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廷慘案全程揭秘：波蘭卡廷慘案發生在什麼年代
「卡廷慘案」又稱「卡廷事件」、「卡廷森林大屠殺」;1940年春，大約2.2萬名在押波蘭軍人、知識分子、政界人士和公職人員遭到蘇聯軍隊殺害(其中4421人於斯摩稜斯克郊外的卡廷森林被處決);1943年，發現波蘭軍人屍體的納粹德國稱殺害事件為蘇聯所為，遭到蘇聯否認;直至1990年4月13日，時任波蘭總統雅魯澤爾斯基訪問蘇聯時，蘇方才正式承認對「卡廷」事件負全部責任，稱其是「斯大林主義的嚴重罪行之一」;2010年4月，俄羅斯總統梅德韋傑夫下令公開俄方掌握的卡廷事件歷史文件，這是俄羅斯首次向公眾公開卡廷事件的相關材料。
卡廷慘案全程揭秘
1939年9月17日，蘇聯繼德國之後出兵侵入波蘭。蘇軍在兵力上的優勢和波蘭腹背受敵的處境，使蘇聯在波蘭的軍事行動進展順利，僅用十天時間就達到了消滅波蘭國家，佔領西烏克蘭和西白俄羅斯地區的既定目標。蘇聯在波蘭的軍事行動，不可避免地帶來兩個迫切問題，一是需要處理大量的波蘭戰俘，二是怎樣把所佔領土徹底變成蘇聯「合法」的組成部分。這兩個問題之間既互相影響，又有一定的聯繫。以前由於蘇聯檔案材料的限制，人們對這兩個問題的處理過程並不很清楚。在對近年來解密的檔案進行研究之後筆者感到，它們的解決並不完全是某個人意志的結果，更主要的還是蘇聯政治觀念和政治制度作用的結果。
5月中旬，據戰俘管理局統計，從三座專門戰俘營被送去執行槍決的共14587人，加上其他地方送來的戰俘，一共槍決了15131人。另有在西烏克蘭和西白俄羅斯監獄關押的犯人7305名，也一併被處決了。其中有一部分被槍斃的波蘭軍官的屍體埋在了斯摩稜斯克附近的卡廷，並在三年後成為這一悲劇事件的第一批無聲的揭露者。
而就處決這些波蘭精英的原因，俄國學者指出：「布爾什維克領導人借助於工作人員和安插的密探查明，大部分波蘭軍官和警察雖然在十分艱難的被俘條件下生活了半年多，但在心理上和精神上卻並沒有被摧垮。他們並未背棄自己的祖國，未背棄自己的宗教，也未背棄自己的政治觀點和道德價值觀。蘇聯領導人指望『改造』哪怕一部分穿上了軍裝的工人、農民和知識分子的希望也落空了。」
蘇聯對波蘭戰俘最初的處理措施應當說，蘇聯對戰俘問題從一開始就有所考慮。就在出兵當日，貝利亞致信莫洛托夫，轉達了紅軍總參謀部提出開設8個戰俘接收站和兩個分配站的請求，同時建議由內務人民委員部押解部隊負責戰俘接收站和分配站的守衛和解運工作。為此他請求蘇聯人民委員會所屬國防委員會通過關於將內務人民委員部各押解部隊轉入戰時狀態並實行動員的決議。8個戰俘接收站分別設在日特科維奇、斯托爾布齊、季姆科維奇、拉多什科維奇、亞爾莫林齊、卡緬涅茨-波多利斯基、捨佩托夫卡、沃洛奇斯克等地。兩個分配站是科澤利斯克和普季夫利。次日聯共(布)中央政治局批准了國防委員會根據貝利亞的建議通過的決議，自9月20日起，白俄羅斯、烏克蘭特別軍區和列寧格勒軍區的押解部隊轉入戰時狀態。
9月19日，內務人民委員部出台了處理戰俘問題的又一個重大舉措，在內務人民委員部下組建一個專門負責戰俘事務的機構——戰俘管理局。彼·卡·索普魯年科少校被任命為戰俘管理局局長，謝·瓦·涅霍羅捨夫為該局政委，伊·伊·霍赫洛夫、約·米·波盧欣為副局長。根據隨後制定的戰俘管理局條例，它「直接領導戰俘營的組建及對戰俘的配置、接收、登記、關押和使用戰俘勞動，制訂戰俘接收站、戰俘營的條例，頒布戰俘營關押及內部規章制度的細則和指示。」
戰俘管理局在俄羅斯聯邦的奧斯塔什科夫、科澤利斯克、尤赫諾夫、普季夫利、奧蘭、尤扎，烏克蘭的科澤利相斯克、舊別爾斯克共設立了8個關押營。每個戰俘營內部的機構設置、人員編制、各部門的職能等，在9月23日頒布的《戰俘營條例》中做出了規定。
在戰俘營的機構中，特別值得注意的是特別科。它的職能是對戰俘實施肅反工作。貝利亞在批准成立戰俘管理局的命令裡，特別強調了要在各戰俘營開展肅反工作。9月19日，內務人民委員部給各戰俘營特別科下發指示，要求他們在對戰俘進行登記時，要建立專門的戰俘間諜案卷和偵察案卷，「對進行反蘇活動、有間諜活動嫌疑、與波蘭社會黨、畢蘇斯基分子、國民民主黨分子、社會民主黨分子、無政府主義者及其他反革命政黨和組織有聯繫的戰俘，以及所有軍官，都要建立履歷案卷，這些案卷要登記在一個專門的簿冊裡。」特別科還應每月向內務人民委員部特別處和第一專門處提交業務報告，說明戰俘營中關押戰俘數目，其中軍官數、憲兵、國家安全機構工作人員各有多少，以及建立履歷案卷數量、獲得的諜報數量、招募的暗探和情報員數量、被逮捕的人數有多少。
可見，從一開始，戰俘營中的這個機構就被賦予了特殊使命。
按照上述各營規模計算，至10月下旬，8個戰俘營最多能關押68000名戰俘，這與前線部隊實際俘獲的戰俘數量相差甚大。這種情況，勢必給戰俘營的接收和管理工作造成巨大壓力。另外，根據貝利亞9月19日的命令，各戰俘營的展開要用10天左右的時間，如果再加上組建戰俘營過程中遇到的種種實際問題和官僚主義作風造成的延誤，各戰俘營能否在規定的時間準備就緒，都還是問題，這與蘇軍在波蘭境內的迅速推進形成了強烈反差。它將給戰俘營初期的戰俘接收和管理工作帶來諸多影響。
前線部隊很快發現他們面臨著由於戰俘人數巨大而帶來的種種問題。9月21日，副國防人民委員庫利克向斯大林、莫洛托夫、伏羅希洛夫等人報告，由於沒有準備好接受如此大量的戰俘，部隊無法向他們提供食物;另外，押送和看管戰俘也牽扯了部隊大量人力。「部分戰俘由鐵路從斯坦尼斯拉沃夫送往古夏京，但大部分已跑散回家」。對此他建議「政府應發出指示，將那些被俘的烏克蘭籍和白俄羅斯籍俘虜在登記後遣散回家……」
白俄羅斯內務人民委員拉·福·察納瓦也向莫斯科報告：「西部各地區聚集了成千上萬逃離前線的士兵，擠滿了街道，靠行動小組的力量根本不可能把他們隔離起來。紅軍部隊沒把他們當成戰俘抓起來，結果，誰也沒有對他們進行審查，波蘭士兵到處自由走動。」
庫利克的建議，反映出前線部隊對短時間內俘虜這麼多戰俘缺少必要的思想準備。在這種情況下，就地釋放部分戰俘也不失為一種無可奈何的辦法。因為，如果在作戰與看管戰俘之間權衡，常理上毫無疑問要優先保證前者。9月23日，伏羅希洛夫和沙波什尼科夫回復庫利克，基本同意了他的建議：「被俘的西烏克蘭和西白俄羅斯的農民如果能夠出示文件，證明他們的確是被波蘭人徵召入伍的，可以將他們釋放。」
