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拉格之春什麼時候爆發的？布拉格之春的歷史背景
布拉格之春(捷克語:Pražske jaro;斯洛伐克語:Pražska jar ;俄語: )是1968年1月5日開始的捷克斯洛伐克國內的一場政治民主化運動。這場運動直到當年8月20日，蘇聯及華約成員國武裝入侵捷克斯洛伐克(軍事行動代號:多瑙河行動，英文:Operation Danube)才告終。
杜布切克在國內政治改革的過程中，提出了"帶有人性面孔的社會主義"，這個方案並不像1956年匈牙利事件一樣，完全拋棄了舊有的社會主義傳統。然而，蘇聯依然將這視為對其領導地位的挑戰，也是對於東歐地區政治穩定的一種威脅。捷克斯洛伐克的這段民主化進程，在8月20日深夜開始的20萬華約成員國軍隊和5000輛坦克的武裝入侵後宣告失敗。事實上，在一個工廠裡，捷共通過了改革方案，但是入侵者將這一切努力都付之東流。
背景
1956年，赫魯曉夫在蘇共二十大做的秘密報告中對於斯大林提出了批評，波蘭、匈牙利等國的共產黨體製麵臨了很大的危機。當時，捷克斯洛伐克並沒有受到很大的衝擊，但是進入60年代之後，捷克斯洛伐克共產黨第一書記兼總統安東尼·諾沃托尼的統治開始動搖。尤其在恢復50年代大清洗犧牲者的名譽問題、經濟增長減緩問題、斯洛伐克的自治主張等問題上，諾沃托尼受到了很大的抨擊。
1967年，在第四次捷克斯洛伐克作家協會大會上，帕維爾·科胡特、米蘭·昆德拉、伊凡·克裡瑪等作家開始批評捷克斯洛伐克共產黨。在10月末，學生在布拉格市區又發起了關於學生宿舍設施的抗議遊行，最終被黨部派出的警察隊伍鎮壓。此外，在捷克斯洛伐克共產黨內部，斯洛伐克共產黨方面對於諾沃托尼的政策也提出了強烈的不滿。在這種情況下，蘇共領導人勃列日涅夫非正式訪問捷克斯洛伐克。諾沃托尼期望得到蘇聯的支持來平息事態，但是勃列日涅夫認為這只是捷共黨內的問題，並沒有明確的表態支持[當時他說" (這是你們的問題。)"]。結果，在沒有消除黨內對立的情況下，黨中央委員會大會在12月召開，會上一致批評諾沃托尼的領導，他對第一書記和總統的兼任的結束也在所難免。
1968年捷克斯洛伐克的國內改革運動。從60年代初開始，捷克斯洛伐克經濟發展遇到嚴重困難。雖然從1967年開始實行新經濟體制但形勢仍未好轉。經濟困難導致部分工人罷工。在政治方面，當時任捷克斯洛伐克共產黨中央第一書記兼共和國總統的諾沃提尼對經濟改革和為50年代初政治冤案的受害者平反採取消極抵制態度，壓制批評和民主，在黨內外引起強烈不滿。在民族關係方面，由於1960年制定的憲法取消了斯洛伐克的民族自治權，民族矛盾也進一步尖銳。在這種背景下，捷共中央於1967年10、12月和1968年1月連續舉行全體會議，就國內的困難、經濟和政治體制改革、黨的領導方法等問題展開辯論。1968 年1 月中央全會決定解除諾沃提尼第一書記的職務，由杜布切克接替。同年4月中央全會又對中央主席團和書記處進行了重大改組，並通過了指導政治經濟體制改革的《捷克斯洛伐克共產黨行動綱領》。 5月中央全會決定於當年 9月提前召開黨的第十四次代表大會，同時號召同國內出現的"反共主義傾向"和"保守觀點"作鬥爭，7月中央全會通過了新黨章草案。
