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特勒:被納粹宣傳機器神化的德意志領袖

希特勒:被納粹宣傳機器神化的德意志領袖

希特勒

希特勒:被納粹宣傳機器神化的德意志領袖

   在帝國的宗教般的宣傳體系下,希特勒的形象被定位為德意志的耶穌。無論國旗、黨旗還是軍旗,都成了「希特勒的偉大旗幟」;無論男女老幼,都成了希特勒的戰士和學生。在詩人們的筆下,希特勒顯然必須繁忙地應對他的身份:他是國家的父親,要照料幾千萬的兒女;他是宗教的教主,要引導迷途的羔羊並為他們而犧牲;他是統帥、導師……以及大眾的情人。在領袖的指引下,第三帝國的詩人們將詩歌化為戰鬥的號角,這些激昂的詞句,甚至至今還令各地憤青們熱血沸騰。

在納粹黨強有力的領導下,德國在進行種族純淨化的同時,「一體化」運動也開始蕩滌文化領域。這個曾經誕生過海涅、歌德等偉大詩人的民族,開始把鋼鐵澆鑄進了詩歌之中。第三帝國用自己的刺刀尖,高高地挑起自我謳歌的讚美詩……

「所有偉大的詩作都有歷史文獻的價值」——布萊希特

1933年1月30日,德國政壇創造了一個奇跡:一位出身貧寒的下崗畫家、退伍軍人,在這個注重門第和閥閱的國家裡,登上了總理的寶座。

他的名字叫阿道夫·希特勒。

當這位天才的煽動家,在德國議會大廈激動地發表宣言時,整個德國並不知道,歷史正在進入一場長達12年的亢奮高潮,並在最後迎來致命的終結。

曾經受人欺凌的德意志,在希特勒那鋼鐵意志的率領下,開始在意志、心志乃至旗幟各方面進行全面的鍛造:在那鋼製的古羅馬大纛下,復活了那曾經戰無不勝的古羅馬帝國的軍禮,德國人在伸直了手臂的同時,堅定地認為自己的腰桿也伸直了。

這個曾經誕生過海涅、歌德等偉大詩人的民族,開始把鋼鐵澆鑄進了詩歌之中。第三帝國用自己的刺刀尖,高高地挑起自我謳歌的讚美詩……

文化大掃蕩

在「新生」的德意志領導人眼中,以往的一切充滿了「封、資、修」,必須進行一次觸及靈魂深處的文化「大掃蕩」,對公眾生活進行「政治解毒」。

在國家社會主義工人黨(納粹黨)強有力的領導下,德國在進行種族純淨化的同時,「一體化」運動也開始蕩滌文化領域。文學被定位為主流意識形態的投槍和匕首,「政治寫作、階級寫作和專制寫作」成為時代的主流。

納粹黨的效率相當地高:從作家、出版商到書商、圖書館員等,每個環節都迅速地實現了黨的一元化領導。文學作品的創作、流通,也如同軍火一般,受到了嚴格的監管。不符合主流的理性主義、自由主義和共產主義思想,被作為「墮落、反動」的精神污染而清除。焚書運動和禁書「黑名單」,則確保了國家公民們,尤其是青少年們不被污染。

波恩大學的文學博士戈培爾,一位猶太教授的高足,作為黨的「才子」兼忠誠戰士,在帝國宣傳部建立了文化協會,以便團結、帶領、教育和改造文化領域的精英們,把他們「統一到帝國的領導下,賦予他們統一的方向」。戈培爾認為,「宣傳者的背後應該豎著一把劍」。到1938年底,納粹黨共將84批、約5000名不聽話的科技和文化界人士驅逐出國。這些背井離鄉者是幸運的,他們終於躲開了毒氣室和焚屍爐。

一個名叫「帝國德語文學推進中心」的機構,負責那些能鼓舞人的優秀文學產品的「生產」;而另一個叫做「國社黨監察委員會」的機構,則成為質量監督總局,專門負責對那些關係到黨的生命安全的哲學、政治出版物以及教科書等,進行質量檢查。

