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記憶中的父親母親（上）

引 言

2004年6月23日，農曆甲申年五月初六母親與世長辭，享年84歲。與十五年前父親去世一樣，我們兄弟姊妹幾個沉浸在巨大的悲痛之中。多少天來，媽媽的音容笑貌在我們眼前顯現。臨終前一天是端午節，我們全家在一起吃粽子，還祝願母親長命百歲，沒想到這竟是最後的晚餐。母親近幾年雖然身體不是特別好，但並無大恙。誰也不相信她會這麼快地離開了我們。

母親的去世再次勾起了我們對父親的思念。1989年11月21日也是同樣的黃昏，父親在頑強的同癌症抗爭了六個月後，離開了我們。十五年過去了，隨著時間的流逝，許多東西都淡忘了，但父親平凡的一生，不僅我們子女不能忘懷，那些與其共事過的人，也對他的為人念念不忘。每當父母的忌日或清明，在祭奠活動之後，無數個生活中的片段，像電影鏡頭一樣歷歷在目，化作無限的哀思。這是兒女對自己敬愛的父母終生不能忘懷的懷念。

父親母親同千千萬萬個中國普通父母一樣，再平凡不過了。沒有驚天動地的業績，只有兢兢業業、默默無聞的工作。沒有千變萬化的戲劇性，只有平平淡淡、年復一年的生活。但是在我們兒女心中，他們是最偉大的父親母親，他們身上蘊含著中國廣大基層勞動人們的傳統美德。在日常生活當中，我們經常不自覺地把父母生前的一些教誨，用來警示自己。經常無意中把一些父母生前的故事，用來教育我們的後代。有些幾經重複，成為經典，成為兒女子孫口中傳誦的佳話。工作之餘，將這些零零散散的生活片段，積攢起來，變成文字，彙集成冊，作為對兩位老人深深地懷念。因為都是生活中的凡人小事，並且都是全憑記憶，因此定名為《我記憶中的父親母親》。以此來寄托我們的哀思。將這些珍貴的記憶獻給父親母親的在天之靈。

父 親 篇

父親曲雲海，1913年12月20日生，1989年11月23日病故，享年七十七歲。遼寧大連莊河市觀駕山鄉後高屯村人。祖籍山東，父親常講我們是順治八年從山東登州府移民過來的，是否真有這段史實，已無據可考。有一年出差到山東蓬萊，見到一座登州古市的牌坊，如果傳說可信的話，想必這就是我們的老家了。

我父親的父親，就是我爺爺，叫曲洪福。聽父親講，爺爺是「大師傅」，就是現在的廚師。駐過買賣，就是給有錢的商家做飯。據說手藝還不錯，父親逢年過節下廚露兩手，可能就是繼承了爺爺的傳統。爺爺給我們留下的印象非常模糊，1960年三年自然災害時期在我家住過一段時間，後來不知為什麼就回老家了。當時我只有六歲，沒有什麼太深的印象。最後一次見到爺爺是在他彌留之際，已經是十年後的1971年，我已經參加工作。請了一周的假，回莊河老家看望病重的爺爺。爺爺病得很重，按當地的習俗，做好了料理後事的一切準備。假期已經超了，爺爺還在頑強的活著，無奈只好回鞍。回來不久，老家來電報告訴死信，這次相見竟成為和爺爺的最後訣別。奶奶死得早，我們晚輩的都沒見過，連一張照片也沒有留下。聽父親講，奶奶嚴厲，說到做到。教訓孩子，說晚上打一頓，決不會忘記，肯定要兌現。雖沒有見過面，小時候腦袋裡總有一個手裡拿著笤帚疙瘩的老太太，不覺得可親，只感覺害怕的形象。

父親兄弟姊妹五個。父親行二，一個哥哥，兩個弟弟，一個妹妹。大伯父曲雲金，農民，一直在老家務農，1986年病故。姑姑曲雲蘭，農民，1971年從老家遷到海城市高坨鎮小馬村。三叔曲雲祥，早年參加中國人民解放軍，後轉業到鞍山市。一直在商業飲食行業工作，曾任鞍山市飲食服務公司組技科科長，現已離休。老叔曲雲成，在父親來鞍後不久，也來到鞍山，一直在商業系統工作，曾任鞍山市百貨公司科長。1986年1月病故。

