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底斯堡戰役中美利堅聯盟國的重要將軍：羅伯特·愛德華·李
羅伯特·愛德華·李(Robert Edward Lee，1807年1月19日-1870年10月12日)，美國軍事家，出生於弗吉尼亞。他在美墨戰爭中表現卓越，並在1859年鎮壓了約翰·布朗的武裝起義。在美國南北戰爭中，他是美國南方聯盟的總司令。內戰中，他在公牛溪戰役、腓特烈斯堡戰役及錢瑟勒斯維爾戰役中大獲全勝。1865年，他在聯盟軍彈盡糧絕的情況下向尤里西斯·辛普森·格蘭特將軍投降，從而結束了內戰。戰後，他積極從事教育事業，任華盛頓大學(現名華盛頓與李大學)的校長。1870年病逝，葬在弗吉尼亞列剋星敦。
如同古代迦太基的漢尼拔·巴卡(Hannibal)與二戰時德國的埃爾溫·隆美爾(Erwin Rommel)一樣，其以寡擊眾以少勝多但最終不敵的情勢為他贏得長久的名聲。李將軍維持著美利堅聯盟國代表象征及重要教育家的形象至今 。由於南方邦聯州支持蓄奴，因此一些社會活動人士拆除遍佈美國各地的李將軍雕像，他們認為這些雕像是奴隸制和白人至上主義的象徵。
戰前
少年
羅伯特·愛德華·李出生於弗吉尼亞州威斯特摩蘭縣的Stratford Hall Plantation，為獨立戰爭英雄亨利·李(Henry Lee)(綽號輕騎兵哈利)與安·希爾·李(Anne Hill (nee Carter) Lee)的第四子。他在1825年入學美國軍事學院(United States Military Academy，俗稱西點軍校)，並於1829年在46名同學中以第二名的成績畢業。
軍校畢業
李將軍其後曾駐防於喬治亞州考克斯珀島(Cockspur Island)上的普拉斯基堡(Fort Pulaski)七個月。1831年，他轉調至維吉尼亞州的門羅堡(Fort Monroe)擔任助理工程師。駐紮該地期間，他與馬莎·華盛頓(Martha Washington)的曾孫女瑪麗·安娜·倫道夫·蒄提斯·李(Mary Anna Randolph Custis Lee，1808年–1873年)結褵於其父母位於華盛頓特區對面的住處，阿靈頓之屋(Arlington House)。他們共有三子四女:喬治·華盛頓·卡斯蒂斯·李、威廉·亨利·菲茨休·李、Robert Edward、Mary、Annie、Agnes、與Mildred。
工兵生涯
1834年至1837年間，李在位於華盛頓的工兵總司令部擔任助手，且於1835年夏協助勘定俄亥俄州與密西根州之間的州界。1837年，他接獲生平第一個重要任命，擔任工兵中尉，監督聖路易斯(St. Louis)港口以及密西西比河上游與密蘇里河的工程。其成果使他得升為上尉。1841年，他奉調至紐約港的漢密爾頓堡(Fort Hamilton)，在當地負責構築碉堡。
美墨戰爭
李將軍於美墨戰爭期間(1846年–1848年)表現卓越超群。他當時在由韋拉克魯斯(Veracruz)推進至墨西哥市的過程中，是溫菲爾德·斯科特(Winfield Scott)的主要助手之一。身為幕僚的他以個人偵搜促成了美軍多場勝仗。他找出了數條可用的攻擊路線，墨軍猶以為這些路線無法穿越而未加防守。
功績
他於1847年四月的塞羅戈多戰役(Battle of Cerro Gordo)後升為少校。他曾參與的戰役有康崔拉斯(Contreras)、楚魯巴斯科之役(Battle of Churubusco)、以及夏布爾特佩克之役(Battle of Chapultepec)。他在此役中負傷。戰爭結束後擢升為中校。
美墨戰爭之後，他駐防於巴爾的摩港的卡洛堡(Fort Carroll)三年。其後於1852年成為西點軍校校長。在西點的三年中，他改善了校園內的建築與課程，並付出時間與官校生相處。其長子喬治·華盛頓·卡斯蒂斯·李於其任內入學西點軍校，並在1854年以第一名的成績畢業。
1855年，奉調至第二騎兵隊開赴德州前線，協助保護當地移民免受阿帕契與卡曼契族印地安人的攻擊。那一陣子並不是李感到稱心如意的日子。他不喜歡長期遠離家人，尤其時當他的妻子病重。李只能盡可能的經常回家探視。
1859年，當約翰·布朗(John Brown )於維吉尼亞州的哈普斯渡口(Harpers Ferry)(今位於西維吉尼亞)發動突襲時，李正好人在華盛頓。於是奉命逮捕布朗並重建秩序。他迅速達成任務並返回德州的駐地。當德州於1861年脫離聯邦時，李奉召至華盛頓待命。
奴隸主
身為維吉尼亞上流社會成員，李終身與奴隸制度接觸密切，但他名下擁有的奴隸未曾多於半打。實際上，在於維吉尼亞石橋郡(Rockbridge County)的記載中重新發現其1846年的遺囑前，未能確知其名下是否擁有任何奴隸。其遺囑內容為在他去世時解放一名叫做Nancy的女奴及其子女。
