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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概念和名稱本來是很好的,因為很好,誰都想沾點邊,就像一個長得很好看的小男孩,每個見到他的人都想在他的粉臉上摸上一把,最後這小男孩落得滿臉油膩,被人嫌棄,還不知道該找誰算賬。
比如說「人文精神」。本來是一個很樸素的追求,但因為曾經一段時期被過度捧揚,甚至被詮釋成一場運動,其華而不實的結果就讓後來人不得不對之警惕。也因此,當如今有人再次在同一層面談論人文精神沙漠化之類的話,自然會引起種種不滿。但這種不滿所針對的,其實和「人文精神」本身業已風馬牛不相及了。
再比如說「文學青年」。這個曾經顯赫一時的稱呼,如今幾乎淪為一個諷刺挖苦人的有效利器。這讓我等受過一點1980年代文學餘毒的人,每每對此總覺得不甘。但就像薩賓娜用「媚俗」這個詞就可以將一切美好感覺打倒在地一樣,面對「文學青年」以及隨這個指稱而來的一切曖昧意象,單純的辯白,其實是無濟於事的。
可能是因為這樣的事情多了,人們漸漸開始對現象學趨之若鶩。現象學要求「回到事實本身」,回到經驗基礎上的直接直觀和本質認識,藉此來抵抗一些不為人所察覺的偏見和似是而非的生活自明性。我對現象學連皮毛都不曾沾得,卻也覺得返璞歸真實在是個常識,於是也想試著對「文學青年」這個名詞做個「回到事實本身」的嘗試,或許也可算是一種「必也正其名」。
「文學青年」四個字,「青年」自不待談,單說「文學」。章太炎當年在日本講小學,曾談及做人可有三種:通人、學者、文士。他自謙不敢當通人,但或可算作學者,至於文士,實為章氏所鄙保這也即古人所云,「一入文人即不足觀」。因為所謂「文學」,除了有「文」之外,尚且還有個「學」字。有「學」,即有思想,否則只是一堆好看的辭句,不過是繡花枕頭草一包而已。這文學裡的思想又不用比肩哲學,用周作人的話來講,「文學裡的東西不外物理人情」罷了。然而就這麼一點物理人情,卻居然也不易得,周作人一生筆墨用功之處,也全在此。
1980年代那會,搞文學的人也是魚龍混雜,但起碼一點為世道為人心的理想還是有的。這點理想,若把它叫做思想,也不為過分。只是後來,為「學」的那部分被打壓得作鳥獸散,為「文」的這部分又漸為商業所驅使,這使得文學最後不過縮水成了一堆可以賣錢的文字。其實很多時下的寫作者已經意識到這一點,所以他們常常會以「碼字」作自嘲,閉口不談什麼文學。仔細想來,這種自嘲實在沒有什麼意思,它不過是母親打在惹事的小孩屁股上的象徵性巴掌,目的不過是阻止他人的拳腳相加。
因此,「文學青年」其實是個很不易得的稱呼。比如我有個朋友,便認為弗吉利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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