父親家裡很窮，可以用房屋一間地無一壟來形容，純粹的無產階級。爺爺是憑手藝吃飯，常年在外謀生，家裡是大伯父當家。年輕的時候父親一直在家務農，後來到皮口、成子坦等地的鹽灘做力工。鹽灘的活很累，要扛200多斤的鹽包，走幾層「過山跳」，把鹽包堆起來或裝到船上。直到晚年，父親提到鹽灘的時候還非常興奮，他說那時候年輕，干多少活也不覺累，一覺醒來照樣幹。能幹也能吃，飯量驚人。年底收工返家時，途中有一個客棧，住店免費供飯，他們幾個工友每人一頓要吃15個饅頭。「要想開店，就別怕大肚子漢」，吃得店主叫苦不迭。

父親二十幾歲成親，女方姓鄭。生了三女一男。男孩不幸因病夭折。鄭氏生下雙胞胎女兒後，因患「霍亂」不治身亡，雙胞胎女兒沒了媽，一個有病的送給了一個姓趙的人家，剩下的一個也沒養活。大姐曲桂香，十二歲時隨母親一道來鞍山。在鞍山客車製造廠工作，已退休。送人的二姐叫趙文榮，後來隨趙家也來到鞍山，「文革」初期找到了，與父親得以團聚。二姐在立山區汽車附件廠工作，現已退休。

大概在1949年底，父親老婆死了，兒子、女兒也夭折了，在老家生活也沒有什麼希望了，就把大姐安排在姑姑家，準備到「編外」闖一闖。「編外」是遼南人對黑龍江的別稱，因清朝時修建的「柳條編」城牆而得名。具體地點是現在的滑雪聖地「亞伯利」。許多莊河人在家過不下去了，就到「編外」去。父親準備了路費盤纏，向朋友借了個棉袍子，就準備上路了。說來也巧，就在這個關鍵時刻，已離家多年生死不明的三叔來信了。信上說，他參加中國人民解放軍轉戰南北，解放鞍山後，留在地方工作。就這樣，父親改變了去「編外」的打算，先到鞍山老三（老三是父親對三弟的稱呼）那裡看看。

那時鞍山剛解放不久，許多工廠要開工，都需要人，老三又在軍管會工作，找個工作很容易。三叔問父親想幹什麼工作？父親說什麼掙錢多就幹什麼。父親來鞍後的第一份工作是當裝卸工，有在鹽灘做力工的經驗，身體又好，干裝卸工輕車熟路。可幹了幾個月後，父親又找老三要調工作，理由是工作太危險。解放初期，鐵路設施條件差，安全信號不完善，經常有車皮相撞，裝卸工被擠死的事故發生，對一個從農村人來說，太可怕了。父親考慮再三，儘管裝卸工掙得多，也不想幹了。在三叔的安排下，父親來到鞍山市糧食局，在糧庫當現場工人，先後在第一糧庫、第二糧庫、第四糧庫、局機關、糧站等單位工作。在糧食系統一幹就是近三十年，直至退休。後來老叔也來到鞍山，參加工作，成家立業。父親生前多次回憶他來鞍的這段往事，他說要不是老三來信，我就到「編外」去了，恐怕早就客死他鄉了，骨頭渣滓都沒了，也就不會有你們弟兄了。並表示出對老三的感激之情。

父親懷著感恩的思想成為工人階級的一員，自始至終保持了中國農民的樸素的階級感情。他感激共產黨，是共產黨分給他土地，是共產黨給他當家作主的尊嚴。他把這些發自內心肺腑的至誠變成強大的工作動力。糧庫現場工作很累，但父親從不叫苦，凡是交給他的任務都能出色的完成。抗美援朝初期，朝鮮戰事正緊。鞍山毗鄰朝鮮，又是重要的鋼鐵基地，經常要受到美國飛機的騷擾和轟炸，空襲警報不斷。糧庫組織年輕力壯的職工成立基幹民兵團，負責糧庫的保衛工作。領導問父親怕不怕，他說不怕。一有空襲警報，他就拿著槍衝上崗樓，監視敵機的動向。父親積極肯幹的勞動態度，堅定勇敢的奉獻精神，受到領導的表揚，也經受住了組織的考驗。據父親講，有一天黨支部書記找到他，問想不想加入共產黨？父親反問，入黨幹什麼？入黨就是為了更好的工作，是為更多的勞動人民謀利益，能讓更多的窮人過上好日子。那我入！父親求人帶筆寫了入黨申請書，自己按上了手櫻就這麼簡單，過不多久，父親在莊嚴的黨旗下宣誓，要為共產主義事業奮鬥終身。