然而，當李的岳父George Washington Parke Custis於1857年十月去世時，李經由執行其遺囑，自妻方獲得了可觀的房產，並有權暫時支配63名奴隸，包含男女及小孩。依Custis遺囑所言，自其去世起的五年內，在"遺囑執行人自視最為得當時"解放這些奴隸。
Custis的遺囑於1857年12月7日認證。雖然Robert Lee Randolph、Right Reverend William Meade、與George Washington Peter與李共為遺囑執行人，但另三人不符資格，所以僅剩李一人單獨負責結算房產及支配Custis的奴隸。李發覺自己需要資金來清償其岳父所遺留的債務，及修繕所繼承的房產。於是，儘管遺囑提供奴隸們在"遺囑執行人自視最為得當時"得到解放的機會，他仍決定充分利用遺囑所給予的五年支配權，僱用這些奴隸們到鄰近的農場以及有更多工作機會的維吉尼亞東部去工作，以資獲利。這項決定使Custis的奴隸們感到不滿，他們曾被告知在Custis去世後即可獲得自由。
1859年，這群奴隸中的三名-Wesley Norris、他的姐妹Mary、及他們的一名表親-逃到北方。紐約論壇報(New York Tribune)收到兩封(日期為 June 19與 June 21)的匿名信。這兩封信基於傳聞與1866年全國反蓄奴規範(National Anti-Slavery Standard)所印行的Wesley Norris的訪談記錄，聲稱Norris等人在距賓州邊界數哩處遭捕獲，並送回給李，遭李施以鞭刑並以濃鹽水擦拭傷痕纍纍的背部。他們在行刑後被迫到維吉尼亞的裡士滿工作，後又被轉送至阿拉巴馬。Wesley Norris在1863年1月於該州潛越戰線至北軍所控制的區域而獲得自由。
李於1862年秋，五年期滿後，釋放Custis的其餘奴隸。
對奴隸制度的觀點
自內戰結束後起，李通常被視為在一定程度上反對蓄奴。在戰後及重建期間，李成為聯盟國錯失偉業論的中心象徵。而當分離世代視蓄奴為嚴重錯誤後，李在一定程度上反對蓄奴的概念有助於他作為南方光榮的象徵，及建立全國性共識。
最常被引用來主張李反對奴隸制的證據有:(1)解放Custis的奴隸，一如上述;(2)李1856年寫給妻子的信函。信中寫道:"我相信，在這個開化的時代，只有少數人不明白制度性蓄奴在道德上與政治上皆屬有害。"(3)在戰爭最末期，他支持奴隸登記加入聯盟國部隊，並以解放其自由作為服務功績的最後犒賞。
批評家則認為這些反對奴隸制度的描述誤解了李的真正言行。例如說，解放Custis的奴隸之舉通常被誤解為是李本人的決定，而實際上是Custis遺囑內的要求。李寫給妻子的信函也因選擇性引用而遭誤述。在描述奴隸制度的害處後，他隨後寫道:詳述其諸般缺失到底無用。我認為，這種制度無論如何對白種人的禍害更甚於對黑色種族，而雖說我在感情上強烈支持後者的行徑，我對前者更加同情。黑人在道德觀念上、社會心理上與實際情形上若身在非洲會大大的好過於身在此處。我希望他們所經歷的痛苦折磨-對其種族而言是必需的-可以把他們變好。他們要過多久才得受感化，端視全知全能的悲憫天意之所識與所為。 (原文:It is useless to expatiate on its disadvantages. I think it however a greater evil to the white man than to the black race, & while my feelings are strongly enlisted in behalf of the latter, my sympathies are more strong for the former. The blacks are immeasurably better off here than in Africa, morally, socially & physically. The painful discipline they are undergoing, is necessary for their instruction as a race, & I hope will prepare & lead them to better things. How long their subjugation may be necessary is known & ordered by a wise Merciful Providence.)
