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密:為什麼托爾斯泰看不起同為大文豪莎士比亞

解密:為什麼托爾斯泰看不起同為大文豪莎士比亞

歷史上的為什麽

解密:為什麼托爾斯泰看不起同為大文豪莎士比亞

假如今天有人不知道莎士比亞,不管他屬於哪個國家,那讓我們先鄙視一下,他一定是個沒讀過書的人,需要腦補。在群星閃耀的世界文學天空,莎士比亞是一顆巨星。我們這一代的閱讀史,就是一個戴著意識形態眼鏡的批判史,但在我的記憶中,即使在前蘇聯號召每個人都可以成為莎士比亞,即使在文革中將全部世界文學都打倒的時候,也沒有人寫過文章批判莎士比亞。

然而,有一個作家就敢站出來狠批莎士比亞,他就是托爾斯泰,世界文學星圖上另一顆耀眼的巨星。也只有他有這個資格,把莎士比亞貶得一錢不值。在他75歲高齡寫的一篇文章中,他直言莎士比亞的劇作毫無是處,瑣碎淺薄,東拉西扯。莎士比亞的思想是混亂的,人物性格是不連貫的,情節是不合邏輯的,人物語言也不是實際生活中的語言。總之,莎士比亞既沒有刻劃人物性格的能力,也沒有寫對白的能力。

最讓托爾斯泰鄙夷的是,莎士比亞對人生採取的是看透一切的態度,沒有值得一提的思想或信念,不講道德和世界觀,將不公正的社會等級視作天經地義。托爾斯泰搞不明白,為什麼全世界有那麼多人喜歡莎士比亞?他得出的結論是,全世界人都被欺騙了!

托爾斯泰是個關心社會的人,所以他批評莎士比亞不關心社會問題,但他的此番言論卻遭到英國作家奧威爾的反駁。如所周知,寫出《1984》的奧威爾是一個更加關心政治的作家,唯其如此,他對文學與政治的關係,應當比托斯泰理解得更準確。奧威爾承認,按照托爾斯泰自身的邏輯,他的批評是有道理的,莎士比亞的確不講情節的一貫性,他的人物就像大多數英國人,「雖然有行為準則卻沒有世界觀」。

奧威爾這句話深刻表明了英國人的性格與其政治文明的關係,他覺得沒有世界觀的英國人沒有什麼不好。正如英國學者赫斯勒特所言:「我們都是哈姆萊特。」但這種性格卻成了托爾斯泰最反感莎士比亞的地方,作為俄羅斯精神的代表,他強調世界觀在生活中的重要作用,而莎士比亞卻總是對一切都興致盎然,在托爾斯泰眼裡,這是「一種對實際生活過程感到談不上愉快而只是興趣的傾向」。言下之意,莎士比亞不可能寫出生活的本來面目。從他們的分歧中,我們可以看出英國與俄國採取的不同的歷史道路。

這裡還產生了一個重要的問題,什麼是偉大文學作品的標準?

托爾斯泰採用的文學標準是真誠和真實,厭惡庸俗,這也是他那個時代俄羅斯知識分子的道德標準。比如,在《伊裡奇之死》中,伊裡奇這個人物就活得不真實,所以他痛苦,想要改變自己的生活方式。而在英國人看來,自然就是真實。如詩人約翰生稱,莎士比亞是獨一無二的自然詩人,是共同人性的真正兒女,他認識到有節制的情慾會導致幸福,而過度的情慾會導致災難,其人物都是受這些具有普遍的感情和原則影響的結果,這些感情和原則能夠震動各種人的心靈。

另一位性格接近盎格魯理性的德國大詩人歌德也說,他只想和莎士比亞生活在一起,莎士比亞是個美妙的萬花筒,沒有比他的人物更自然的了,他寫的是「自然的真實」。的確,莎士比亞對生活多樣化的同情,恰恰是出於高貴的情懷。他的劇作並非沒有中心主題,如《麥克白》寫野心,《奧賽羅》寫嫉妒,《李爾王》寫權欲和背叛,《哈姆萊特》寫思想與行動的關係。

換言之,莎士比亞的劇作表現的都是普遍的人性,如慷慨或貪婪、英勇或怯懦、誠實或狡獪、節制或野心。就此而言,一個讀過並思考過莎士比亞作品的人,不會庸俗到哪裡去。

這個頗有意思的爭議其實也顯示了時代的價值觀念變化,莎士比亞時代的幸福、美德、力量、智慧等價值標準,隨著浪漫主義潮流的興起,變成了動機、真誠和心靈純潔,由此造成了文學觀念的變化。如果說,莎士比亞是通過快樂來告訴世人什麼是真善美,而托爾斯泰則不是這樣,他是俄羅斯的彌賽亞情節與西歐的浪漫主義的結合,要通過痛苦來告誡世人什麼是真善美。

自從席勒提出素樸的詩與感傷的詩之後,文學家就可以大致分成兩類。按照以賽亞·伯林的說法,一種文學家是只對一個中心思想感興趣的刺蝟,另一種文學家是對所有事物都感興趣的狐狸。托爾斯泰是前者,莎士比亞則是後者。用歌德的話說,莎士比亞告訴人們:「我們稱之為惡的東西,只是善的另外一個面,對善的存在是不可缺少的,與之構成一個整體,如同熱帶要炎熱,拉伯蘭要上凍,以致產生了一個溫暖的地帶一樣。」

波蘭哲學家科拉科夫斯基有一個更明晰的劃分,他認為歐洲觀念史上一直存在著兩種對立的思維模式,一種是牧師思維,認為事物背後存在著一個終極原因;另一種是弄臣思維,對一切終極原則都表示懷疑。托爾斯泰是牧師,莎士比亞則是弄臣。在經歷了牧師的絕對思維控制之後,弄臣的懷疑與反諷曾成為前東歐的文學主流。而在西歐,後現代作品表現得同樣是終極價值世界崩塌後的自我嘲諷。

也許,在對存在的根本看法上,世界文學正在從托爾斯泰回歸莎士比亞。

由此看來,哈姆萊特的猶豫就不是性格上的弱點了,既不是歌德所說:「一件偉大的事業擔負在一個不能勝任的人的身上」,也不是柯勒律治所說,過多的「精力全花費在作決定上,反而失卻了行動的力量」,而是哈姆萊特面對一個人類的永恆問題產生了懷疑:我們稱之為惡的東西,是否只是善的另外一面,對善的存在不可缺少?

記得少年時讀到田漢的話劇,其中一個人物引用了哈姆萊特的名言:To be or not to be,that』s the question。心裡就有一種震動,隱約感到其中包含了生命中的全部疑問和選擇。後來讀到朱生豪的譯本,這句話翻譯成「生存還是毀滅,這是一個值得考慮的問題」。顯然,朱先生只是譯出了這句話的部分意思。這個翻譯例子不過是再次表明了莎士比亞這句話的真確性:一百個觀眾就有一百個哈姆萊特。

今天,我們當然不會再像莎士比亞那樣去看待人類、社會與政治,對待托爾斯泰也是一樣。但是,他們對人性的弱點都有著深刻理解,同時對人類抱有希望。如果不是表現了永恆的人類問題,他們的作品不可能常存於世。

為此,我們必須既向莎士比亞致敬,同時也要向托爾斯泰致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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