吃苦耐勞、任勞任怨的勤奮工作，使父親一生中獲得無數次榮譽稱號，工作崗位換了幾次，走到哪就把榮譽帶到哪，有人戲說老曲是得獎專業戶。父親對組織上給予的榮譽非常重視，獎狀太多了，就挑好看的掛在牆上，屋裡正面的牆上掛了好幾層。不僅有獎狀，還發獎金。每次獲獎，媽媽都把包獎金的紅包珍藏起來，作為紀念。

記得「文革」砸「四舊」時，媽媽從箱子底下翻出一厚籮包獎金的紅包，多達幾十張。當時批判「修正主義」，獎金是「物資刺激」，紅包當然就是「四舊」了，被我和媽媽放到爐子裡統統燒掉了。現在有據可查的榮譽稱號有：遼寧省先進糧食工作者；鞍山市財貿先進工作者；鞍山市鐵東區財貿系統群英會勞動模範；鞍山市糧食局先進生產工作者；鞍山市糧食局五好職工；鞍山市糧食系統優秀共產黨員等。作為一個普通黨員，父親牢記黨的宗旨，用默默的工作實踐著入黨誓言。同時也用他自身的言行教育我們。他平時教育我們最多的一句話就是要好好工作，不能辜負黨的培養。我走上領導崗位後，父親更是經常告誡不要忘本，要走正路，要為職工謀利益。

父親一生沒有特別的嗜好，年輕時不抽煙不喝酒。1960年挨餓時，他在糧食局機關做勤雜工，工作之餘，寂寞難耐才開始抽煙，以後一發不可收拾。抽的是老旱煙，每個月都要到市場上買煙葉子，回來在炕上烘乾，用剪子一點一點的剪成絲，開始用煙袋，後來用紙捲著抽。他卷的煙一頭粗一頭細，我管它叫「大炮」。父親的煙越抽越厲害，晚上在糧站打更要抽滿滿一口袋老旱煙，甚至說過飯能戒，煙也不能戒。可是為了怕燙著孫子，竟以驚人的毅力把抽了多年的煙戒掉了。父親不好喝酒，但有點酒量。逢年過節來客人時也能喝上兩盅。「文革」後期糧庫自產糧食白酒，隔個月八的就分一次酒票，一元錢一斤，很便宜。趕上家裡做個好菜，大家都高興時，爸爸就喝一點，並讓我們哥倆也跟著喝。還囑咐我們：「小孩子少喝一點沒事，別喝多了就行。」我和弟弟的酒量就是從那時練就的。

父親在糧庫工作到六十年代初，正值困難時期，糧食緊缺，每人每天只供應二兩糧，根本吃不飽，據說餓死了不少人。父親同許多人一樣，營養缺乏，雙腿浮腫，到醫院檢查，確診為腎炎，住了一個多月院才逐漸康復。出院後，組織上照顧他，安排在糧食局機關做勤雜工。閒不住的他把勤雜工也做得很出色，樓上樓下打掃得乾乾淨淨，不管份內份外，只要需要他都主動去幹。身體全部恢復後，父親又被分配到東風糧站作更夫。東風糧站在有軌電車終點站後峪附近，是個鞍山市的先進單位。父親把自己的精力都奉獻給這個集體。本來下午五點接班，他吃完午飯，拿著飯盒步行從家出發，兩點來鍾到了糧站，換上工作服，就幫助同志賣糧。毛主席說過，一個人做點好事並不難，難的是一輩子做好事，不做壞事。父親不是一天兩天這樣做，也不是一年兩年這樣做，一做就是十幾年，從不計較報酬，從沒有一點怨言。二十多年過去了，2004年見到了父親的一個老同志，提起父親的每天堅持步行提前上班的事，她讚不絕口，連說不容易，真不容易呀！父親60歲應該退休，可大家都不捨得他走，當時退休制度不是太嚴格，62歲時才辦理正式退休手續。即使辦完手續，又返聘了很長一段時間，雖然只發給很少的工資補差，只有十幾塊錢，但他毫無怨言，同原先一樣早出晚歸。一直到進入八十年代，在我們和同志們再三的勸告下，父親才真正告老還鄉，離開他戀戀不捨的工作崗位，這時的父親已經快70歲了。