實際上，該信的主題-贊成富蘭克林·皮爾斯總統的演溝-完全不是奴隸制的禍害，反而是非難被李描述為"既不可靠又不負責"且為"有害作為"的廢奴主義。
最後，批評家指稱，無論在個人上對奴隸制抱持什麼樣的態度，李完全參與奴隸制體系，卻完全未有過任何公開性的不同作為，直到軍事情況終於極度絕望後，才計劃在不公平的情形下有條件的武裝黑奴。
內戰
1861年4月18日，在戰爭前夕，經由馬里蘭州共和黨人弗朗西斯·布萊爾(Francis P. Blair)在其子蒙哥馬利布萊爾(Montgomery Blair)-林肯的郵政局長-位於華盛頓的住處調解下，林肯總統透過國防部長西蒙·卡梅倫(Simon Cameron)提議由李指揮聯邦軍。李在情感上反對南方脫離，並曾於1861年在信中猛烈抨擊為"完全是一場革命"，背叛開國先烈。然而他因效忠於出生地，維吉尼亞，而加入聯盟國。
戰爭爆發時李奉派指揮維吉尼亞境內一切武裝力量，後成為聯盟國軍初始的五名上將之一。然而李尊崇自己合眾國上校的軍階，拒絕佩戴聯盟國將軍徽章。他僅願佩戴聯盟國上校的三星章，而要等到戰爭勝利後方在承平時期升為聯盟國將軍。
在指揮維吉尼亞西部的聯盟國軍，並負責卡羅萊納海岸防務後，他成為美利堅聯盟國總統傑佛遜·戴維斯的軍事顧問。兩人在西點軍校即相互認識。
北弗吉尼亞軍團
在約瑟夫·約翰斯頓(Joseph E. Johnston)將軍在1862年6月1日於七松之役(Battle of Seven Pines)負傷後，李繼任北維吉尼亞軍團司令，獲得第一個領兵作戰的機會，他迅即發動了一連串的攻勢。在七日戰役中，他面對由喬治·麥克萊倫(George B. McClellan)率領，威脅首都裡奇蒙的聯邦軍。聯盟國部隊因李將軍的攻擊行動而傷亡慘重，並因李將軍部下執行戰術時的無能而受損，但他的積極行動挫敗了麥克連能。在麥克連能撤退後，李將軍在第二次牛奔戰役(Second Battle of Bull Run)中擊敗另一支聯邦軍隊。他後來入侵馬裡蘭，企圖重新補給軍需，並盡可能的影響北方不利於戰爭結束的選舉結果。麥克連能因截獲一份南軍所遺落的軍令而得知李將軍的計劃，並在南軍得以集結之前增援優勢兵力至安提耶坦。在那血腥的一日中，李將軍抵擋住了北軍的攻擊，但不得不撤回維吉尼亞。
因對麥克連能無法摧毀李將軍部隊而感到失望，林肯總統任命安伯洛斯·本賽(Ambrose Burnside)為波多馬克軍團司令。本賽下令渡過拉帕罕諾克(Rappahannock)溪發動弗雷德裡克斯堡戰役(Battle of Fredericksburg)。其部隊因搭橋渡河而延遲，讓李將軍的部隊有充分的時間組織堅強的防禦。1862年12月12日的攻擊行動對聯邦軍而言是一場災難。林肯其後又任命約瑟夫·胡克為波多馬克軍團司令。胡克在1863年五月推進至維吉尼亞的錢瑟勒斯維爾。其部隊遭李將軍及托馬斯·傑克遜將軍以大膽的行動分割為數段，且側翼受攻，因而挫敗。對聯盟國而言，此戰為以寡擊眾的重大勝利，但代價沉重:傑克森將軍-李將軍最重要的部屬-傷重不治，為國捐軀。李將軍聽聞噩耗，歎道:"我右臂已斷。"
1863年，李將軍再度著手攻略北方，期望南軍的勝利可迫使聯邦承認聯盟國的獨立地位。他企圖在賓夕法尼亞的蓋茨堡擊敗喬治·米德所率領的聯邦軍，卻無法達成。他的部屬未能以他所預期的魄力積極進攻，史都華(J.E.B. Stuart)的騎兵隊又遠在戰場之外，而李將軍決定對聯邦軍戰線中點發動大規模正面攻擊-即災難性的皮克特衝鋒(Pickett's Charge)-導致慘重的傷亡。一如安提耶坦之戰，李將軍被迫後撤，但未受有力的追擊。在這場失敗後，李將軍於1863年8月8日向聯盟國的戴維斯總統書面請辭遭拒。