但是此舉卻立即遭到紅軍總政治部主任列·瓦·梅赫利斯的質疑。他在9月24日給斯大林的信裡，描繪了大量被遣散的戰俘堵塞了幾乎所有道路的情景，並說其中許多人企圖前往由德國人佔領的地區，其中混雜了不少軍官和警察。看來梅赫利斯的信對斯大林起到了作用，因為第二天伏羅希洛夫又下達了一道命令，撤銷了兩天前釋放農民戰俘的命令。這樣，分流戰俘這一途徑被堵死了，數量眾多的戰俘在短時間內湧向蘇聯境內幾個剛剛成立的戰俘營。十幾天內，一些戰俘營接收的戰俘接近了計劃規定的容納數額據各戰俘營上報的材料，科澤利斯克營計劃10月1日前接收10000人，到10月3日已有8843人;舊別爾斯克營計劃接收8000人，10月14日已有7045人，11月16日達11262人;奧斯塔什科夫營計劃10月1日前接收10000人，9月30日已有8731人，但分配站還要往這裡送5000人。只是在營領導人一再堅持下，這批戰俘才被轉送其他營地。到10月29日該營已有12235名戰俘。另一些則大大超過了原定數額。尤紮營原定到10月25日才能接收6000人，但在10月1~4日這裡的戰俘多達11640人;奧蘭營原定只能容納4000人，10月1~3日實際接收了7063人。(歷史文獻收集保管中心)，1/，2，2，242。
儘管展開各戰俘營的命令在9月19日就已下達，但各戰俘營的準備工作並沒有完成，或者更確切地說，各營所做的準備在大量湧入的戰俘面前變得捉襟見肘，難以應付了。這就直接導致了各戰俘營接收工作的被動與混亂。到9月底，普季夫利戰俘營的戰俘囚捨「還是用木板建的，縫隙沒有堵塞，沒有天花板和爐子」;「營內沒有消毒室，戰俘沒有內衣」;更嚴重的是，由於調撥單沒有發下來，「戰俘的正常飲食沒有安排好」。建在島上的奧斯塔什科夫營，由於沒有與島外的電話聯繫，汽艇用油無法保證，因而「物資供應已經中斷」;維修戰俘囚捨的材料如木板、油氈、釘子等均告缺乏;全營尚缺8000條床墊，只能由國家調撥，因為「在本地組織縫製這麼大數量的床墊既不可能也無材料」。
科澤利相斯克營內的許多建築物「呈半損毀狀態，窗戶上沒有玻璃，房頂漏水，連通鋪都無法架設」，就是這樣的住房也只能安排一半的戰俘，另一部分戰俘或是睡在夏季帳篷裡，或是被安置在豬圈裡。
尤赫諾夫營的許多戰俘不得不在3℃~7℃的氣溫下，「住在涼台上、馬廄裡、窩棚裡」，甚至「許多人連一個坐的地方都很難找到」。
為了解決住宿問題，一些戰俘營因陋就簡，提出搭建3層和4層床鋪，索普魯年科無奈之下同意在房間空間允許的地方製作3層床鋪。
隨著軍事行動的結束，如何處置大量波蘭戰俘問題需要蘇聯領導人立即作出決定。10月1日，一個由中央書記日丹諾夫牽頭的委員會討論了戰俘問題。顯然，在討論中有人認為庫利克曾提出的、一度得到伏羅希洛夫贊同的遣散士兵戰俘的建議，在目前情況下不失為緩解戰俘營壓力的有效辦法。在由這個委員會成員貝利亞和梅赫利斯會後聯名向斯大林提交的報告裡，建議對戰俘進行分類處理。他們把戰俘基本分成6類，並作出不同處理：對居住在西烏克蘭、西白俄羅斯的烏克蘭族、白俄羅斯族及其他民族的士兵戰俘，予以遣散回家;留下25000名戰俘修築沃倫斯基新城—科列茨—利沃夫的公路;故鄉被劃歸德國的波蘭領土上的士兵戰俘暫時單獨關押在科澤利斯克和普季夫利戰俘營，待與德國人談判解決了他們的遣送問題後再送其回家;為被俘軍官建立單獨戰俘營，中校到將軍的軍官以及軍政要員，關押在沃洛格達州扎奧尼凱耶營，其餘軍官關押在尤紮營;間諜人員、反間諜人員、憲兵、獄吏和警察，單獨關押在奧斯塔什科夫戰俘營;對拘留的近800名捷克人，以被拘留者身份一直關押至英、法與德國的戰爭結束，其中軍官應單獨安置;關押他們的是舊別利斯克戰俘營。
從保留下來的原始檔案上可以看到，斯大林作了幾處批改。其中對捷克戰俘的處理，他批改為：「釋放，但每人都應立下字據，不同蘇聯作戰」;在波蘭軍官戰俘營的安排上，他改為「安置在南方(舊別爾斯克)」。到10月底，處理捷克戰俘的工作基本完成。據內務人民委員部統計，635名被拘留的捷克人中，553人希望經過羅馬尼亞去法國，82人願意去羅馬尼亞。所有人都簽字保證不在居住地參加反蘇戰爭。聯共(布)中央政治局在第二天根據上述報告和斯大林的批示，通過了相應的決議。
又過了一天，蘇聯人民委員會也做出了相同的決議。，.5446，57，65，84-85.同日，貝利亞按照蘇聯人民委員會決議下達了執行命令。
政治局和人民委員會通過的決議，是蘇聯處理波蘭戰俘問題的一份重要文件。它集中體現出蘇聯政治制度的特徵，反映了蘇聯領導人對波蘭國家的態度，是蘇聯出兵波蘭目的的延伸。文件中雖然沒有提出是本著「階級原則」對戰俘進行分類的，但這一原則通過在軍銜上的區分得到了曲折的反映。在蘇聯的政治體制下，對特定的社會群體進行分類和對人們的政治屬性予以界定，往往首選使用「階級原則」。儘管這一原則本身並不具備對複雜的社會政治現象進行準確合理區分和界定的功能，但仍然被蘇聯政治家們用來作為解決複雜問題的「合理」辦法，而且是很「有效」的辦法。在決定釋放哪些戰俘和不釋放哪些戰俘時，對蘇聯領導人更有意義的，不是軍銜上的差別，而是階級上的差別。伏羅希洛夫在9月22日回復庫利克時，在允許遣散的對象前特意強調「被俘的農民」，有其特定的內在含義。這種含義在當時的蘇聯幾乎人人都清楚明白。因此，梅赫利斯並不是一概反對遣散這類波蘭戰俘，只是擔心一些軍官和其他人假冒「被徵召來的農民」脫逃。可以說，到這年11月中旬被遣返回家的42400士兵戰俘，某種意義上不是因為他們比那些被留下來的戰俘表現「好」，而是在一種特定的政治體制下，他們成了「幸運兒」。相反，那些被留下的軍官和軍政要員最終成為一起悲劇事件的主角，也不是因為他們全都表現出特別仇視蘇聯和蘇維埃制度，而是成了同樣政治制度下一種教條的政治理念的犧牲品。蘇聯領導人對波蘭國家的看法以及根據這一看法確定的出兵目的，都把波蘭國家作為一個異己的對立物，放在了要消滅的位置上。在蘇德兩國合作共同瓜分、佔領了波蘭領土之後，除了先在巴黎、後在倫敦組成了流亡政府外，可以說波蘭國家從形式上已不復存在。在蘇聯領導人看來，為了徹底消滅這個國家，佔領其領土是一方面，另一方面，打碎其原有的國家機器也非常重要。而軍隊、警察、監獄系統，正是每一個國家國家機器的組成部分，是保護該國統治階級利益的工具。在蘇聯領導人的意識中，軍隊、警察、司法系統和國家機構中的高級領導和官員，是貫徹統治階級意志的核心，維護統治階級利益的中堅力量。消滅了這部分人員，無異於打斷了支撐國家機器的「脊樑」。波蘭的情況也不例外。自十月革命後，蘇聯領導人逐漸形成了一種思維定式，即波蘭統治階級歷來是仇視蘇維埃國家的;波蘭軍隊的軍官、警察、司法系統和國家機關中的官員，都屬於統治階級範疇，或是在為統治階級服務過程中，與其達成了利益和意識形態上的一致性。對蘇聯來說，他們的危險性要比普通居民大得多。如果把他們與普通士兵一道釋放回西烏克蘭和西白俄羅斯，只能給那裡正在進行的「蘇維埃化」社會改造，增添麻煩與阻力。