儘管進城幾十年，父親仍然保持了一個農民的本色。記得小時候我們家住平房，有個小院子，爸爸在院子裡種上各種蔬菜，有芸豆、氣豆、白菜、蘿蔔、韭菜，品種齊全，自種自吃，又新鮮又省錢。61年三年自然災害時期，物資短缺，爸爸上二檯子早市花兩角錢買了兩粒冬瓜種子，春天種下，秋天結了幾個又大又長的大冬瓜。父親還買來三隻兔子，讓我們上山割青草喂，兔子繁殖的很快，一窩要生好幾隻小兔崽，不長時間就發展到十幾隻。兔子肉很好吃，兔子皮做成小墊子。後來還抓了一些雞雛，每天剁些白菜幫子喂，公雞殺吃肉，母雞留著下蛋，沒花多少錢，就改善了生活。在父親的指導下，我們還種了向日葵、地姜、葡萄和一些好看的花草，一眼看去，窗外就是一個色彩艷麗的小花園。夏天我們搬個桌子，在葡萄架下學習，又遮陽又有水果吃，小學時的學習小組年年安排在咱家。六十年代中期，燒火取暖的煤非常緊張，父親當時上夜班在糧站打更，他每天休息後，就上山割草，曬乾後用來燒炕取暖。秋天落葉後，就摟樹葉子。爸爸用8號線鐵絲做成耙子，用稻草搓繩編一個網包，裝滿滿一包樹葉有幾十斤重。每天要從山上弄下來兩大包。後來我和弟弟也和爸爸一起幹，每年冬天咱家院子裡都有一座小山一樣的草垛。每天晚飯後，抱一捆柴火往「悶灶」一放，點火一燒，不僅炕熱，屋裡也暖和。還安全，不用怕煤煙中毒。冬天燒草取暖一直延續到平房動遷，上新樓後火炕也沒了，再也享受不到熱炕頭的滋味了。

父親個頭雖不高，但力氣大的驚人。小時候我們總是攀在他胳膊上「打鞦韆」，總愛讓他挽起袖子看他的肌肉。爸爸胳膊上的兩塊肌肉像兩個鼓鼓大饅頭，硬硬的，與現在的健美運動員毫不遜色。他幹活不僅有勁，還有竅門。尤其是挖土方一類的活，幹得又快又好。每到秋天都在院子裡挖菜窖，我們哥倆挖一上午也沒多大的坑。爸爸一上手，三下五除二，很快就挖好了。1981年動遷上新樓後，安裝煤氣管道挖溝，年近七十的老爸又顯身手，主動挖了很長一段，讓真正的挖溝工人讚歎不已。父親心靈手巧，有很多絕活。小時候他用木板做成邪趿拉板」給我們穿，相當於現在的拖鞋；用廢銅絲編成「笊籬」，用它撈餃子勝過現在的漏勺；他會「盤炕」，誰家的炕和爐子不好使，犯風，爸爸去了手到病除，有人管他叫「炕神仙」；他用鐵絲編成簍子的骨架，在外邊糊上牛皮紙，用它裝米、

裝面，又防蟲又方便；我們家有一套修鞋的工具，不管誰的鞋子壞了他都能修；他會磨剪子、磨刀，家裡的菜刀和剪子什麼時候都鋒利無比；他還會紡麻繩、納鞋底，媽媽做鞋，他用「撥拉錘」紡麻繩，鞋底子大多是他納的；他會編筐，在山上割點槐條子，編成各式各樣的籃子。有一段時間時興用紙繩包紮帶編筐，他借來個樣，琢磨琢磨就編出來了，還編出不同的顏色圖案。過一段時間又時興用塑料包紮帶編筐，他就各處收集廢塑料包紮帶，編了一個又一個，除自己用以外，都送給同志們。

