴黎。當他來到凱旋門時，歡迎的人們擠滿了星形廣場和愛麗捨田園大街。他不時舉起手臂向含淚歡呼的巴黎人民致意。9月，他的政府遷回巴黎，他當選為臨時政府總理，著手重建滿目瘡痍的祖國。一年過去了，戴高樂深感「多黨制」對法國是一場災難，對三個政黨組成的聯合政府更為不滿。1946年1月，他突然辭職下野。他確信，目前的第四共和國很快就會垮台，法國人民將大聲疾呼地召喚他重掌政權。這一估計大致不差，只是時間推遲到12年之後。
早在1937年，戴高樂夫婦在科龍貝買下一處屋產，因為那裡綠樹成蔭，氣候宜人，對他們的白癡女兒安娜的健康有好處。那年安娜已經10歲了，許多人建議他們把安娜送到一個專門療養院去，可是戴高樂總說：「安娜並非自己要求降生到人間來的，我們要想盡辦法使她過得幸福一些。」只有在安娜面前，這位嚴峻刻板、目空一切的軍官才會忘記自己的尊嚴。他一面跳舞，拍著大腿，一面唱著流行歌曲，還讓安娜玩他的軍帽。戴高樂下野以後，回到了科龍貝，這回可有時間和安娜玩耍了。他們夫婦還用寫回憶錄得到的版稅設置了「安娜-戴高樂基金」，以便安娜在他們死後還活著時，能得到適當的照料。不幸的是，安娜在她20歲生日前夕患肺炎死了。戴高樂在她的墓前握著妻子的手說：「唉，她現在和別人一樣了。……」
在野期間，戴高樂一面撰寫回憶錄，一面注視著法國政局的發展。他一直站在反對派地位，反對新憲法，指責新憲法條文將使法國重蹈第二共和國時代政治動盪的覆轍。1947年他發起組織法國人民聯盟，1951年成為正式政黨，在議會中佔有120個席位。由於不滿議會黨團，該黨在1955年解體。戴高樂開始埋頭撰寫回憶錄，先後出版了第一卷《召喚》、第二卷《團結》，在第三卷《拯救》出版時，他已經重新執政了。
法國第四共和國政府頻頻更迭，政局動盪，1958年5月法屬阿爾及爾又爆發起義，軍隊開始干預政治，有引起內戰的危險。戴高樂感到時勢要求他再度出山。5月15日，長期沉默的戴高樂發表一個聲明：「12年來，法國面臨種種問題，非政黨體制所能解決，國家一直處在這種災難狀態中。上一次，國家在危急存亡的關頭曾賦予我重任，領導全國救亡圖存。今天，當國家再次面臨考驗時，它一定知道我已經做好了接管共和國權力的準備。」6月1日，戴高樂就任總理，12月21日被選為法國總統，新憲法授予總統更多的權力，法國從此進入了第五共和國時期。
當時，法國軍隊陷入了阿爾及利亞戰爭的泥潭中，戴高樂決心甩掉這個包袱，允許阿爾及利亞獨立。他採取全民表決的形式，讓法國人民和阿爾及利亞人民決定是否賦予阿爾及利亞以自決權，結果70%以上的選民投了贊成票。這表明戴高樂的政策受到擁護。隨後，戴高樂制服了駐阿爾及利亞的法軍高級將領的叛亂，避免了法國的內戰，和平地完成了法屬非洲的非殖民化。
軍隊中的一些極端分子不能饒恕戴高樂這種「拋棄我們的阿爾及利亞兄弟」的「出賣行為」，轉入暴力和恐怖行動。後來至少發生了4起陰謀殺害戴高樂將軍的事件，其中的兩次已經付諸行動。一次是1961年9月8日晚上，當戴高樂乘車從巴黎返回科龍貝時，突然被一片火力網包圍，幸好陰謀者埋設的90磅炸藥沒有爆炸，他的防彈車衝了過去。另一次是1962年8月22日發生在戴高樂乘車前往庫布萊鎮軍用機場的路上，路旁的兩輛汽車衛突然射出數百發子彈，其中十幾發子彈擊中了戴高樂那輛堅固的鐵雪龍防彈車，一顆子彈擊破後窗，在離他頭部幾英才的地方掠過。事後戴高樂回憶道：「令人難以置信的僥倖，我們誰都沒有中彈，那就讓戴高樂繼續走自己的路，履行自己的職責吧。」