由此可見，對波蘭戰俘的最初處理，受到了蘇聯特定的社會政治觀念的影響，這種政治觀念並不僅僅屬於某一個人，或是蘇聯領導層，而是成為教條式的行動指南。就處理波蘭戰俘而言，這種政治觀念決定了波蘭戰俘的命運，並造成了他們之間巨大的差別。因此，談到波蘭戰俘的處理，不能簡單地一概而論。以往人們更多地關注發生在波蘭戰俘中的悲劇本身，並把責任簡單地推到斯大林個人身上，而疏於研究這一悲劇與蘇聯的政治制度、基本的政治觀念之間的內在聯繫，因而看不到這一悲劇只是蘇聯在處理波蘭戰俘上產生的結果之一，而不是它的全部。也只有弄清了這一點，才能對導致悲劇的真正原因有更深刻的認識。
對波蘭戰俘的關押和使用根據聯共(布)中央政治局1939年10月2日的決議而對戰俘進行的分類處理，到11月下旬基本告一段落。如前所述，遣返居住在西烏克蘭和西白俄羅斯士兵戰俘的工作進行得很順利。釋放捷克戰俘的準備工作，蘇聯方面在10月底就已完成，但被釋放的捷克人要求進入羅馬尼亞時，羅馬尼亞政府並沒有馬上發給他們簽證。直到1941年春，簽證問題才得以解決。
對居住在由德國佔領地區的波蘭戰俘的遣返和從德方接收部分波蘭戰俘的工作，也從10月中旬開始啟動。10月11日，貝利亞在給莫洛托夫的信中建議，「將居住在原波蘭的德國部分的全體被俘士兵約33000人，在最近轉交給德國當局是適宜的，為此應當與德國政府開始談判。」
副外交人民委員波將金與德國駐蘇大使舒倫堡就交接程序舉行了談判，雙方商定交接工作從10月23日開始，預計11月3日完成。到11月23日，蘇方交給德方42492名波蘭戰俘，同時從德方接受了13757名戰俘。
同年11月、12月，蘇聯還完成了從立陶宛接收波蘭戰俘的工作。據立陶宛政府提供的統計，在它們那裡拘押著近14000名波蘭戰俘，其中有3000名軍官。立陶宛政府提出把這些出生在西烏克蘭和西白俄羅斯的戰俘送回他們的出生地。
11月9日，政治局和人民委員會分別通過決議，「從立陶宛政府接收被拘押在立陶宛、家住在西烏克蘭和西白俄羅斯、願意返回家鄉的原波蘭軍隊戰俘」。接收的士兵和下級軍官遣返回家;軍官、警察和官員送往戰俘營「仔細審查」;但對此項規定「應嚴格保密」。
在此項工作完成時，有21名軍官和54名警察被送往尤赫諾夫營。
與被遣返回家的戰俘相比，被留下充當勞動力使用的那部分戰俘的境遇要差得多了。最早確定留下的25000名戰俘，被用於修築沃倫斯基新城—科列茨—利沃夫公路，集中了這批戰俘一半的羅夫諾營改成了內務人民委員部第一建築營。
戰俘勞動力的使用範圍很快擴大了。10月14日，戰俘管理局與蘇聯黑色冶金人民委員部簽訂了使用戰俘協議，1萬餘名戰俘被安排到黑色冶金人民委員部下屬的8個礦務局、礦井和鐵路公司從事勞動。集中這批戰俘的主要是俄羅斯聯邦南部的三個營地，即第聶伯羅彼得羅夫斯克州的克裡沃羅格營、頓涅茨克州的葉列諾—卡拉庫布營和扎波羅熱州的扎波羅熱營，每個營又都在礦山和企業所在地設立了許多分營。雖然根據協議這些戰俘的勞動保護、工資待遇、生活條件等都將與通常的雇工相當或接近，但不同的是，他們仍要在警衛看管下進行勞動。
這就意味著，他們並不是普通的勞動者，而是被強迫接受勞動的勞動者。
不管是築路還是採礦，戰俘從事的勞動都相當艱苦和繁重。有文件證實，黑色冶金人民部各企業並未履行協議中規定的條款，沒有為戰俘創造應有的生活及勞動條件。
戰俘的不滿情緒還因11月初西烏克蘭和西白俄羅斯兩地併入蘇聯而加劇。那些居住在上述兩地區的戰俘很自然地認為，他們已成為蘇聯公民，再把他們作為戰俘關押和使用違背了最高蘇維埃的有關法令，他們聯名致信斯大林，表達他們返回家鄉與家人團聚的強烈願望。
也有不少戰俘在沒有得到答覆的情況下擅自離開工地，據西烏克蘭一號築路工程指揮費久科夫少校報告，整個築路工地在11月初一共逃跑了1000多名戰俘，幾乎佔在這裡勞動戰俘人數的10%。
儘管改善了戰俘的工作和生活條件，加強了警戒，但逃跑現象並未完全制止。這說明戰俘的不滿不僅是針對生活及勞動條件的，政治上的歧視性待遇更讓他們難以接受。
考慮到戰俘大量逃跑可能在新併入蘇聯的地區引起「不滿情緒，為敵人進行反蘇宣傳提供子彈」
12月2日，黑色冶金人民委員部和內務人民委員部聯合發出命令，對在各企業勞動的戰俘規定了新的使用辦法。新辦法規定，「凡有勞動能力的戰俘一律在基本工程中使用，同時將他們的工資改為與非軍人僱用工同等的計件工資。戰俘中的不完全勞動力在戰俘營內部以及工礦企業的後勤性工作中安排使用，並根據該工業部門現行的計時工資制確定他們計時工資。」新辦法還要求立即查明哪些人有生產技能並且政治合格，以便「作為你們企業的固定工人」。對經常超額完成生產定額的戰俘，經專門審查並報內務人民委員部戰俘管理局批准後，可以撤銷對他們的看管。辦法還規定了戰俘每天的最低生活費不得低於5盧布1938年2月在內務人民委員部系統對在押犯人和被拘留人員規定的每日生活費，可以作為這個標準的參照。在「古拉格」系統的監獄和移民營平均每人每天3盧布49戈比，建築營3盧布90戈比，被拘留人員5盧布11戈比，兒童教養營7盧布58戈比。，2003，№3，105。;另外，要給他們「創造必要的生產條件(固定的工作地點、系統地指導，等等)、文化生活條件以及居住生活條件。要進行解釋工作，以保證所有的戰俘都能完成生產定額」等。
新的使用辦法規定的對戰俘待遇雖比以前有所改善，但仍未從根本上解決戰俘的地位問題，也就是說，這些人仍然是失去自由的被強制從事勞動的勞動力。同時，新的待遇從規定到落實，還有一個依責任心大小和檢查督促機制是否完備而決定其長短的過程。戰俘們在自己的要求沒有得到滿足，且又得不到令他們滿意的解釋的情況下，怠工、以各種借口曠工甚至逃跑，就成了他們普遍使用的抵制手段。在扎波羅熱州勞動的戰俘，每天有將近100人因各種原因不出工，出工的戰俘中怠工、酗酒現象普遍，以致有時一天的計件工資高的達30~40盧布，低的只有23戈比。另外還有3名戰俘逃跑。
當內務人民委員部派來特種部隊加強看管並逮捕了16名被認為是怠工煽動和組織者的戰俘後，激起了戰俘們更強烈的牴觸情緒，1940年1月下旬，這裡的1570名戰俘中每天出工的不超過370人;還有不少戰俘宣佈絕食。他們最主要的要求就是放他們回家。