父親一生廉潔，從不沾別人的便宜，更不貪公家的便宜。在糧食系統工作幾十年，無論糧食怎樣緊缺，都潔身自好。在糧庫現場工作時，下班要把褲腿放下來，免得褲腿上夾帶糧食。特別是到糧站工作後，堅持帶熟飯，不帶生米。有一回在生爐子的劈柴裡找到一塊柞木樁，可以做刨床，糧站的主任說，一塊燒火柴，不值幾個錢，拿走吧。爸爸不肯，硬是從家裡拿了一捆劈柴換回來。

父親沒上過學，解放初期掃盲時上過幾次補習班，但都因底子差，半途而廢，他經常說自己是「睜眼瞎」。總共不認識幾個字，報紙讀不了，信息的主要來源是聽廣播、看電視。他關心國家大事，每逢國家發生重大事件，都從一個老百姓的角度去評論，發表自己的看法。他憂國憂民，積極響應號召，把國家的利益放在第一位，自覺服從組織的安排。六十年代初，經濟十分困難，為了減輕城市的負擔，上級要求凡是沒有城市戶口的人都要返回農村。這時爺爺來鞍住在我家，屬於被清理的對象。爺爺已在我家住了大半年，不願意回去。一邊是父子深情，一邊是上級要求，父親以大局為重，耐心的作說服動員工作，最後爺爺聽從了父親的勸說回到老家，一去就沒再回來，直到1971年逝世。當時我們不知道爺爺住得好好的，為什麼突然就走了。多少年後知道了這件事，在對父親的覺悟深感欽佩的同時，也覺得有些不可理解。父親不守舊，肯於接受新生事物。1966年春天，北京芭蕾舞團來鞍山招收舞蹈學員，當時很多人都不知芭蕾為何物。如果被選中，要到北京去。那年我十二歲，初選合格。鄰居說這麼小的年紀，走那麼遠能捨得嗎？爸爸說「只要是國家需要，就應該去，走多遠都捨得」。後來因為文化大革命爆發，到北京學舞蹈的事也就擱淺了。他以一個普通黨員的信念，實踐著入黨的誓言。在歷次政治運動中，在大是大非問題上始終與黨中央保持一致，是非常正統的革命派。「文革」中他參加群眾組織，同億萬中國人一樣，標榜自己站在毛主席革命路線一邊，為「反修防修」奔走、吶喊。組建革委會時，以群眾代表的身份被推選為革委會委員。1971年「九‧一三」事件，林彪摔死在溫都爾汗，對父親震動很大，他不願意相信這是真的。改革開放後，他擁護鄧小平，退休在家也念念不忘黨的工作，經常參加街道辦事處組織的學習。他對不正之風和腐敗現象深惡痛絕，堅信我們黨有能力抵制不正之風，剷除腐敗。聽到一些人對黨和社會主義不滿，發牢騷時，他都認真嚴肅的解釋，「要相信黨，黨的方針政策都是好的，只是叫歪嘴和尚把經念歪了」，樸素的話語透射出一個老共產黨員的堅定信念。