納粹黨的文化,出現了「空前的繁榮」,一大群納粹「新詩人」湧現出來。他們的作品成為全社會獻給納粹黨的集體情詩,更成為大干「國家社會主義」的戰歌。這些作品甚至被譜成歌曲,響徹第三帝國。

這個狂飆年代的新烈士和新偶像,是一位名叫豪斯特?威塞爾(HorstWessel)的詩人兼衝鋒隊領袖。豪斯特?威塞爾死於納粹黨奪得政權前的曙光之中。儘管有人說他是死於政敵的暗殺,也有人說他無非因為爭奪妓女,而被情敵幹掉,版本各異,但這並不妨礙納粹黨將他製造成新時代的偶像。他的詩歌作品《高舉旗幟》,被納粹黨定為黨歌(歌名又稱《豪斯特?威塞爾之歌》)。在全力包裝和炒作下,這首「第二國歌」隨著德軍的鐵蹄而唱遍了歐洲、北非以及大西洋的深處。

這些閃著刺刀寒光的詩歌,能成為傳唱一時的流行歌曲,當然不只是靠著納粹黨。

早在第三帝國實現民族復興和大國崛起之前,包括科本霍依埃爾(Kolbenheyer)、布魯克(Blunck)、弗倫森(Frenssen)在內的一批激進作家,就已經成為社會文化的流行元素之一。

納粹黨執政後,「革命」作家們的作品,被稱為「真正德國文獻」,成為第三帝國新的聖經體系的組成部分。對於這些「新聖經」,納粹不遺餘力地予以扶持和宣揚。

希特勒早在取得政權之前就鮮明地提出:「用警察、機關鎗和橡皮棒,不能持久地單獨維持統治」。在納粹黨執政的短短數年間,德國經濟得到騰飛。從1932年到1937年,國民生產增長了102%,國民收入也增加了一倍。更為重要的是,在高效率的國家機器安排下,絕大多數德國公民(除了那些「國家公敵」)都分享到了改革的成果。社會保險、國民福利、有薪休假等,這些「只有資產階級才能享受的休假旅遊,現在納粹德國的工人也成為可能。」希特勒更是宣稱要讓「每個德意志職工擁有一輛小汽車」。民意的支持,令納粹在思想文化領域內的控制更為得心應手、理直氣壯。

在那些「真正德國文獻」的示範下,第三帝國建立起了有嚴格程式的官方寫作規範。在強大的國家專政機器配合下,與這些範本不相吻合的靡靡之音,一概被批判,甚至被消滅。「真正德國文獻」終於成為文化意義上的「真正德國刺刀」。

作為第三帝國「團結」廣大作家和文學工作者的「橋樑和紐帶」,帝國作家協會設定了嚴格的准入門檻和政審標準:「雅利安鑒定」。「雅利安鑒定」,就是要作家們書面保證對國家的忠誠,承認國家有「審查和照管的權力」。這其實是一張充滿「霸王條款」的賣身協議,但也是通向利益的金色台階。不管是真的為了理念,還是只為了飯碗,「雅利安鑒定」終於成為那些德意志作家們時尚的行為藝術,儘管他們的前輩同行們曾經有著世界上最高傲的頭顱和心靈。在納粹黨的支持下,一批作家既在政治上「成長」為領導幹部,也在經濟上成為先富起來的一批人。普魯士藝術科學院,則成為這一帝國文化「軍隊」的「精銳」所在。一群年輕的政治詩人,在帝國的支持成為黨的接班人。

 

 

刀尖上的詩歌

將領袖神化,成為帝國文藝工作者的偉大使命。

著名納粹詩人格哈德?舒曼(GerhartSchumann)熱烈地謳歌道:

「只有希特勒會拯救我們!