1939年12月20日，在斯大林州「尼科波爾錳礦」和「十月礦務」托拉斯勞動的戰俘舉行罷工和絕食，而且愈演愈烈，直到驚動了貝利亞。他於12月31日特地命令戰俘管理局第一處(特工處)處長季什科夫，會同內務人民委員部經濟管理總局特派員和內務人民委員部斯大林州局局長，對在當地各企業勞動的戰俘「大量不出工的情況」和「逃跑事件」，進行調查和偵察。
1940年1月3日，戰俘管理局副局長霍赫洛夫就此事寫了專門報告，在他列舉的上述兩個企業戰俘罷工和絕食的原因裡，有一點是相同的，即戰俘們要求與大多數被俘士兵一樣釋放他們回家。
霍赫洛夫報告，對反抗的戰俘採取了強制性措施，「減少食物，剝奪通信權利」;並「將250名破壞生產分子除名，送往奧斯塔什科夫戰俘營」;對「老實幹活的戰俘創造更好的生活條件」。另一方面，內務人民委員部和黑色冶金工業人民委員部於2月7日再次簽訂了新的使用戰俘協定，減少了使用人數，並把使用的戰俘分成兩類：對其中一類明確規定實行工資制，每天的最低工資也比10月14日的規定提高了2盧布;戰俘營對戰俘的生活和傷病治療也明確了相應的保障。
這部分在勞動營裡的戰俘，在蘇德戰爭爆發後，成了在蘇聯領土上組建的波蘭軍隊的主要兵源。
蘇聯對所佔波蘭領土的處理隨著蘇德兩國在波蘭軍事行動接近尾聲，蘇聯對所佔領土的處理馬上開始了。這種處理的第一步，是與德國進一步確定了雙方在「原波蘭領土」上佔有的地區。
在1939年8月23日簽訂的《蘇德互不侵犯條約》秘密附加議定書中，蘇德雖然劃定了在波蘭的勢力範圍，但在是否還要維持一個獨立的波蘭國家以及它的邊界如何劃定上，並沒有最後敲定，而「只能在進一步的政治發展過程中才能確定」。蘇聯的出兵以及波蘭在蘇德兩國的合擊之下迅速崩潰，使這個問題上的「政治發展」出現了重大變化，解決上述「遺留問題」日益迫切地擺在了蘇德兩國領導人面前。
9月19日，莫洛托夫以斯大林的名義表示，蘇聯放棄讓「波蘭剩留部分獨立存在」的主張，同意由蘇德兩國沿皮薩河—納雷夫河—維斯杜拉河—桑河一線分割波蘭。
舒倫堡在向裡賓特洛甫匯報時認為，蘇聯的主張「完全符合德國的觀點」。
但德國領導人希望能得到的多一些，利沃夫附近的油田和利沃夫—切爾諾夫策的鐵路以及立陶宛，都是日後進攻波羅的海地區和蘇聯所必需的。裡賓特洛甫還要求把桑河上游和奧古斯圖夫及其森林劃歸德國。
蘇聯並沒有順從德國的要求，它堅持桑河上游一直是烏克蘭人的領土，「哪個政府都不能令其失望」;而在蘇聯內部文件中，奧古斯圖夫省無論是從民族、經濟還是防禦角度看，「對蘇聯都具有頭等意義」。蘇聯還提出要德國把已經佔領的維爾紐斯地區轉交給立陶宛，作為交換後者讓出包括盧布林省和華沙省部分地區的赫爾姆申諾。
為最終確定對波蘭的瓜分，9月27~28日，莫洛托夫和裡賓特洛甫在莫斯科舉行談判，斯大林和舒倫堡也參加了會談。雙方談判的結果是簽訂了《蘇德友好及邊界條約》以及三個秘密補充議定書。兩國簽訂的條約指出，「蘇聯政府和德國政府在原波蘭國家瓦解之後，認為在這片領土上恢復和平和秩序，保證居住在那裡的各族人民能按照他們的民族特點和平地生活是自己擔負的任務」。為此，它們將確定「符合雙方國家利益的國界」，雙方承認這一國界為最終邊界並排除第三國對此進行的任何干擾;在確定的「界線以西領土上必要的國家改造由德國政府進行，該線以東領土上的改造由蘇聯政府進行」;雙方認為「上述改造是進一步發展蘇聯人民同德國人民之間友好關係的可靠基礎」。
同時簽署的「秘密補充議定書」涉及了居民遷移、行政機構改建和雙方在各自佔領地區內的義務。這份議定書對雙方在《蘇德互不侵犯條約》「秘密補充議定書」中劃定的利益範圍進行了調整，把立陶宛歸入了蘇聯利益範圍。雙方還明確，每方都「不容許在自己的領土上進行任何針對另一方領土的波蘭宣傳。雙方將消滅自己領土上這類宣傳的萌芽，並互相通報為此而採取的恰當措施。」
10月4日，兩國代表又簽署了一份調整上述邊界的補充議定書，對邊界作了仔細的描述。
通過這些文件，蘇德雙方不僅確定了各自在波蘭領土上的利益範圍及其界線，而且承擔了對各自利益範圍內的地區進行「改造」和保護對方利益的任務。在提到波蘭時，文件精心選用了「原波蘭」的提法，意在強調兩國現在瓜分的已是一塊「無主」的土地了。不僅如此，它們明確地把劃定的界線說成是最後的邊界並排除別國的干涉，其用意很明顯，就是要強調它們強佔並瓜分波蘭不是非法行動，相反，誰要對此提出異議倒是對兩國利益的一種非法干涉。但是，這個條約在國際社會上還是沒有引起肯定的反應。
為使所佔領的地區合法化，蘇聯第二步就是啟動國內法的法律程序，對這一結果加以認定和保護。1939年10月1日，聯共(布)中央政治局通過決議，預定10月26日在西烏克蘭的利沃夫和西白俄羅斯的比亞威斯托克同時召開人民會議，人民會議應確認9月17日後在這兩個地區所發生的政治及社會經濟變革，並通過加入蘇聯的決議。一切相關的文件分別由烏克蘭共產黨中央委員會和白俄羅斯共產黨中央委員會負責準備。
為了選出出席人民會議的代表，西烏克蘭和西白俄羅斯兩地要在10月22日舉行選舉。候選人只能從城市和農村中成立的臨時機構——市臨時管理委員會和村農民委員會以及工人赤衛隊裡產生。地區臨時機構由4人組成：兩人來自共產黨組織，一人來自內務人民委員會，一人來自地區城市管理委員會。
27日，西烏克蘭人民會議在利沃夫發佈關於西烏克蘭國家權力的公告，宣佈在西烏克蘭全境建立蘇維埃政權，並在同一天提出加入蘇維埃烏克蘭共和國的請求。
兩天後，西白俄羅斯人民會議在比亞威斯托克也發佈了與上述內容基本一致的文件。
11月1日和2日，蘇聯最高蘇維埃頒布法令，滿足上述兩地區人民會議的請求。11月14日、15日，白俄羅斯和烏克蘭兩個加盟共和國最高蘇維埃頒布法令，接受兩地區加入相應的共和國。
12月20日，最高蘇維埃主席團頒布法令，確認1939年11月1日和2日前居住在烏克蘭和白俄羅斯西部地區的所有公民為蘇聯公民。但在1941年12月1日蘇聯外交人民委員會照會中又說，蘇聯政府願意作為例外把1939年11月1~2日前居住在這兩個地區的波蘭族人當作波蘭公民。至此，經過這些法律程序，兩地區正式成為蘇聯的一部分，兩地區現有的居民也就成為擁有蘇聯國籍的蘇聯公民了。也正是在此期間，各戰俘營開始大批釋放居住在這兩個地區的烏克蘭族、白俄羅斯族士兵戰俘。這兩者之間在時間上的巧合，使人有理由相信釋放戰俘也是一項「配合行動」。
蘇聯在很短的時間內，把本屬國際問題的問題單方面轉換成內政問題，找到了可資憑據的法律依據，而且這種法律只有它具有解釋權。這種移花接木的辦法，使蘇聯多少擺脫掉了在此問題上的被動地位，並逐漸形成了它對這一問題的原則立場，即：維護烏克蘭和白俄羅斯同胞要求民族統一的權利，堅持蘇波邊界要以1939年9月17日以後的現狀為基礎予以確定。這一原則立場蘇聯幾乎沒有放棄過，而且越到後來，越發不可動搖。它的內涵也不斷擴大，包含的不再僅僅是領土問題，而且還有民族問題，烏克蘭人和白俄羅斯人的民族自尊心問題，以及蘇聯政府的榮譽問題。這樣，圍繞這個問題，蘇聯與波蘭流亡政府及其支持者之間的原則分歧，從一開始就非常鮮明而且尖銳。