父親一生簡樸。他屬牛，「吃的是草，擠出的是奶」是他最好的寫照。爸爸胃口好，好像沒聽說他不愛吃什麼。媽媽說，「要是你爸說不好吃的東西，就肯定誰也吃不了，就是真不好吃。」莊河靠海邊，愛吃魚。爸爸總是吃魚頭、魚刺，把魚肉挑給我們吃。三年自然災害時期，他吃柞樹葉澱粉、橡子面，吃苞米芯，把糧食省下來給我們吃。柞樹葉澱粉又苦又澀，苞米芯硬得扎嗓子，根本就沒營養，還不好消化，只是能填滿肚子，因為營養不良，父親病了一常後來爸爸領我們到烈士山東面的槐樹林，摟了幾麻袋的槐樹葉，用水洗淨，煮熟後和點苞米面蒸窩頭吃，好在不像澱粉那麼苦。吃樹葉給我們哥倆找了個活，每天上午，都要把樹葉裡的樹棍、雜草挑出來。頭幾天還新鮮，沒多久就不愛干了，不干又不行，多少年後對這段經歷仍記憶猶新。那年秋天，爸爸到郊區撿了幾推車白菜幫子，曬成乾菜，用兩個麻袋接起來才裝下，矗在箱蓋上，足足放了一年。後來經濟形勢好轉了，乾菜沒派上用場，但也捨不得丟掉。爸爸說我們是餓怕了，留一段時間，以防萬一。他愛惜糧食，吃飯不許掉飯粒，困難時期喝粥的碗都舔得乾乾淨淨。看到別人扔的東西，他認為有用就收集起來，甚至在路上看到一個螺絲釘、一個煤塊或一段木柴，也都不放過。他說這些東西扔了太可惜，將來或許能有用處。積少成多，小倉房裡積攢了各式各樣的東西，用起來很方便。有一年一個建築工地扔了一些鐵桶，爸爸花兩元錢僱車拉回來，一個個拆了，一錘錘的敲平，蓋小房時用它當瓦，只花了兩元錢，就解決了房蓋問題。烈士山邊放樹，他把咱家的「洋鎬」找人拍個扁，去刨樹根，曬乾後冬天生爐子用。不僅在家裡，在單位也是如此，麻袋的封口線一根一根的攢，麻袋破了就用它縫，它縫補的麻袋無計其數。他經常對我們進行傳統教育，進行憶苦思甜，講他給地主扛大活時的遭遇，講在鹽灘做苦力時的艱辛。他常說的一句話是「小孩子要受一點苦，否則就會不珍惜幸福生活。」他領孫子孫女上山玩渴了，兩毛錢一瓶的汽水，他只買一瓶。不光是捨不得錢，可能也是要給孫子孫女做個示範。他簡樸的作風影響了我們，也影響了我們的下一代。孫子曲亮上小學時，課間學校賣冰糕創收。他媽不知內情，說天涼不能吃，結果他一人看著全班同學吃冰糕。他不得不用書本擋住臉，來應付如此尷尬的場面。中午他叫奶奶拿出家裡的軍用水壺灌上糖水，下午又坦然的應對。我知道這件事後問曲亮，為什麼不借錢吃冰糕？他回答爺爺經常告訴我小孩子不要亂花錢，既然媽媽不同意，就算了。反正糖水也解渴。我為孩子能有自己的獨立行為而欣慰。從這件小事身上，見到了父親言傳身教的效果。

父親一生大悲大喜，歷盡滄桑。早年喪妻，又失去了一雙兒女，又把小女兒送給人家，生活的打擊使他陷入了極點。六十年代中期又享受了親人團聚的歡樂。那是1966年端午節，邢玉田來咱家串門（那時父親管他叫老邢頭），那天大姐曲桂香也回家。老邢頭好喝兩口，幾杯酒下肚，就打開話匣子，他告訴大姐，你妹妹過得挺好。大姐立刻追問妹妹的情況，老邢頭自知話多有失，悔之晚矣。不得不講述了一個隱藏了很久的秘密。二姐送給的趙家和他家有點遠房的親戚，養父叫趙國志，解放後也來到鞍山，在立山區汽車附件廠當黨支部書記，養母在立山區一個飯店工作，家庭條件很好。對有個妹妹送人這件事，大姐只是有點印象，聽老邢頭一說，勾起了大姐的骨肉深情，第二天就到二姐的工廠門口守候，不知是心靈感應，還是心有靈犀，姐倆一眼就認出來，擁抱在一起。自此失散多年父女重逢，我們家又多了一門親戚。其實父親早就知道二女兒的情況，但他把對親生骨肉的思念藏在心底，守口如瓶，不願意講出來。主要是怕趙家有想法，也怕給二姐分心，影響她家的平靜生活。二姐到趙家後取名叫趙文榮，父女相見時已23歲。趙家為二姐選了個倒插門的女婿，叫陳培驕。他是山東人，軍人出身，復員後來鞍山市工作，和養父在一個單位，後來在廠裡做銷售副廠長。結婚生育二男一女，家庭美滿幸福。不幸的是五十幾歲時二姐夫撇下一家老小，病故身亡。對此父親心情特別不好，不停的念叨小文榮命怎麼這麼苦呢，小時候喪母，中年又喪夫，上有老下有小，日子多難呀。