戴高樂連續當了兩屆(11年)總統。他把主要精力放在對外事務上。他一直反對美國對法國的控制，要求在北大西洋公約組織內與美英同享決策權。這一要求遭到美國拒絕後，他撤銷了北約對法國空軍和艦隊的指揮權，進而退出北約。迫使美國撤出在法國的駐軍和基地。戴高樂反對大國核壟斷政策，法國於1960年3月自己製造原子彈獲得成功，並逐漸發展成為一支不容忽視的獨立的核遏制力量。戴高樂充分利用法國的否決權，把英國排斥在歐洲經濟共同體之外，以便把歐洲經濟共同體作為他外交政策的工具，並發展成為一支獨立的政治勢力。戴高樂主張東西方「緩和與合作」，出訪蘇聯和東歐國家，開始與蘇聯和東歐國家進行貿易和文化交流。1964年1月，法國不顧美國和它的大多數盟國只承認台灣的國民黨政府這一狀況，宣佈同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外交關係。戴高樂在記者招待會上表示：法國不得不考慮這樣的事實，在亞洲，沒有中國的參加，就不能辦成任何大事。
與外交相比，戴高樂在內政方面的作為就頗為遜色了。在重新執政的最初幾年，他通過發行公債的辦法，緩和了通貨膨脹，穩定了貨幣;減少行政費用開支，提高商業稅，解除官方對商業的控制，使國民生產總值逐年上升，國家的黃金和美元儲備增加。隨後，戴高樂拋出了一個又一個計劃，想使法國的經濟強大起來，但都沒有成功。到1967年情況急劇惡化。失業增長率急劇上升，工廠關閉或開工不足，工人和職員紛紛舉行示威和罷工。1968年5月突然爆發了大規模的學生和工人運動，使戴高樂的威信急劇下降。翌年4月27日，戴高樂將地方區域改革方案和參議院改革方案交給公民投票表決，想以此獲得選民的支持，結果使他大失所望，有52%的選民反對他的改革方案。戴高樂當即宣佈下野，發表了一個簡短的聲明：「我將停止執行共和國總統的職務。這個決定自今日中午生效。」
79歲的戴高樂下野以後，拒絕享受離任總統的薪俸和住房，又回到了科龍貝家中寫回憶錄，把大部分時間都花在建立他這座最後的文字紀念碑上。村民經常可以看到戴高樂在村邊散步，默默地回首往事，看上去心情是那樣的抑鬱。戴高樂沒能把回憶錄寫完，於1970年11月9日因心臟病猝然逝世。蓬皮杜總統於次日向法國人民發表廣播講話：「戴高樂將軍逝世了，法國失去了親人。1940年，戴高樂將軍拯救了我們的榮譽。1944年，他領導我們走向解放和勝利。1958年，他把我們從內戰的威脅中救了出來，他使今天的法國有了自己的制度、獨立和國際地位。……讓我們向法國保證，我們決不辜負我們所得到的教誨，願戴高樂將軍永遠活在全國人民的心中。」
戴高樂的遺囑早在1952年就寫好並密封起來，要求在他去世後才許啟封。遺囑寫道：
「我希望在科龍貝教堂舉行我的葬禮。如果我死於別處，我的遺體務必運回家鄉，不必舉行任何公祭。我的墳墓必須是我女兒安娜安葬的地方，日後我的夫人也要安息在那裡，墓碑上只寫：夏爾-戴高樂(1890-?)。
「葬禮要由我兒子、女兒和兒媳在我私人助手們的幫助下安排，儀式必須極其簡單。我不希望舉行國葬，不要總統、部長、議會代表團和公共團體代表參加。只有武裝部隊可以以其身份正式參加，但人數不必很多。不要樂隊吹奏，也不要軍號。不要在教堂或其他地方發表演講，國會不要致悼詞，舉行葬禮時，除我的家庭成員、我的解放功勳團戰友和科龍貝市議會成員外，不要留別的位子。法國的男女同胞如果願意的話，可以陪送我的遺體到達它的最後安息之地，以給我的身後遺名增光，但我希望要默默地把我的遺體送到墓地。
「我聲明，我事先拒絕接受給予我的任何稱號、晉陞、榮譽、表彰和勳章，不論是法國的還是外國的。授予我上述任何一項，將違背我的最後願望。」
戴高樂的要求都實現了，葬禮非常簡樸，4萬多男男女女從法國各地來到科龍貝為他們心目中的英雄送葬。與此同時，巴黎大主教馬爾蒂在巴黎聖母院為戴高樂將軍舉行隆重的安靈彌撒，許多國家的元首都趕來致哀。幾十萬巴黎人冒雨向愛麗捨宮行進，在凱旋門這個26年前戴高樂站過的地方肅立致哀。第二天，巴黎市議會決定把凱旋門所在的星形廣場改名為夏爾-戴高樂廣場。這可以說是向拒絕任何榮耀的領袖授予「榮譽」的一種最好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