在併入蘇聯的地區建立蘇維埃制度，或曰推行「蘇維埃化」，是蘇聯對這兩地進行處理的又一個重要步驟。就在紅軍部隊向西烏克蘭和西白俄羅斯推進的同時，一批由烏克蘭和白俄羅斯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選派的黨和蘇維埃機關工作人員，也跟隨部隊進入了這兩個地區。他們每15~20人為一組，負責在被蘇軍佔領的城市和農村組建新的管理機構，組織「工人赤衛隊」，一方面維持當地治安，另一方面追查躲藏起來的軍官、地主、警察和政府機構要員。那些被他們抓住的人有不少被就地處決。
內務人民委員部派來特別行動組領導並參與了「清查」活動，僅第一行動組就在喬爾特庫夫、戈羅傑茨、克羅梅尤、克索夫、斯塔尼斯拉夫等地逮捕了1923人。在利沃夫，到9月28日前，就已審結了10起「組織反革命隊伍」案，一批波蘭有名的政治活動家和民族主義組織領導人被逮捕。
為執行聯共(布)中央政治局10月1日決議和準備人民會議選舉，烏克蘭和白俄羅斯共產黨中央加緊在兩地區建立黨、團組織和工會組織。幾千名黨、團積極分子在一大批黨、團、工會幹部和紅軍幹部帶領下來到這兩個地區。因此，還在兩地正式加入蘇聯之前，黨、團和工會組織系統就已經在這裡建立起來了。10月25日，聯共(布)中央政治局指定同年12月24日在這兩地區舉行地方勞動者代表蘇維埃選舉。不過，在開始選舉的前20天即12月4日，政治局就已經確定了黨的區委局和勞動者代表蘇維埃區執行委員會的人員組成。內務人民委員會區機關領導人或是進入了黨的區委局，或是進入區蘇維埃執委會。
按照聯共(布)政治局的指示，對兩地的銀行實行了嚴格的監督，對企業實行國有化。不僅對大型企業實行了國有化，而且那些業主已逃跑和進行怠工的企業也被收歸國有。1939年12月3日，政治局批准了蘇聯最高蘇維埃的法令，在西烏克蘭和西白俄羅斯實行廣泛的國有化，工業、商業企業，交通、文化和醫療機構，學校和居民建築都要在兩個月內實現國有化。
1940年1月20日，政治局和最高蘇維埃又決定在兩地區實行計劃經濟體制，建立國營機器拖拉機站，並利用地主和定居者即「」，這些人參加了1919~1920年的波蘇戰爭，20年代波蘭政府把根據裡加條約得到的西烏克蘭和西白俄羅斯的部分土地分給他們。從形式上說，他們與哥薩克有些類似。土地建立國營農場。
這實際上是利用政權的力量對有產者的一次剝奪。
蘇維埃化的實施，極大地觸動了部分當地居民的利益，也就引起了他們的牴觸與反抗。為保證社會改造的進行，蘇聯黨和政府一方面加大了對「反革命分子」的打擊力度，另一方面強行進行居民遷移，以改變當地居民結構。還在10月3日，政治局就做出決定，授予烏克蘭方面軍和白俄羅斯方面軍軍事委員會「批准軍事法庭按反革命罪對西烏克蘭和西白俄羅斯居民和原波蘭軍隊軍人作出極刑判決的權力」。
兩個月後，政治局批准了內務人民委員部的建議，「逮捕所有登記在冊的原波蘭基幹軍官」。
兩個地區的內務人民委員部機構展開了一次大規模行動，僅在西烏克蘭地區就逮捕了570名波蘭軍官;另有487名軍官在早些時候作為「反革命隊伍」成員而被捕。
被投入監獄的還有「社會異己分子」和各個「反動的」、「民族主義」政黨的成員。另外一些企圖越境離開蘇聯和從德國佔領地區越境進入蘇聯的越境分子也被判處3~8年不等的徒刑。根據貝利亞1940年3月5日提供的數字，在西烏克蘭和西白俄羅斯各監獄內關押的各類犯人有18623人，其中波蘭人有10685人。
內務人民委員部同年3月22日的命令記載，僅在布列斯特、利沃夫、羅夫諾、沃倫斯基、捷爾諾波爾、維列伊卡、平斯克、斯坦尼斯拉夫和巴拉諾維奇等9座監獄，就關押了6750名波蘭犯人。
可見，在「蘇維埃化」過程中，蘇聯當局的打擊力度是相當大的。
同年12月4日，政治局通過決議，把所有定居者及其家屬遷往北極地區從事林業工作。之後對被遷移者的利用又擴大到了礦業開採。
結果，有139590人被從這兩個地區遷出，其中18歲以上的男子占241%，其餘都是婦女、兒童和老人。
此後，蘇聯政府又於1940年春、夏和1941年6月，對兩地的居民三次進行遷移。據貝利亞1944年5月提交給斯大林的統計數字，到1941年9月，從西烏克蘭和西白俄羅斯地區送往蘇聯後方勞動及被流放的人員達389382人。
也有的統計為近32萬人。參見,114-136。在波蘭學者的著述中，這一數字從40萬人至200萬人不等。應當說，這些波蘭人的境遇是非常艱難的。
蘇聯對波蘭戰俘和所佔領土的處理，帶有鮮明的蘇聯「特色」。蘇聯在佔領西烏克蘭和西白俄羅斯後，利用高度集中的政治體制，迅速啟動國內法律程序，完成了對所佔領土的歸並，並在這些地區推行「蘇維埃化」，短時間內便把蘇聯的政治經濟體制移植到了這裡。如果說，蘇聯與這些地區的關係，在出兵時僅能從歷史的和民族的意義上解釋的話，那現在又多了一層「法律」上的意義(在戰爭後期又加上了保證蘇聯安全的意義)，這就使它對這些地區的兼併看上去更加徹底和「完美」了。因此，蘇聯領導人不會輕易放棄已經取得的成果。維持1939年9月17日以後蘇聯邊界——主要是西部邊界的狀況，也就成為蘇聯外交要加以扞衛的一條基本原則。在蘇聯日後解決波蘭問題的框架中，這一原則經過進一步加工和微調，具體化成了蘇聯一再堅持的「寇松線」，並且成為蘇聯解決波蘭問題的一個最重要的組成部分。
然而，蘇聯對所佔領土的處理無疑帶有強烈的強權色彩，它對這些地區的歸並沒有充分的國際法律依據。作為波蘭國家在國際社會的代表，波蘭流亡政府理所當然地拒絕承認這種處理的結果。就是在反法西斯同盟形成之後，反法西斯大國之間在此問題上亦有爭議。接受還是反對蘇聯的「寇松線」，無論是對蘇波兩國政府，還是對國際社會，都是一個不得不面對、但卻不容易解決的問題之一。
