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藝復興的全盛時期誕生的著名哲學家尼可羅·馬基亞維利,他的政治生涯

文藝復興的全盛時期誕生的著名哲學家尼可羅·馬基亞維利,他的政治生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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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藝復興的全盛時期誕生的著名哲學家尼可羅·馬基亞維利,他的政治生涯

尼可羅·馬基亞維利(1469~1527),又譯尼科洛·馬基雅維利,意大利政治思想家和歷史學家,1469年誕生於意大利佛羅倫薩。其思想常被概括為馬基雅維利主義。

在中世紀後期政治思想家中,他第一個明顯地擺脫了神學和倫理學的束縛,為政治學和法學開闢了走向獨立學科的道路。他主張國家至上,將國家權力作為法的基礎。代表作《君主論》主要論述為君之道、君主應具備哪些條件和本領、應該如何奪取和鞏固政權等。他是名符其實的近代政治思想的主要奠基人之一。

馬基雅維利的祖輩是佛羅倫薩貴族,曾經出過十三名政府首長-正義旗手(Gonfalonieri)和五十三名執政官(Priori)。他的父親貝爾納多是一名律師(法學博士),在桑·卡希阿諾村(San Casciano)附近薄有地產。母親能作詩。他有弟妹三人。一家六口,並非富有。

據貝爾納多的日記(1474-1487)記載,貝爾納多愛好研究古典著作,在馬基雅維利成長期間,曾借閱西塞羅的著作;在1476年曾設法購到李維著《羅馬史》--四十年後馬基雅維利的名著《李維史論》就是以這部名著為其基礎的。馬基雅維利七歲入學,約在十二歲半時已能用拉丁文作文。據說曾在佛羅倫薩大學完成他的教育:在那裡受到人文主義者語言學家馬爾切洛·阿德裡亞尼(Marcello Adriani)的古典文學的訓練。

馬基雅維利熟習拉丁文和意大利的古典文學、史學,尤其是熟悉古羅馬--羅馬共和國政制以及西塞羅等人的論辯和社會哲學。這一切為其投身於政治外交活動準備了充足條件。日後他對羅馬共和政治的嚮往和支配他畢生的深厚的愛國思想,不能不與此有著密切關係

  政治生涯

馬基雅維利的政治生涯大體上可以說是從1494年至1512年,即與佛羅倫薩共和國重建和再度覆滅相始終;也就是說,從原來的統治集團美第奇家族被宗教改革家修道士薩沃納羅拉領導人民起義驅逐之後,直到美第奇家族捲土重來恢復其統治之日。而1494年正是法國查理八世入侵,從此使意大利進入內憂外患交並的困難時期。

約在1495年或1496年,他在共和國政府裡開始擔任助理員(Coadiutore)。1498年5月,薩沃納羅拉在反對派的策動和教皇亞力山大六世的迫害下,作為異端者被絞殺和焚屍。馬基雅維利對教皇干涉各國政治的悲劇不能不有所感受。 後來他在《君主論》中談到,統治者建立新的秩序而沒有自己的武裝作為後盾就不免於毀滅,還提出軍隊與法律作為立國的兩大支柱的國家學說,其思想淵源與此不是沒有關係的。

1498年6月19日馬基雅維利被任命為佛羅倫薩第二秘書廳秘書長(秘書廳是政府工作機構;秘書長是機關首長);隨後於7月14日又被任命為"自由與和平十人委員會"(簡稱"十人委員會")秘書,在最高行政機關--執政團(Signoria)領導下負責辦理外交與軍政事務。當時他才二十九歲。任職直到1512年佛羅倫薩覆滅,這樣就結束了他的十四年的政治生活。

十四年的政治工作,特別是外交實踐,為馬基雅維利的政治學說及其《君主論》的著作提供了豐富的歷史例證。馬基雅維利除了負責處理大量的外事文件的日常工作外,他的第一項工作是作為共和國的代表臨時特派出訪外國和意大利各城邦,隨時向"十人委員會"報告;在戰爭時期,負責軍事組織等工作。他是政府首腦索代裡尼的得力助手和智囊人物。

從三十歲開始先後出訪近三十次,到過法國、瑞士、德意志各國和意大利各城邦。他所作的《法國情況報告》、《德意志情況報告》以及關於羅馬尼阿公爵愷撒·博爾吉亞(Ceasare Borgia)的報告和其他通訊等文件,現仍保存下來,它們表明馬基雅維利對歐洲各國和意大利各城邦社會政治現實具有敏銳的洞察力,對於統治者的真正面目有了深入瞭解和縝密的分析,並且構成他所闡述的政治思想與軍事理論的根據。在這些出使訪問中使他深感弱國無外交。

在1500年秋,就比薩戰爭問題,他出使求助法王;在擁有強大武力的君主集權的大國面前,由於本國武力與財力俱弱,為外國國王蔑視,逗留數月,怏怏而歸,不能不加深馬基雅維利謀求富國強兵、民族獨立的渴望。1502年10月至1503年1月兩次出使,對馬基雅維利的政治思想產生重大影響。

由於教皇亞力山大六世的支持,愷撒·博爾吉亞於1499年開始征服艾米利亞-羅馬涅,繼而佔領伊莫拉、弗利、裡米尼、法恩扎、烏爾比諾等地,進而覬覦佛羅倫薩屬地阿雷佐。馬基雅維利出使,企圖與博爾吉亞修好,以求返還佔領地。他耳聞目睹愷撒施展陰謀詭計,唾手掠取領土,暗殺敵人,假手法庭斬殺權臣,以及建立國民軍取代僱傭軍,如此等等。不僅由於博爾吉亞的"能力",主要的是由於他努力創建一個強大的統一的國家,使馬基雅維利驚歎,認為找到了可以作為拯救意大利的統治者(但其後不幸失敗),最後成為《君主論》中一再奉揚的新君主典範。

馬基雅維利在1514-1515年1月31日給韋托裡(F.Vettori)的信中仍然說,"假如我是新君主,我將經常倣傚瓦倫蒂諾公爵(即博爾吉亞)的行跡"。可見馬基雅維利自始至終把博爾吉亞奉為新君主典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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