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不覺地，我離開故鄉進城工作已經有十二年了。十二年來，每當我寂寞的時候，總會情不自禁地回憶起在故鄉度過的難忘歲月，腦海中就會浮現出一根暗黃的竹鞭。

我家祖輩是農民，到了父親這一代，更是窮得進不起學校門。父親解放初期就是鄉農會主席，一九五四年入了黨，後來一直擔任大隊書記，曾作為郴州地區基層黨員代表出席了省黨代會。由於不識字，父親開會就用一些只有他能看懂的符號作記錄。有一回，縣委組織部要從農村基層青年幹部中選拔一批優秀者錄用為國家幹部，區委書記推薦了父親。可是，組織部兩位考察人員來到我家，看了看父親筆記本上那歪歪斜斜的天書樣的符號，一個勁地歎息搖頭。父親的遭遇成了我童年時代家庭教育的「反面教材」。自我記憶時起，有一定文化的母親便對我實施了嚴格的文化啟蒙，教過許多古典詩詞。母親為了管教我，特地找來一根兩尺長的竹鞭，插在家中牆壁的細縫裡。別看這竹鞭薄薄的、窄窄的，毫不起眼，卻比老師的教鞭厲害十倍。在學校，縱使我們犯了錯誤，老師最多板著面孔高舉教鞭嚇唬一陣而已，從來捨不得真打我們。母親就不一樣了，在家中只要我背錯一句詩做錯一點事，她的竹鞭就會長蛇般地舞來，單那陣勢便足以讓我心驚肉跳半天，更不用說抽後的皮肉之痛了。記得有年春天的午後，我偷跑到大隊水庫裡游泳，讓母親知道了，那晚我黑溜溜的小屁股可慘啦。母親要我把雙手叉到地面，頭朝下屁股朝上，她揮舞著竹鞭使勁抽打。每抽一下，她就問我一句：「下回還敢到水庫耍水嗎？」我嚇得連連招應：「下回不去了，下回不去了。」事後，我屁股上留下的條條暗痕，又辣又痛了好幾天。從此，我對母親真是又恨又怕。

儘管母親對自己的子女是那樣不近人情，但對鄉親們卻十分寬厚和熱情。平時，村子裡誰家有了急難事，她會主動上門幫人家排憂解難。逢年過節，她不忘送些米呀油呀菜呀給村裡幾戶五保老人。她一輩子行善做好事，自己卻含辛茹苦未過一天好日子。記得文革中父親被打成全公社的頭號走資派遭批鬥，母親成了村人眼中的「臭婆娘」，就連那些受過母親恩惠的人家，對母親也是敬而遠之，生怕因為搭上一句話受到牽連。母親忍著所有屈辱和痛楚，努力支撐苦難的家。她既要贍養年八十多歲的祖母，又要撫養五個未成年子女，更要料理被折磨得不成人形的父親，鼓勵他堅定對黨的信心。屋漏偏逢連夜雨，我上小學那年，十一歲的二哥因染上天花缺錢醫治而早逝。新的打擊對母親來說幾乎是致命的，彷彿一夜之間，母親衰老了十歲。她成天拚命地在隊裡幹活掙工分，為的是贖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