分類處理後在押的波蘭軍官如前所述，蘇聯出兵波蘭後的12天作戰行動中，被蘇軍俘虜的波軍官兵近25萬人，其中絕大部分戰俘被押解到設在蘇聯領土上的8個戰俘營和兩個分配站。10月初，在聯共(布)中央政治局和蘇聯人民委員會做出相同決議後對這批波蘭戰俘進行了分類處理。一部分原住在西烏克蘭和西白俄羅斯的士兵戰俘被遣散回家;居住在由德國佔領地區的士兵戰俘則等待著交還給德國當局;一批戰俘被留下來從事建築工作;戰俘中的軍官、軍政要員、間諜人員、反間諜人員、憲兵、獄吏和警察，集中關押到指定的戰俘營。正是這後一類人，成為後來所謂「卡廷事件」中無聲的主角。對「卡廷事件」的調查和研究，國外已有不少成果有關這一事件最早的敘述是1943年9月由德國新聞總署發表的《卡廷大屠殺案的正式材料》(amtlichesmaterialzummassenmordvonkatyn)，這是德國收集到的證據的詳細摘要。波蘭流亡政府所屬專門委員會於1944年在倫敦編輯的factsanddocumentsconcerningprisonersofwar，capturedbytheussr眃uringthe1939campaign，compiledin1944byaspecialcommissionunderthecouncilofministerofthepolishgovernmentinexile，也提出了大量關於這一事件的材料。對卡廷事件最詳細的調查材料，是美國國會特別委員會編輯發表的hearingsbeforetheselectcommitteetoconductaninvestigationofthefacts，evidence，andcircumstancesofthekatynforestmassacre，共7卷，1952年在華盛頓出版。涉及卡廷事件的著述有josephmackiewicz，thekatynwoodmurders，london：hollis&carter，1951;j缽outouvidisandjaimereynolds，poland1939-1947，newyork：holmes&meier，1986;georgev盞acewicz，greatbritain，thesovietunionandthepolishgovernmentinexile(1939-1945),theamericanassociationfortheadvancementofslavicstudies，1979。，但大都由於缺乏蘇聯方面真實的材料，而對蘇聯當局在此問題上的決策過程解釋得不甚清楚。20世紀90年代以來，俄羅斯陸續解密了大批有關在蘇聯的波蘭戰俘以及對其進行處理的檔案，使人們有可能更直接地瞭解到事實真相。本文根據近年來俄羅斯解密檔案，通過對蘇聯當局處理波蘭戰俘決策過程的分析，探究導致蘇波關係史上這一悲劇性事件的深層原因。
根據蘇聯當局的命令，被俘者中的將軍、軍官、軍政要員、間諜人員、反間諜人員、憲兵、獄吏和警察等都要集中關押在指定的舊別利斯克、科澤利斯克和奧斯塔什科夫三個專門戰俘營。見(抱,抱豹抱唰堙濮蕨支擐洄恚，120，157，161。)1939年11月初，進行並很快完成了相應的調動。此後直到1940年春，這三座戰俘營及其關押對象都保持穩定。
舊別爾斯克和科澤利斯克營，關押的基本是波蘭軍隊的原軍官，他們的軍銜從將軍到上尉，軍種也不同。另外還有一些軍事技術人員如軍醫、教授，以及記者、畫家和隨軍神父等。奧斯塔什科夫營主要關押諜報人員、反間諜人員、憲兵、獄吏、警察、警察局密探，以及反蘇政黨和團體的積極分子、地主、公爵、工廠主、定居者和難民等。三個專門戰俘營關押人員的情況見下表。表格資料來自(抱:，：，1994，325-328。)表1 1939年11月至1940年3月舊別爾斯克戰俘營關押戰俘一覽表(略，請查看原書)表2 1939年11月至1940年3月科澤利斯克戰俘營關押戰俘一覽表(略，請查看原書)表3 1939年11月至1940年3月奧斯塔什科夫戰俘營關押戰俘一覽表(略，請查看原書)三個專門戰俘營關押人員的人數在1939年11月底基本保持穩定，這說明對這批「特殊」戰俘的集中工作在不到一個月時間內就已完成。1939年12月31日的統計表明，上述三個戰俘營共關押15087人，到次年2月4日人數略有減少，為14990人，在3月5日政治局做出對他們最終的處理決定後，3月16日的一份人數統計為14854人。不過，這並不是最後被處決的人數。
隨著戰俘管理工作逐步走入正軌，一開始在這三個戰俘營反映比較普遍的生活待遇問題慢慢減少，另一類問題，即戰俘們要求給予他們公正的政治待遇，日益突出出來。
戰俘們對把他們作為戰俘關押提出質疑。曾在1939年9月指揮了利沃夫保衛戰，後向蘇軍投降的弗·尤·西科爾斯基將軍，1939年10月20日從被關押地舊別爾斯克戰俘營致信烏克蘭方面軍司令員鐵木辛哥，說他和他的部下之所以沒有理會「德軍統帥部給我們的書面建議曾許諾給我們最優厚的投降條件」，「沒有在他們的進攻面前後退一步」，而是毫不猶豫地與蘇軍進行談判，是因為「貴國與德國相反，保證對各民族和個人採取公正的原則」。他提請鐵木辛哥注意，「推遲釋放我們使我們所有人及我們的家屬處境極為艱難」，「關押在舊別爾斯克，並且個人自由在這裡受到限制，使我們感到極為痛苦」。他希望蘇方「採取一切可能的措施，使我們盡快獲得自由」。
1940年1月7日，關押在同一個戰俘營的一批波蘭上校上書戰俘營領導，要求確定他們的地位和按照公認的國際準則對待戰俘。這次他們直截了當地提出：「請向我們說明，蘇聯政府怎麼看待我們，確切地說，就是：是否認為我們是戰俘?」如果認為是，「我們請求根據各國政府公認的對待戰俘的準則對待我們」，首先就應當「使我們有可能自由求見受權駐蘇聯政府、負責保護波蘭公民利益因而也保護戰俘利益的大使館」，「與紅十字會建立聯繫，使我們有可能與在蘇聯以外的家人通信」，以及公佈戰俘名單，釋放沒有應徵入伍的退役和預備役軍人戰俘，適當發放津貼等。如果蘇聯政府認為他們是被捕者，「那麼請通知我們，我們因為什麼罪被剝奪自由，請對我們正式提出公訴」。如果他們是被拘捕(拘留)者，「請向我們說明，我們哪些行動導致了限制我們的自由，況且，我們是在波蘭領土上被拘捕的」。
另外，一百多名軍醫和藥劑師也致信伏羅希洛夫，聲明他們是在「履行醫生職責時被蘇軍俘獲的」，他們要求按照日內瓦國際公約關於軍事行動期間醫生和藥劑師權利的有關規定，將他們送往中立國家。
但是，這些呼籲和要求在蘇聯當局那裡不是遭到拒絕，就是不予回應。
要求公正待遇的另一種方式，是對關押制度的抵制與抗拒。舊別爾斯克營的梅·約·埃韋特大尉、路·亞·多梅爾少校、斯·亞·克沃列格等人，組織了「文化學習活動」小組，鼓動「只用波蘭語交談」，「不為戰俘營上工」，「戰俘營的情況越糟對我們越有利——我們以此讓戰俘營管理當局和戰俘營制度，在很快就要到來的國際調查小組面前出醜」。這些言論在戰俘營的上報材料和戰俘管理局的通報中，被定性為「進行旨在反對戰俘營內部制度和戰俘營管理當局的反革命活動」。
