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哄客時代"哄了別人哄自己

憑借網絡技術的飛躍，中國進入到今天喧鬧聒噪的哄客時代，這毫無疑問是一大進步。正如中國青年政治學院新聞學教授展江所言，「比如許多人在網上表達對改革的不滿，就引起社會各界反思改革，這對改革本身和整個社會都是有利的。而國家政策制定者則會考慮人們的意見，更好的權衡利弊，而不是像以前只能通過有限而低效的渠道獲知民意。」

但在技術進步，話語權的大量獲得後，一個無須為自己的言論承擔任何道德和法律的風險的言論平台形成了，哄客應該如何尋找他的社會位置？當一個巨大的網絡言論平台上主流是一片對罵的場景，這種現象還能稱為正常嗎？

起哄已經成了人們發言的一種典型形式，自民眾下部直到知識分子群體中，現在都是如此。每個人都心浮氣躁，每個人都流行使用網絡上的思考方式，隨心所欲地從事件中發掘自己所需的片斷，而從不去探尋真相和細節。北大學者潘維有一次在談到中國的學術界缺乏大師時發牢騷說：「這是一個多麼壞的時代啊，任何企圖在學術上另辟新徑的年輕人，只要一出頭就會被打死。人和人之間都是毫無理性的攻擊謾罵，像這樣，再過100年，也出不了一個大師。」

哄客的興起無疑反映的是社會轉型期特有的一種焦慮。正如瑞士心理學家維雷娜?卡特斯所言：「轉折階段有它自己的規律：不久前還有效的可靠的東西突然受到了質疑，開始時不滿的情緒滋長，然後蔓延開來，生活越來越焦躁不安，新的目標出現在我們面前，開始還是模糊不清的，與其說表現為新的思想和計劃，還不如說表現為對現實的批判。」

借助一股股熱力事件的哄炒，巨大的哄客群體還進一步把他們的影響力擴散到以青年為主的一億網民中。「這和他們接受的教育有關，現在即使是大學也很少要求和能培養理性精神，所以泛道德、情緒化的言行也就不奇怪了。在傳統媒體沒有辦法表達自己意見，於是在互聯網上表達時則可能不夠節制，帶有情緒的宣洩。」展江說。

第一個總結哄客文化的朱大可說：「罵客成為中國哄客的主流，正是中國文化軀體發生癌變的徵兆。 如果一種文化體系完全喪失了『愛語』，而只剩下『恨語』，那麼這種文化就是病態的。」

哄客的精神可以起源於1995年開始的「無厘頭」文化，自此以後，中國人開始學會使用一種新的表達方式，在諷刺和自傷中表達自己的真實意圖。這種文化在10後開花結果，當每個人都習慣於只使用這種表達方式時，它整體呈現出來的精神就處在一種亞健康狀態。

由於社會轉型之快，頌揚某件事情變得極其富有危險性，相比較之下，罵即不需要技術含量，也不會有太大的風險，因為轉型中的中國肯定會遇到困難重重。

由於網絡的空間虛擬，人們往往接觸不到事實，此後，懷疑之風在網絡上興起。任何事情都應該被置疑，在充滿懷疑的空間，肆無忌憚的攻擊將人與人之間僅有的紙一般薄和脆弱的尊重都撕得粉碎，結果如朱大可所說：「加劇文化退行和道德崩潰，仇恨指數的提升。令已經畸形的時代精神變得更加扭曲。」

這是個眾說紛紜的時代，每個人都有不可剝奪的表達權利，但這種權利正在被少數人濫用，從而給大多數人帶來威脅。罵客正在改變著中國的各個層面，少數人的快意增加了大多數人的不安，而在全民起哄的潮流下，大部分網民不辯事實真相，因為在網絡簡單的粘貼複製中，事實真相往往被閹割得體無完膚。而人們的獨立思考精神就淪喪在這種簡單的邏輯之中。對於這樣的一個現實，我們一定要心生警惕。

如何才能讓哄客文化走出這種初期的泥沼，擺脫謾罵的氛圍？朱大可說：「經過漫長的鬥爭、造反、打倒和推翻之後，中國面臨著『愛語』淪喪的嚴重危機。這就是我所說的『精神癌症』，中國文化不僅需要魯迅，更需要冰心，以及這個女人所代表的愛的偉大勢力。這是療救文化的唯一道路。」

展江則認為，首先對網民要寬容，可以對網民呼籲，形成共識，達成道德和精神共識，要求網民說負責任的話，或者通過法律手段也是可行的，但是絕對不可以通過強制來干涉和改變，例如實名制，審查制，因為這可能是公民公開傳達自身意見的唯一渠道。而哄客們通過在網上謾罵攻擊他人，宣洩了自己的情緒與壓力，而在實際行動中則可能會更平和，減少社會實際的危害。

「這種謾罵橫行也是階段性的，是轉型時期在所難免，我對這個是完全樂觀的。」展江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