贖罪日戰爭戰後影響：阿拉伯國家停止了主動進攻
戴維營合約
原本希望藉由戰爭奪回西奈半島的薩達特，則對和平的進展緩慢而感到洩氣;在1977年11月，他做出了史無前例的舉動——前往以色列訪問，成為了第一個訪問以色列的阿拉伯國家領導人(這同時也等於承認了以色列的存在)。
薩達特的訪問加速了和平運動的進展，美國總統吉米·卡特邀請薩達特和貝京前往戴維營(Camp David，美國總統的行宮)與會，會議從1978年9月5日—17日，最後談判成功，以色列與埃及在1979年簽署了以色列-埃及和平條約(Israel-Egypt Peace Treaty)。以色列從西奈半島撤出所有軍隊和殖民者，以交換與埃及的正常關係與長久的和平。
許多阿拉伯國家對此非常不滿，埃及被從阿拉伯國家聯盟裡驅逐。事實上直到那時為止，埃及還一直被當成「阿拉伯國家裡的領導者」。
第四次中東戰爭最大的影響便是，在戰爭結束時簽署的和平協議是自1948年的戰爭以來，阿拉伯國家與以色列首次公開進行對話。
對於阿拉伯國家而言(尤其是埃及)，從六日戰爭以來一直承受的戰敗感得以克服，並讓他們能平等的與以色列進行談判。然而，戰爭中埃及只在西奈戰線獲得一小部分土地，以色列卻在戈蘭高地以及運河西岸獲得更多的土地，這場戰爭使阿拉伯國家瞭解到他們無法在軍事上擊敗以色列，也因此使以阿間的和平得以展開。
這場戰爭震驚了整個以色列，之前六日戰爭的大勝讓以色列軍過度自信，一直以為以色列在中東擁有優勢軍事實力。而戰爭初期的挫敗造成以色列國內心理上的恐慌。以色列承受了比例極高的人員傷亡，以人口比例而言，以色列在三周內便承受了美國十年越戰的傷亡比例。
石油危機
為了報復美國支援以色列，阿拉伯石油輸出國組織(OAPEC)、石油輸出國組織(OPEC)裡的阿拉伯國家，由沙特阿拉伯領導，在10月17日決定每個月減低石油產量5%，並威脅徹底禁運。然而尼克森還是在10月18日向美國國會請求提供了以色列超過15億美元的軍火。到10月20日，沙特阿拉伯宣佈對美國實行石油禁運，其他阿拉伯產油國緊接著加入，並且擴大到對荷蘭以及其他一些支持以色列的國家禁運，造成了1973年石油危機。雖然禁運是對於這場戰爭的反應，現在則有證據顯示薩達特早在8月已秘密前往沙特阿拉伯以組織這次禁運。
政治餘波
以色列群眾對以色列政府的抗議活動在戰後4個月展開。抗議由Moti Ashkenazi所領導，他是「布達佩斯堡壘」的指揮官—也就是那個唯一死守到最後未被埃及軍攻克的巴列夫防線上最北邊的堡壘(Rabinovich,499)，憤怒的群眾非常不滿以色列政府在戰爭中的表現(尤其是針對莫夏·戴揚)。以色列最高法院為此展開了調查，調查為何戰爭爆發前未能及時備戰，和戰爭開頭幾天內的挫敗。
特別委員會在1974年4月2日發佈了初步的調查報告，六個人必須為戰爭前期的挫敗負責：
·以色列國防軍的參謀長大衛·埃拉扎爾(David Elazar)被提議免職，委員會認定他必須承擔「對戰爭前的準備工作和戰爭情勢發展的責任」。
·情報機關首長Eli Zeira和他的副手Aryeh Shalev被提議免職。
·Amam軍事情報部的埃及情報工作小組負責人Bandman中校、和南方地區情報首長Gedelia中校，被提議調離情報機關。
·南方戰線的指揮官史密爾·葛農(Shmuel Gonen)，被提議除役現役(Rabinovich,502)。他被迫在報告發佈後的1975年1月30日離開軍隊。報告中指責他「他無法達成他應履行的職務，並應對我軍在戰役中的危險處境負責」。
與公眾的不滿不同的是，這份報告「因為受到壓力，報告調查的是主要是執行者的責任，而不是政府高層的責任，然而那已經超出他們能力所及」。然而梅厄總理和莫夏·戴揚顯然必須負起責任，公眾要求他們辭職(尤其是戴揚)的聲浪越來越大(Rabinovich,502)。
最後，在1974年4月11日，梅厄總理辭職了。她的內閣也一起總辭職，包括已經請辭兩次而被梅厄挽留的戴揚在內。原本擔任埃拉扎爾的顧問的伊扎克·拉賓，在6月繼位成了新政府的總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