在奧斯塔什科夫營，一些戰俘以蹲禁閉室為榮，能夠「不去幹活，而且說服了其他人也不去幹活」，在他們的「同事」看來這差不多是「功勞」。
在該營1940年1月上半月統計中，各種違反戰俘營制度的事件有75起，其中拒絕幹活的約占1/5。
在科澤利斯克營，1940年1月21日，大批戰俘開始絕食。雖然絕食的起因是因為戰俘營伙食質量低劣，給戰俘食用變質食物，但是導致這一情況的直接原因，是蘇聯有關部門中斷了對戰俘營的供應。據該戰俘營政委馬·阿列克謝耶夫報告，上級1月份沒有給該營及時發來食品，又不允許以集中方式領肉，「所有這一切不僅使戰俘伙食變差，而且簡直有中斷戰俘伙食的危險」。
還有一些戰俘暗中準備逃跑。1940年2月19日，蘇聯內務人民委員部安全總局特別處第二科科長洛爾基什報告，在奧斯塔什科夫戰俘營中發現了一系列企圖逃離戰俘營的事實。一些戰俘策劃在夏天逃出戰俘營，而他們首選的目的地是芬蘭，因為「它正與蘇聯打仗，如果我們出現在芬蘭領土上，何況我們還是軍官，芬蘭人將不會出賣我們，相反，會接收我們參軍，委以軍官職務」。為此，戰俘們設法買到了地圖，「開始研究蘇聯西部的地形，即他們從戰俘營逃跑時路經的那些地方」，「並將通往原波蘭與芬蘭邊界的所有居民點、公路、鐵路作了標記」。有些戰俘討論逃離戰俘營計劃時認為，需要用卡車逃跑，因為卡車離開戰俘營時任何人都不會認真檢查。除準備實施單人和小組逃跑外，某些戰俘還有組織全部戰俘大規模逃跑的企圖，為此要消滅戰俘營警衛隊。
對這一情況，副內務人民委員梅爾庫洛夫指示戰俘管理局局長索普魯年科：「採取措施加強警衛，除掉為首分子。」
這種情況在科澤利斯克營也發現過。
戰俘中表現出的愛國情緒，也受到了蘇聯戰俘管理當局的極大關注。在各戰俘營上報的材料中，有不少這類事例。戰俘們在交談時認為，「波蘭還會像過去的波蘭一樣存在」。他們寄希望於英法兩國來幫助「波蘭復興」，關心「未來波蘭」執行什麼樣的對外政策，並表示出對「正在為波蘭的獨立而拚殺」的士兵的崇敬。
與這種愛國情緒很容易聯繫在一起的，是對蘇聯的不滿。一些戰俘結合當時蘇聯的對外政策指出，「蘇聯成了紅色帝國主義國家」;他們用嘲諷的口氣向戰俘營政治指導員提出這樣的問題：「如果你們不奉行侵略政策，那為什麼與芬蘭打仗?」「為什麼這樣一個大國與芬蘭那樣一個小國打了那麼長時間的仗?」還有的戰俘自己編輯了「充滿了反蘇精神」的報紙，在戰俘中秘密傳看。
應當指出，上述情況並不是戰俘營普遍的現象，或者說不是各戰俘營匯報材料裡反映的具有普遍意義的問題。因上述言行被戰俘營管理當局處理的人員占的比例很小。但是，數量並不是一個問題的全部。正是在這些似乎不是普遍發生的問題上，集中代表和反映了蘇聯戰俘管理體制與波蘭戰俘之間的矛盾。在對戰俘進行了「分類處理」後，從蘇聯的政治觀點看，留在這三個專門戰俘營裡的人員，是最反動、最危險的一類人。這就注定了這些戰俘勢必成為蘇聯戰俘管理體制下被管制的重點和這一體制的最大受害者。在蘇聯已經完成了對波蘭的瓜分，並且堅持原波蘭國家已不復存在的情況下，對這些波蘭戰俘進行管制的基本出發點，就是使他們失去復興「地主、資產階級波蘭」的能力。甚至反映出這種渴望的言論和說明具有這方面潛在能力的舉動，都會對蘇聯的現狀構成威脅，因而為這一體制所不容。對此，戰俘管理當局要採取各種手段——包括在戰俘中招募暗探1939年10月8日，貝利亞指示各戰俘營，要求在戰俘中建立暗探情報網，「以便查清戰俘中反革命組織的情況並掌握戰俘情緒」。同時，暗探還要報告蘇聯當局「感興趣的人」的情況和負責「查清和預防戰俘從戰俘營逃跑的企圖」。抱,抱豹抱唰堙濮蕨支擐洄恚，135-136。，來掌握戰俘的思想動態和地下活動，並對發現的「反蘇和反革命分子」嚴厲處理。從這批被關押的戰俘角度看，他們的人身自由和政治自由受到了最大程度的限制這裡之所以沒有用「剝奪」，是因為戰俘們還保留了一點有條件的「自由」，如每月一次的通過戰俘審查的通信。另外他們超過規定的私人財物，從規定上不是被「沒收」而是由戰俘營代為「保管」等。，對此戰俘們從心裡很難接受。原因很簡單，他們認為之所以落入現在的境地，並不是由於和蘇聯進行了交戰，而是恰恰相反;決定他們沒有被釋放的理由，也不是他們每個人都有反蘇的現行活動，而僅僅是原來所從事的職業和具有的職銜。另外，這三個戰俘營的戰俘受教育程度相對較高，這使他們能夠從更深的層次上思考個人目前的處境與國家的命運、戰爭的形勢以及與蘇聯政治體制之間的種種關係，從而具有更強烈的愛國情緒和復興波蘭國家的願望。這種感情和願望以及由此引發出的言行，正是蘇聯戰俘管理體制要嚴加防範的，也是蘇聯政治制度所不能允許的。在這三個戰俘營中反映出的矛盾，不僅僅是關押者與被關押者的矛盾，而是要廣泛得多，深刻得多。
如果進一步分析，不難看出，蘇聯戰俘管理當局無疑處於這對矛盾的主導地位。它握有選擇解決矛盾方式的決定性權力。或者更確切地說，這一權力掌握在以斯大林為首的蘇聯最高決策者手中。蘇聯當時的體制提供了這種可能，即他們完全可以不需要什麼充分的理由和論證，僅憑個人意志來使用這一權力，包括選擇用最極端、最激烈的方式使用它。在這樣的體制下被置於這樣一對矛盾的對立面，對這部分波蘭戰俘來說，發生在他們絕大多數人身上的悲劇，實際上是無法抗拒的。
蘇芬戰爭和貝利亞的指令1939年11月28日，蘇聯宣佈廢除1932年簽訂的《蘇芬互不侵犯條約》，次日，蘇聯召回駐芬大使，聲明與芬蘭斷絕外交關係，不斷惡化的蘇芬關係終於徹底破裂。30日，蘇聯軍隊開始進攻芬蘭，蘇芬戰爭爆發。
這是蘇聯繼9月出兵波蘭後兩個半月內第二次針對鄰國的大規模軍事行動。儘管這次沒有其他國家像德國那樣配合行動，但蘇聯領導人仍然相信能在短時間內再次取得戰爭的勝利。有關蘇聯政治和軍事領導人對芬蘭抵抗能力的估計以及制訂的具體軍事行動計劃，詳見由俄羅斯和芬蘭學者共同編寫的著作，按照常規，蘇聯將不得不又一次面臨隨之出現的大量戰俘問題。為給接收戰俘早做準備，貝利亞於12月1日簽署命令，指定在摩爾曼斯克州、卡累利阿蘇維埃自治共和國和列寧格勒州境內建立9個戰俘接收站;並要求尤扎、尤赫諾夫、普季夫利、摩爾多瓦自治共和國的捷姆尼科夫、沃洛格達州的格裡亞佐維茨等戰俘營和內務人民委員部卡拉干達勞動營準備安置26500名戰俘。
前幾座戰俘營剛剛把關押在這裡的絕大部分波蘭戰俘處理完畢，接收一部分芬蘭戰俘(按貝利亞的命令是11000名)應當不成問題。不過，在上述貝利亞估計的芬蘭戰俘中不可避免地會有一批軍官、警察、司法和行政人員，對這些人員與普通士兵區別開來處理，正是蘇聯當局處理戰俘的既定政策。那麼把這批芬蘭的「要害分子」集中安置在哪裡呢?
