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為李白，感謝唐朝，感謝唐朝能夠孕育李白這樣的詩仙。唐代之前，或唐代之後，都沒有李白的生存空間，只有唐代的李白蓬蓬勃勃地生長，“繡口一吐，就是半個盛唐”。

李白和杜甫是唐詩中兩座不可逾越的高峰，其他如初唐四傑、王維、孟浩然、白居易、小李杜等，雖也是山嶺巍峨，比起李、杜兩座高峰的偉岸險峻，終是遜色了些。後世的詩人，距離小李杜尚且十萬八千里，更不要說與大李杜相提並論了。

常言道：文無第一，武無第二。兩位武林高手對決，只要時間不加限制，總能決出一位最終的勝者。兩位文章高手過招，很難說誰的文章天下第一。文字是一種很個性化、情緒化的東西，對寫作者來說如此，對閱讀者來說也是如此。

兩篇錦繡文章放在一起，閱讀者的性格、閱歷、喜好、品位不同，感受會有很大不同。李白與李商隱的詩放在一起，是李白的詩總體上好；杜甫與杜牧的詩放在一起，是杜甫的詩總體上好。李白與杜甫的詩放在一起，誰的更好？這個問題的答案就見仁見智了。

清人沈三白與妻子陳芸談論李杜。陳芸說：“杜詩錘煉精純，李詩激灑落拓，與其學杜之森嚴，不如學李之活潑。”沈三白說：“工部為詩家之大成，學者多宗之，卿獨取李，何也？”陳芸答：“格律謹嚴，詞旨老當，誠杜所獨擅。但李詩宛如姑射仙子，有一種落花流水之趣也，令人可愛。非杜之亞於李，不過妾之私心宗杜心淺，愛李心深。”

讀《浮生六記》時，特別喜歡陳芸的這段點評。陳芸四歲喪父，生活貧寒，沒時間讀書習字，只幼年時背熟一篇《琵琶行》，後來在書箱中找到該詩，按照背熟的詩文逐字對照，學會認字，既而學會作詩。作詩常有佳句，評論詩文亦很有見地。這次評論李杜，不過夫妻閨房私語，正因如此，心中無顧慮，語言無顧忌，不取媚，不邀寵，反而比文人著書立說時的評點更平和、公正。

很多喜歡李白詩歌的人跟陳芸一樣，並不是認為李白的詩歌比杜甫的詩歌成就高，只不過李白的詩天然純真，自由活潑，一副漫無遮攔的孩子氣。讀他的詩如騎在大鵬背上遨遊，倏忽上天，倏忽落地，充滿新奇、自由的感覺，心裡完全放鬆，沒有杜詩的負重感。女人和孩子往往喜歡李白的詩，因為女人和孩子心理脆弱，情緒化，承受不起杜詩的沉厚。

杜甫一生都是崇敬李白的。天寶三年，李白、杜甫洛陽相遇，攜手同游，此後又同游宋梁等地。別後十多年，李白一次次出現在杜甫的夢中，相比杜甫的依依深情，李白要淡然得多，在他的詩中，很少見到對杜甫的牽掛。

這裡面有年齡因素，李白年長杜甫11歲，杜甫在他面前是小字輩。還有性格因素，李白像個孩子，目光總被新鮮奇特的人和事吸引著，渾金璞玉般的杜甫無法吸引他的注意力。杜甫卻是羨慕李白的，與李白同游的一年多，是他艱難困頓的生命中難得的一段歡樂時光。

李白祖籍隴西，生長於四川，青年時期出川漫遊，一度在今山東濟寧安家，城中有他飲酒的太白樓。杜甫的父親也曾在魯西南為官，杜甫探望父親時曾到濟寧遊歷。濟寧是運河沿岸的重要城市，明清兩代，十分繁華。乾隆皇帝下江南，濟寧是必經之地。一座城市同時留下詩仙、詩聖活動的遺跡，喜歡附庸風雅的乾隆皇帝自然不會錯過，他多次遊覽太白樓和南池，寫了多首吟詠李杜的詩。

他在詩中是如何評價李杜的？且看以下幾首：

“李杜由來伯仲行，吾雲旗鼓異相當。應知學杜克念聖，學李防其罔念狂。”

“詩仙詩聖漫區分，總屬個中迥出群。李杜優劣何以見，一懷適己一懷君。”

“詩仙雖具出塵體，詩聖原多憂世心。問我二人優劣者，試看七字定評吟。”

這幾首詩的水平實在不敢恭維，有詩之形式，無詩之韻味，難怪乾隆寫了一輩子詩，也沒見誰把他列進詩人行列。乾隆在詩中對杜甫大加讚賞，對李白也流露讚賞之意，更多的還是批評。他認為李白太狂妄，心中只想著自己，不像杜甫那樣懷著君王和天下蒼生。

這樣的點評也不是沒道理，可問題是，乾隆自己也不謙遜。若論好大喜功，勞民傷財，他在清朝皇帝中是無可爭議的第一位。只不過他掌握著最高權力，一個人握住權力的魔棒，看問題就跟平常人不一樣了。在自命不凡的帝王看來，他們的狂妄根本不是狂妄，而是作為一位偉大帝王的魄力和魅力。做臣子的狂妄就不行了，大逆不道，死有餘辜。

古代帝王之中，對讀書人下手最狠最重的，除了朱元璋父子，就數乾隆皇帝。秦始皇坑儒，還有個原因，是聽說儒生背地裡罵他。朱元璋和乾隆皇帝是對讀書人雞蛋裡挑骨頭，哪怕他們著書立說時毫無惡意，只要一字不合聖意，就會引來殺身之禍。還不是把人殺掉就算了，而是禍及族人，牽連無辜，每每釀成血雨腥風的慘案。