1864年，新任的聯邦軍總司令尤里西斯·格蘭特企圖摧毀李將軍的部隊並進佔裡奇蒙。李將軍率其部隊扺擋住其兩項企圖的進展，但格蘭特以其優勢的增援武力逐次逐步的向東南方持續推進。連串戰役發生於歐華連(Overland )、史波特斯凡尼亞法院(Spotsylvania Court House)、冷港(Cold Harbor)。格蘭特最終令其部隊暗渡詹姆士河而騙過李將軍。在抵擋聯邦軍進佔彼德斯堡(Petersburg)-裡奇蒙鐵路補給在線的心臟地帶-的企圖後，李將軍的部隊在彼德斯堡被圍，並竭力掘壕自衛。他企圖打破僵局，派遣具伯·爾利(Jubal A. Early)經審南多亞溪谷(Shenandoah Valley)襲擊華盛頓，但爾利敗於菲利普·舍利丹(Philip Sheridan)的優勢軍力之下。彼德斯堡之圍自1864年持續至1865年6月。
聯盟軍總司令
1865年1月31日，李將軍升任為聯盟國武裝力量總司令。1865年初，他力促通過讓黑奴加入聯盟國軍以換取自由的構想。該構想在聯盟國敗亡前的短暫期間內未有結果。
在聯盟國軍因持續數月的戰役而筋疲力竭之後，一支聯邦軍成功的於1865年4月2日攻下彼德斯堡。李將軍放棄防守裡奇蒙，並企圖與約瑟夫·強森(Joseph Johnston)將軍在北卡羅萊那的部隊會師。其所部為聯邦軍所圍困，於1865年4月9日於阿波馬托克斯法院投降。若幹部下(間接由戴維斯總統指示)提議拒降以讓部份小單位滲透出包圍圈外，並進入山區以進行長期的游擊戰，為李將軍所拒。
戰後
無國籍
戰爭結束之後，李將軍曾向官方申請戰後特赦，但未曾獲淮。申請書送出後上呈至國務卿威廉·亨利·西華德(William H. Seward)的桌上，他以為是旁人將事情完成後呈送的副本而將之歸檔，數十年後方於其抽屜中再度發現。李將軍將不獲響應當成政府對其保留法律追訴權。
李將軍申請特赦立下範例，鼓勵許多前美利堅聯盟國部隊官兵接受再度成為美利堅合眾國公民。1975年，在一名國家檔案記錄管理局(National Archives and Records Administration)職員發現李將軍宣誓效忠的誓詞後，傑拉爾德·福特總統對他發佈特赦，並由美國國會恢復其公民權。
李將軍夫婦戰時居住於妻子的娘家，寇提斯李大宅(Custis-LeeMansion)，遭聯邦軍沒收，成為今日阿靈頓國家公墓的一部分。在他去逝後，法院裁定該處房產遭違法查扣，須歸還其子。州政府提議收購其全部土地而獲同意。
他自1865年10月2日起於維吉尼亞勒星頓擔任華盛頓學院(今華盛頓與李大學Washington and Lee University)校長。在超過五年的任期中他將華盛頓學院由一所不知名的小學校轉變成美國第一所提供商業、新聞、與西班牙語課程的大學。他立下全面性，令人屏息的榮譽觀念-我們只有一條校訓，就是每一個學生都是紳士(We have but one rule, and it is that every student is a gentleman)-在華盛頓與李大學以及其它若干獨斷維持榮譽體系的學校垂范至今。重要的是，李校長專注於讓學校吸引南北雙方的學生。然而，該校仍維持著種族隔離制度。自1795年約翰·查維斯入學以後，華盛頓學院，或說華盛頓與李大學，直到1966年才招收第二個黑人學生。
罹病與逝世
1870年9月28日，李校長感覺不適，無法清楚的說話。醫生們趕到後，僅能協助讓他躺在床上，希望病情能自行好轉。幾乎可以確定李校長是得了中風。這場中風損壞了腦前葉，使他言語失能，無法咳嗽。他經由人工餵食以維持體力，但轉而罹患肺炎。因為無法咳嗽，李校長死於併發症肺炎(而非中風本身)。他在中風後兩周，1870年10月12日，逝世於勒星頓，葬於華盛頓與李大學校園的教堂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