這是貝利亞需要考慮的問題，他的選擇可以有很多。但不容否認的是，在眾多選擇中，比較容易操作、也比較順理成章的，是把這部分戰俘集中到已有的三個專門戰俘營中的一個去。因為，無論是從看管環境、管理人員配備、警衛力量、保障系統等「硬件」上，還是從管理者的經驗、相關規章制度的健全等「軟件」上，已有的三個專門戰俘營都有其他戰俘營暫時不具備或不全具備的條件。貝利亞和蘇聯戰俘管理部門選擇這三個戰俘營中的一個作為將來關押芬蘭「要害分子」的地點，應當是很正常的。這裡還有一個值得注意的細節，就是在11月下旬，戰俘管理局局長索普魯年科在對三個專門戰俘營進行實地調查後，向貝利亞提出了進一步處理這些戰俘的建議。戰俘管理局局長先簡單介紹了他所管轄的各戰俘營(包括從事勞動的)波蘭戰俘的數量，接著講到在釋放了一部分前波蘭軍隊士兵和蘇聯最高蘇維埃第5次非常會議作出關於西烏克蘭和西白俄羅斯歸並蘇聯的決議後，戰俘中「更加迫切希望返回故土」的情緒急劇增長，有鑒於此，他建議：「一、根據蘇聯最高蘇維埃第5次非常會議的決議精神，可將在蘇聯黑色冶金工業人民委員部礦山管理局勞動的戰俘轉為僱傭工人;預先在他們中進行宣傳解釋工作，使他們願意作為同蘇聯所有工人享有同等權利的礦山工人。二、遣散一號工地的所有戰俘，以各戰俘營中關押的警察取而代之。這類警察共有4977人，其中3000人來自西烏克蘭和西白俄羅斯，目前什麼事也沒有干。反正遲早要讓他們學會勞動。對於這些警察要加強警衛。三、應著手將關押在戰俘營的軍官共8980人，其中4500人來自西烏克蘭和西白俄羅斯，加以分類，以便確定哪類軍官可以在何處使用。」
索普魯年科的建議裡雖然沒有提到安置芬蘭戰俘的問題，但有一點是肯定的，即他至少提醒了貝利亞還有這麼多波蘭戰俘在押，其中近5000名警察「目前什麼事也沒有干」，近9000名軍官有待進一步確定對他們的使用。現有的材料還無法準確地說明貝利亞當時的想法，也許這永遠是一個謎了。然而，現有的材料卻表明，貝利亞和戰俘管理局在此後的一個月內，對關押波蘭軍官、警察、司法和行政人員的三座專門戰俘營，給予了極大的關注，其程度是以前不曾有過的。
先是12月4日往奧斯塔什科夫戰俘營派去了由內務人民委員部國家安全總局偵查員斯·葉·別洛利佩茨率領的偵查組，到當月月底這個偵查組已經達到14人。
他們的任務很明確，盡快準備好該營全體戰俘的偵查案卷，並向蘇聯內務人民委員部特別會議提交有關材料。特別會議成立於1922年，是遵循政治局的指令和決議，對案件進行最終審理的機構。30年代中後期它的作用日益突出，案件的審理都是在被告和辯護人缺席的情況下進行的。一旦特別會議做出判決，即成為終審判決，被告和辯護人無法上訴。因此，命令把奧斯塔什科夫戰俘營的案捲上交特別會議，這就意味著蘇聯領導人已經決定對這些戰俘要進行最後的處理了。戰俘管理局對別洛利佩茨偵查組的工作高度重視，索普魯年科於12月4日、7日和23日三次親自指示奧斯塔什科夫營，除了「保證偵查組的工作條件並執行別洛利佩茨同志的業務指示」，「為其安排住處，必要時並提供製服」外為防止偵查組工作期間，「營內關押的警察、憲兵及其他戰俘可能有所舉動及過分行為」，他還特別要求戰俘營「加強對戰俘的監視」，「加強營地四周的值崗及巡邏」，甚至「從戰俘住所收走斧頭、鐵鎬及其他勞動工具」。
由此可見，戰俘管理局對此事絲毫不敢怠慢，它從側面反映出這次行動具有某種特殊意義。被派到奧斯塔什科夫去的工作組也同樣不敢懈怠，到12月底，他們辦理完成偵查案卷2000份，給特別會議發去500份。全部工作預計在1940年1月底結束。從工作人員的報告看，這項工作並不簡單：「這項工作十分費勁，第一，許多戰俘不懂俄語。此外，警官們氣焰囂張，因此花在一個人身上的時間有時達三四個小時。」常常「從早上一直忙到夜裡3點」。
12月31日，貝利亞連續發出指令，三個專門戰俘營均被涉及。貝利亞命令索普魯年科率領10名內務人民委員部偵查員前往奧斯塔什科夫，其任務主要是：第一，「瞭解蘇聯內務人民委員部偵查組對原波蘭警察戰俘案件及向蘇聯內務人民委員部特別會議提交報告的工作進展情況。採取必要措施改進偵查組的工作，使之能在1月份內辦完所有在押警察戰俘的案件」。第二，「從全部警察戰俘中挑出有業務價值的人員的案件，就這些案件認真偵查，查清他們在蘇聯國內和國外的全部聯繫，以及他們所知道的當時派往蘇聯的原波蘭情報機關的間諜」。第三，瞭解奧斯塔什科夫集中營特別科根據蘇聯內務人民委員部1939年10月8日命令進行的間諜情報工作情況。「注意現有情報工作的質量和據此對各類戰俘的情緒作全面分析的可靠性」。另外，貝利亞還要求對戰俘與營外的聯繫，搞好戰俘營登記機關的工作，保證登記質量，戰俘營的警衛狀況和戰俘的紀律情況等進行檢查。
同一天，貝利亞命令戰俘管理局政委涅赫羅捨夫和內務人民委員部經濟管理總局第二處處長羅季奧諾夫前往舊別爾斯克，命令戰俘管理局副局長約·米·波盧欣和內務人民委員部經濟管理總局第一處處長雅·阿·約爾什前往科澤利斯克，其任務與索普魯年科基本相同。
貝利亞如此興師動眾派「要員」親臨戰俘營，目的絕不僅僅是檢查工作。從貝利亞的指令中可以看出，內務人民委員部真正關心的實際上就是兩件事：其一，對戰俘偵查案卷和登記材料的整理;其二，在戰俘中尋找和發展諜報人員工作的進展。就前者而言，偵查和登記的過程，也就是確定戰俘真實身份、核實其以前的工作經歷、發現和揭露戰俘中所謂「反革命組織和活動」的過程。特別是後一個環節，可以為在特別會議上最終決定戰俘們的命運提供「具有說服力」的依據。換句話說，貝利亞要的是上報給特別會議的「材料」，至於這些材料在他規定的時間內——1月底之前整理完成時的真實準確程度有多大，那是次要的。就第二件事情而言，它與完成前項工作既有聯繫也有區別。貝利亞在上面的命令中都提到了他在10月8日下達的一道指示，在這道「關於蘇聯內務人民委員部各戰俘營在戰俘中進行業務和肅反工作的指示」中，規定要在戰俘營「建立間諜情報網以查明戰俘中反革命組織的情況並掌握戰俘情緒」，情報機構要查明並特別注意一些特定人員指示中把這些人員分為9類即原波蘭諜報人員、暗探機構人員、警察、獄吏、邊防軍人，情報人員，波蘭軍事法西斯組織和民族主義組織成員，法院和檢察院工作人員，外國諜報機構的間諜，境外白俄恐怖團體成員，原沙俄暗探局奸細，混入波蘭共產黨的奸細，從蘇聯逃到波蘭的富農和反蘇分子。，對所有被查出的反革命分子應立即進行登記，為他們建立諜報檔案並保證揭露戰俘中的反革命組織，以及他們與國外的聯繫。
因此，落實這道指示，本身就是為第一項工作服務的。同時，還可以對已有的情報網進行檢驗，從而發現一些確有利用價值的情報人員，為內務人民委員部工作。這也是對戰俘的一種進一步處理，儘管只涉及很少一部分戰俘，但對貝利亞及其領導的部門來說，這項工作的意義和重要性並不亞於前者。
說穿了，這兩件事就是這些波蘭戰俘的「去」和「留」的問題，即哪些戰俘應該從戰俘營中清除出去，哪些戰俘可以留下來繼續發揮作用。它們關係到關押在三座專門戰俘營裡的每一個戰俘的命運，這個命運在一個月內就要由從莫斯科來的內務部大大小小的工作人員作出初步裁定。當然，最終的判決還要通過內務人民委員部特別會議，但要知道，特別會議僅僅是面對整理出來的材料做出判決。
貝利亞在1939年最後一天下達的指令，已經很難說與正在進行的蘇芬戰爭有多大關係了。就在貝利亞下達上述指令的前兩天，戰俘管理局向副內務人民委員瓦·瓦·切爾內紹夫報告，按貝利亞命令準備好了6個可容納27000名芬蘭戰俘的戰俘營，另3個營地很快也可以接收戰俘。但由於現在芬蘭戰俘很少(150名)，因此戰俘管理局請求批准只保留兩個戰俘營工作人員的全編製，其他各營只保留10%~20%的編制。
這就是說，為新的戰俘騰出營地的問題現在並不迫切。蘇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