乾隆年間，我家鄉有位很有名望的士紳魏塾，讀晉人江統的《徙戎論》之後寫了點評論，竟以“悖妄”之罪，全家處死，祖墳被挖，墳頭上的樹都被鋸去樹頭，箍上鐵箍。這個“樹砍頭”的恐怖故事在當地流傳二百餘年，到我幼年時，還時常聽老人們說起。魏塾被殺後，族人四散而逃，全城籠罩在惶恐不安的氣氛之中，有人散佈謠言，說官府要把全城之人流徙，竟把全城人嚇跑，一座縣城幾乎成了空城。

一篇簡短的讀後感，竟引發如此慘劇。

若按乾隆年間的標準審查李白的詩歌，李白死一百次都不止。乾隆皇帝讚賞的杜甫，若是生活於乾隆年間，只怕也要死上幾十次。只他的《麗人行》、《兵車行》兩詩，就可以滅族了。

他從京城去奉先，不是歌頌路不拾遺夜不閉戶的盛世美景，而是在幾具凍死骨上大做文章，寫下“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的詩句。皇上開疆拓土，他不但不讚美，反而說“殺人亦有限，列國自有疆。”在石壕村遇到官府徵兵，對逃避兵役者不加譴責，反而同情。

這要放在乾隆時代，都算得上居心險惡，不死也要流放或罰苦役。不獨李白、杜甫，白居易、劉禹錫、韓愈、杜牧一干人等，若生於乾隆年間，哪個也難逃一死。

可我們知道，上面那些詩人，有老死的，病死的，貧困落魄死的，就是沒有人是寫詩觸犯忌諱，被皇帝抄家滅門死的。

清朝人口比唐朝人口大大增加，詩歌總量也大大增加，乾隆皇帝一人就寫了幾萬首詩，清朝是距離我們最近的朝代，語言環境十分相似，可是，我們既想不起幾位清朝詩人，也想不起幾首清人的詩歌，一直到現在，我們還是吟詠唐詩宋詞。

這其中有個原因，清代文人埋頭於四書五經，寫詩只是業餘愛好，不像唐代詩人有崇高的社會地位。可是詩歌不同於長篇小說，寫詩耗費不了太多時間，一位受過格律詩訓練的讀書人，騎馬時、行路時、靜坐休息時，只要有所思有所感，幾分鐘就可以吟成一詩。

根本原因是，唐朝詩人的天空是廣闊的，思緒可以天馬行空自由馳騁，他們寫詩，讚美可以，哀歎可以，諷刺可以，發牢騷可以，抨擊時政可以，吟詠宮廷秘聞可以，幾乎沒什麼不可以。

白居易的二十首新樂府，大多是政治諷刺詩，若是放在清朝，讓乾隆皇帝看見，等待白居易的只有死路一條。《長恨歌》揭先皇隱私，也夠上滅門大罪。可人家白居易在唐朝活得好好的，從沒有哪個皇帝在文字上找過他的麻煩。

他死後，唐宣宗還作詩悼念他：“童子解吟長恨曲，胡兒能唱琵琶篇。文章一滿行人耳，一度思卿一愴然。”而清朝前期，除了歌功頌德，沒有一種題材是安全的。

從唐宋到明清，人們的生活狀況差別並不大，可人們的精神面貌有很大差異。我們感受各個時代人們精神面貌差異的重要途徑，就是那時遺留下來的文藝作品。我們喜歡唐詩，是從唐詩裡，可以讀到最美好健全的人格。

比如送別詩，是最容易哀婉淒涼的，唐人的送別詩卻坦蕩豪邁，有時流露出幾分擔憂和思念，也不過是高天上抹過幾絲微雲，基調仍是明朗的。我們耳熟能詳的句子無不如此：“海內存知己，天涯若比鄰。”“勸君更盡一杯酒，西出陽關無故人。”“莫愁前路無知己，天下誰人不識君。”

李白在外漫遊的時間長，結識的人多，寫下的送別詩也多。“故人西辭黃鶴樓，煙花三月下揚州。”“金陵子弟來相送，欲行不行各盡觴。”“我寄愁心與明月，隨風直到夜郎西。”“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倫送我情。”“浮雲遊子意，落日故人情。”

這樣的送別詩，只能出現在唐代。唐代中前期的送別詩，很少灰色沮喪的。他們並非背井離鄉，而是走出家門，天地廣大，今日別舊朋，明朝有新友，心裡裝著明媚的希望，四海之內皆朋友，人間處處是故鄉。唐代以後，人們再也沒有這樣壯闊達觀的情懷。

清疆域廣大，人口眾多，可我們心裡，總覺得“大唐”這個稱謂名至實歸，“大清”這個說法名不副實，因清代疆域遼闊，人們精神卑弱，沒有唐人的雍容、豁達、樂觀、自信，這才是我們夢寐以求的泱泱大國風範。

李白與杜甫同是唐代的偉大詩人，之所以說因為李白，感謝唐朝，而不說因為杜甫，感謝唐朝，是因為李白比杜甫具有更明顯的唐代特色。杜甫內心的邊界感很強，他牢牢把自己界定在儒家許可的範圍內，思想觀念上，他是符合正統的。

李白豪邁、奔放，有著強烈個性色彩與自我傾向，與正統觀念格格不入，他生長需要的社會空間比杜甫要大很多，這個空間稍微壓抑，他就有可能異化，成為人們眼中不可理喻的異類。

唐代以前無李白，那時詩歌的土壤還不夠肥腴，沒有支撐他生長的養料。唐代以後，空氣太沉悶，陽光不充足，李白還沒有成為李白之前，就被清除了，修剪了，矮化了。只有唐代的李白蓬蓬勃勃地生長，“繡口一吐，就是半個盛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