當時公佈的文件宣稱，捷共改革的目標是"創立一個新的 、符合捷克斯洛伐克條件的、民主和人道的社會主義模式"。改革的內容主要有:１關於黨的領導體制和黨內民主。認為一切權力由黨的機構集中和壟斷，只會削弱國家和社會機關的主動性和積極性;黨的領導作用主要應該是集中人民的意志和反映社會的需要，為社會的發展提出正確的方向和目標，制定方針政策，並通過黨的政治工作和組織工作去貫徹實行;必須充分發揮和保障選舉產生的黨的各級領導機構的權力，工作機關不能獨攬大權;黨政重大職務不能由一人兼任，防止權力過分集中 ，擔任黨內職務以4年為一屆，不得超過兩屆;黨員有權批評黨的各級領導人。２關於國家政治體制和公民權利 。主張實行多元化政治體制，使各階級、階層和集團在共產黨領導下的民族陣線內都有自己的政治代表 ，在民族陣線內各政黨都是平等的夥伴 ;實行責任內閣，政府對通過普選產生的議會負責;確保憲法規定的公民權利;保證公民遷居包括遷居國外的自由;制定新聞法，取消新聞、書刊、廣播電視的檢查制度;給一切受過迫害的人平反。３關於經濟體制 。強調計劃與市場相結合 ，擴大企業的權限，企業作為相對獨立 的商品生產者有經營自主權 ，自負盈虧;允許企業自願結合，自由競爭，獨立地進行外貿活動;成立工廠委員會，其中2/3的代表由職工直接選舉產生，工廠委員會有權決定廠長的任命和撤換，決定利潤分配和職工福利等。４關於民族關係。將國家體制改為捷克和斯洛伐克兩個共和國的聯邦制，保證斯洛伐克族同捷克族平等地參與國家的政治生活。
捷克斯洛伐克的改革運動受到了當時以蘇聯為首的華沙條約成員國(蘇聯、保加利亞、民主德國、匈牙利和波蘭)的干預和武裝干預。改革以失敗而告終。
以空降兵為拳頭的蘇聯紅軍奇襲布拉格機場、快速控制捷克斯洛伐克領土的軍事行動，被作為當代閃擊戰以及空降兵使用的經典戰例被載入世界空降兵戰史。國防大學出版社《世界空降兵戰例精選》中指出:在布拉格事件中，蘇軍大膽迅猛的突擊、戰前的電子對抗、戰略欺騙以及指揮通訊系統的高效率運作，充分體現了20世紀70年代華約國家在C4I系統合成作戰上的優勢，並使美國和北約國家感到憂慮。
1968年，捷克斯洛伐克共產黨中央第一書記杜布切克發起了名為"布拉格之春"的政治體制改革，但在蘇聯看來，此舉有脫離蘇聯控制的傾向。為了實行統一的"蘇聯體制"，蘇決定對捷進行武裝干涉。6月下旬，"華沙條約組織"在捷境內舉行軍事演習，演習結束數日參演部隊才撤離捷境。7月之後，局勢有所緩和。1968年8月3日晚華約在捷簽署聯合聲明，危機似乎已經過去了。
8月20日晚11時，布拉格機場接到一架蘇聯民航客機信號:"機械事故，要求迫降"，未予拒絕。客機一降落，數十名蘇軍突擊隊員衝出機艙迅速佔領機場。幾分鐘後，蘇第103近衛空降師[1] 乘30架安-12型運輸機，從駐地白俄羅斯的維捷布斯克起飛，在戰鬥機和轟炸機掩護下，以每分鐘1架的間隔空運到布拉格。1小時後，一輛蘇聯大使館的汽車引路，蘇軍士兵直撲布拉格。
與此同時，時任蘇聯國防部副部長兼蘇聯陸軍總司令的伊萬·格裡戈裡耶維奇·巴甫洛夫斯基大將指揮。
來自蘇軍駐德部隊集群的第1近衛坦克集團軍5個坦克師(第6近衛、第7近衛、第9、第20、第90近衛)4個摩托化步兵師(第14近衛、第20近衛、第27近衛、東德第11)直搗布拉格;