只有希特勒能解放我們!」

這成為「領袖」詩歌的基本思維模式。在帝國的宗教般的宣傳體系下,希特勒的形象被定位為德意志的耶穌。無論國旗、黨旗還是軍旗,都成了「希特勒的偉大旗幟」;無論男女老幼,都成了希特勒的戰士和學生。

「阿道夫·希特勒,我們的領袖

我們緊握他的手……

我們向阿道夫·希特勒宣誓效忠

至死不渝……」

在詩人們的筆下,希特勒顯然必須繁忙地應對他的身份:他是國家的父親,要照料幾千萬的兒女;他是宗教的教主,要引導迷途的羔羊並為他們而犧牲;他是統帥、導師……以及大眾的情人。

在領袖的指引下,第三帝國的詩人們將詩歌化為戰鬥的號角,這些激昂的詞句,甚至至今還令各地憤青們熱血沸騰。

如同世界上其它的軍歌一樣,納粹黨詩人眼中,世界是完全二元對立的,即使同樣的死亡,也完全有著不同的意義。

「在井欄上把長刀磨利,

用長刀刺進猶太人的身體,

血要淌得又稠又急

……血必須湧流……

猶太會堂裡吊起一頭黑豬

把手榴彈塞進議會大樓!

血必須湧流……

把婊子從御床上拖起來,

用猶太胖子給斷頭台上油,

血必須湧流。」

這類「抽筋」、「剝皮」、「下油鍋」的革命詞彙,能有效地壓制「革命者」那內心深處被人性本能所激發出來的畏懼。而充斥其中的粗詞鄙語,則以草根形式,記錄下那個野蠻時代的非常態生活和心理。

納粹詩人們不僅拿起筆桿子熱烈地歌頌領袖,也扛起了槍桿子投入了戰場。

漢斯·保曼(HansBaumann)是帝國青年的驕傲,因其對「國家社會主義事業」的突出貢獻,而榮獲納粹黨內最高榮譽之一「迪特裡希?艾卡特獎」(DietrichEckartPreis)。他不僅能寫詩,而且能作曲,第三帝國官方工會「帝國勞工陣線」的會歌,就是他的作品,標題充滿了納粹特色:《朽骨戰慄》。作為帝國青年部的文化事務負責人,保曼成為納粹黨團結和凝聚青少年的核心人物。他在帝國詩人大會發表的著名演講《對詩人的考驗》,成為帝國詩人們用詩歌捍衛「神聖的納粹主義」的號角。就是這樣的一個青年典型,並沒有在後方享受自己的榮耀,在1939到1945年的六年間,漢斯?保曼以501宣傳連連長的身份,駐守在德國東部戰線,與冰雪嚴寒及槍林彈雨朝夕為伍。

格哈德·舒曼直接扛起了槍,在前線浴血奮戰,直到1942年受傷後才回到斯圖加特,隨後成為武裝黨衛隊高級軍官;海因裡希·阿納克雖然是瑞士人,卻主動加入德國國籍,作為帝國文化協會委員,戰爭期間,他一直服務在最前線,有時分析情報,有時當衛生員,有時則乾脆扛槍作戰……

納粹的詩歌能作為槍炮和刺刀使用,並且鋒利無比,或者正是因為詩人們用自己的血肉,走出象牙塔,實踐了一種殘酷的血與火的「行為藝術」。

「內心流亡」

希特勒的刺刀,並不能將所有的詩歌都挑在刀尖上。在帝國的陰影中,還存在著非主流的地下詩歌。

內心流亡(InnereEmigration)成為德語文學界乃至其它強權體制下的一個特有現象:肉體被捆綁在了體制的戰車上,內心卻可以選擇漠視、逃離甚至反抗。這類似於中國古代的所謂「腹誹」。

體制外的一些作家,選擇了抗爭,這無疑需要決絕的勇氣:要面對成為「國家敵人」的殺身之禍。其中的集中營文學,就是這種「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的代表。有意思的是,可能因為已經置諸死地,一些集中營的管理者,反而乾脆對集中營內的反抗文學大開綠燈。

用詩歌作武器反抗第三帝國的代表作,一般認為是弗裡德裡希?榮格爾的「頌歌」《罌粟花》。這首詩歌尖銳地嘲諷了納粹以民族救星自居的行徑:

「遊說者讓我反感……

江湖術士靠花言巧語,騙子靠牽強附會為生,

救星,拯救欺詐,醫生,畏懼死亡……」

蓋世太保對榮格爾進行了調查,但蹊蹺的是,對於這位一度積極投身納粹運動的體制內詩人,蓋世太保似乎選擇了網開一面。在整個第三帝國期間,榮格爾奇跡般地毫髮未損,甚至還能繼續出版作品。而《罌粟花》的出版商,卻不得不承受雜誌被禁、全家被捕的悲慘命運。究竟是納粹的寬容,還是另有隱情,這也成為德國文學史上的一個迷團。

體制內的一些作家,選擇了離開,放棄特權、地位和被豢養的生活。退出普魯士藝術科學院的女詩人胡赫(RicardaHuch),當時已經80多歲了。在戰爭最後兩年,她寫下了多首反抗納粹的詩歌,如《至無名的死者》、《我的心,我的獅子》等,認為納粹犯下了「血紅的罪責」,並將這種罪行比作被捕獲的獵物,而詩人的心靈則正是「緊緊抓住它的獵物」「絕不放手」、無所畏懼的獅子。這位被人稱為「德國第一夫人」的老太太,甚至敢於寫詩讚美刺殺希特勒的「叛徒」。弔詭的是,與榮格爾一樣,胡赫奇跡般地被戈培爾那可怕的專政工具忽視了。

更多的「內心流亡」者,沒有勇氣、更沒有資本來進行高調的針鋒相對。他們只能選擇田園牧歌、歷史傳奇等中性主題,用影射等隱晦手法進行消極抵抗。當然,也有人乾脆沉溺於類似十四行詩那樣的「精裝文學」,躲進文字技巧中,「用詩歌赦免自己」,同時也麻木自己。歷史題材作品,儘管不斷地受到嚴密審查,卻出現了相對繁榮的景象。一些非納粹黨辦的刊物,如《德國評論》(DeutscheRundschau)、《新評論》(NeueRundschau)及《王冠》(Corona)等,成為「內心流亡」的主要地點。

廢墟

1945年,希特勒的自殺結束了一個時代。那些成為刺刀的詩歌,被帝國的廢墟掩埋了,而那些曾經持刀的詩人們,則不得不在帝國的廢墟中掙扎求生。

漢斯?保曼進了蘇聯人的戰俘營,學會了木雕的同時,還學會了俄語。這位昔日的青年領袖,成為著名的兒童文學作家,創作了大量青少年小說、散文和童謠,有的至今流行。在他的兒童文學中,用寓言式筆調描寫歷史事件,反映人在極端權力下的思想狀態。有人將這看作是他對歷史的反思,也有人認為他試圖通過對納粹領袖的批判,淡化或者部分推脫自己的責任。

海因裡希?阿納克則「幸運」地被英國人關押,參加60天強制勞動,進行「去納粹化改造」。而在蘇占區,他的作品被定為文化領域的毒草,需要堅決清除,如同當年他們清除他人的作品一樣。他一直以創作為生,不問政治,成了新時代的另類「內心流亡者」。

格哈德?舒曼則一直忠於自己的政治信念,成為右翼的旗幟性人物。在被關押3年後,他成立了「歐洲圖書俱樂部」,擁有二十餘萬會員,其中有相當多的名人,大量出版右翼作家的作品。該俱樂部被貝塔斯曼集團收購後,其中的一些右翼寫手,也成為貝塔斯曼的作家。

從納粹激進者奇怪地轉變為「內心流亡者」的弗裡德裡希?榮格爾,則成為戰後德國文壇的風雲人物,獲獎無數,成為極少數能在任何政治氣候下都「暢銷」的「風派人物」。

而屠殺猶太人,則是為了牢牢的將德國人民和自己綁在一起,當然,也是出於經濟的考慮,這和我們天朝當年的「斗地主」有異曲同工之妙。在製造出敵人後,釋放民眾的不滿情緒,又可以「合法」的剝奪他人的財產,並且,讓眾人都嘗到甜頭,贏得人心。

而且,當每個人手上都自動或者被迫沾滿血腥,那我們永遠只能沉淪在地獄中,成為魔鬼的幫兇,即使,有一天良心發現,也只能走向這條不歸路。但是,也有一句話,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一個真正懺悔的人,即使為此付出自己的生命,都願意為自己贖罪,因為,我們還有子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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