由蘇軍駐德部隊集群第20近衛諸兵種合成集團軍及其指揮的5個摩步師(第1近衛、第3近衛、第6近衛、第18近衛、第35近衛)、3個坦克師(第11近衛、第40近衛、東德第7)、1個空降師(第7近衛空降師)、保加利亞人民軍一部(第7摩步師摩步22團)負責切斷捷克西部邊界線;
在進攻開始6小時後，蘇軍控制了捷克全境。幾十萬捷軍全部繳械，北約也沒來得及作出任何反應。
這次代號為"多瑙河"的軍事行動是蘇軍的一次典型方面軍群進攻戰役。西方向主攻，西南方向配合，共動用4個集群/軍區下屬的1個坦克集團軍和4個諸兵種合成集團軍26個師約30萬人。但由於進攻過快，兩個戰略方向的後備坦克集團軍均未出動，只動用了各集團軍,師,團的直屬坦克，共有900餘輛坦克和約8000輛裝甲運輸車。
鑒於所有人都還沒忘記1956年發生在匈牙利的悲劇，杜布切克並沒有組織抵抗，在這次事件中僅有80個捷克人被殺，與匈牙利事件相比大大減少。
1969年4月，古斯塔夫·胡薩克代替杜布切克，成為了捷克斯洛伐克共產黨第一書記。
布拉格之春是一次有重大意義的國際政治事件，標誌著華約內部的裂痕已經漸漸顯現，可視為東歐劇變的前奏與導火索。
(英語:Prague Spring ;捷克語:Pražske jaro;斯洛伐克語:Pražska jar; 俄語: )，是1968年1月5日開始的捷克斯洛伐克國內的一場政治民主化運動。這場運動直到當年8月20日蘇聯及華約成員國武裝入侵捷克才告終。
在共產黨領導人亞歷山大·杜布切克的領導下，捷克斯洛伐克顯示出越來越強烈的獨立傾向。杜布切克在國內政治改革的過程中，提出了"帶有人性面孔的社會主義"的方案，保留了部分舊有的傳統。這個方案並不像1956年匈牙利的改革一樣，"匈牙利十月事件"完全拋棄了舊有的傳統。然而，蘇聯依然將這視為對其領導地位的挑戰，也是對於東歐地區政治穩定的一種威脅。在冷戰期間，這是華沙條約成員國所不能接受的。此外，1938年捷克斯洛伐克拒絕蘇聯的援助而寧願屈服於希特勒的那段歷史，都依然清楚地存在於蘇聯每個人的記憶之中。在捷共內部也存在有一部分少數派--尤其在高層領導中-拒絕放鬆黨對社會的控制權，並且密謀在蘇聯的領導下推翻改革者的領導。
與中東歐的許多國家不同，1948年捷克斯洛伐克通過一場平穩的政治變革使捷共上台，並沒有發生如同匈牙利一樣的暴力革命和社會動盪。但是，蘇聯期望在其盟國中推行蘇式的斯大林模式。並且在必要的時候可以通過武力來強制實現。這種政策因為蘇聯領導人勃列日涅夫而被稱為勃列日涅夫主義，其實這種政策最早從斯大林時代就開始存在，只是勃列日涅夫首次將其公之於眾而已。蘇聯的這種霸權主義直到1980年代後期，才被戈爾巴喬夫的辛納特拉主義所取代。
捷克斯洛伐克的這段民主化進程，1968年在8月20日深夜開始的20萬華約成員國軍隊和5000輛坦克的武裝入侵後宣告失敗。事實上，在入侵前不久，捷克斯洛伐克共產黨大會已經準備支持改革派，並削弱新斯大林主義者的力量。在一個工廠裡，捷共通過了改革方案，但是冷酷的入侵將這一切努力都付之東流。
事件發生後，西方國家中只有少數批評，因為在冷戰時期，由於核對峙的存在，西方國家無法挑戰蘇聯在中東歐地區的霸主地位。
這次軍事入侵導致了約有10萬人左右的難民潮，其中包括了許多精英知識分子。
這次事件也影響了在許多西方國家中宣揚列寧主義的左翼人士的地位，最終也導致了這些政黨的部分崩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