父親和藹可親，對子女要求嚴格，但又不失慈愛。他脾氣特好，從不發火，即使我們犯了錯誤，也是教育為主，耐心細緻的講道理，他沒有打過我們兄妹三人一下。他深知沒有文化的苦處，告訴我們一定要好好學習。他說：「我是睜眼瞎，學習上沒辦法幫助你們，全靠自己努力。不論念中學，還是念大學，念多少年我都供你們。」質樸之言使我們深受感動，潛移默化的成為我們學習、工作的動力。爸爸參加市勞模大會，新華書店到會場售書，他問什麼書適合小學生看，售貨員推薦了一本《兒童謎語遜，當爸爸把這本書拿回家時，我們高興極了，這本書有謎語，有答案，圖文並茂。讓我們愛不釋手。咱哥倆經常互猜，還把一些謎語說給同學們猜，不僅豐富了我們的知識，也使我們的童年充滿歡樂。小時候我們的玩具都是父親做的，他用河豚魚的皮和罐頭盒做成魚皮鼓，用小錘一敲，鐺鐺響，成為我們愛不釋手的玩物。他怕我們兄弟二人爭玩具，一般要做兩份。木製的小馬車就一人一輛，哥倆拉車比賽。新年春節是孩子們最快樂的日子，別人家孩子買好多的鞭炮，我們買不起。爸爸就給我們每人做了一隻能打「紙炮」的手槍。「紙炮」就是運動會發令槍用的那種，接近年根我們就催促爸爸上街把「紙炮」買回來，放到炕頭烘乾。爸爸用子彈殼做槍膛，用大號鐵釘做槍栓，雖不能打連發，但聲音很大，像真槍一樣。玩起捉特務的遊戲，別的小朋友都很羨慕。小學時全國上下全民皆兵，學校成立小民兵團，搞軍體訓練，每人要花兩塊錢買一隻木槍。爸爸捨不得花這兩元錢，就動手給我做了一隻木槍，拿到學校後，連刺殺教練都誇做得不錯。我們稍微長大後，更多的時候是在他的指導下讓我們動手做。雖然爸爸的做法並沒有明確的教育目的，但與現代教育的理念驚人的相似。讓孩子動手，讓孩子充分發揮想像，對我們後來參加工作受益匪淺。弟弟金宣聰明手巧，在父親的熏染下，做什麼像什麼。後來無師自通，自學了木匠手藝，結婚用的傢俱都是我們哥倆自己做的。到了晚年，孫子、孫女出生給他帶來天倫之樂，他對晚輩更是訶護有佳。夏天烈士山上到處留下他的腳印，他領著孫子孫女捉蜻蜓，逮螳螂，每天都玩的不亦樂乎。到山上玩，怕他們走丟，就緊緊的拉著手不放鬆，時間長了，孫子的胳膊上都起了痱子。一次他抱孫子抽煙，孫子嫌煙味，用手亂劃啦，不慎給孫子燙了一下，父親後悔不已，立刻把煙扔了，並發誓再不抽煙。為了孫子，他以驚人的毅力，愣是把吸了近二十年的煙戒了，舔犢之情略見一斑。早年讓我和弟弟一起上學的願望，在孫子孫女身上實現了，兩個孩子差一歲，一起上學，並在同一班級。每天上學、放學由爺爺接送，風雨無阻。一手拉一個，像一對雙胞胎。

父親在家裡堪稱模範丈夫，家裡外頭什麼活都干。一年四季不閒著，春天忙著撒種種地，把小院子變成菜地；夏天除了伺弄菜欄子施肥除草外，還要看著房子漏不漏雨，那塊漏堵那；秋天早早把過冬的秋菜買回來，漬兩大缸酸菜，在院子裡挖個菜窖，儲存一些蘿蔔白菜；冬天只要不下雪，就拿著耙子上山，摟樹葉子，留著燒炕用。爸爸還是咱家的採購員，家裡添置什麼東西也由他來買，他不會逛商店，讓買啥就買啥，鬧出不少笑話。記得小時候媽媽求人給我們織毛衣，叫他買毛線。他對毛線根本不懂，買回的毛線全是生毛，還夾雜著麻梗子。毛衣穿在身上扎人，刺癢難忍，我和弟弟都不願意穿。爸爸做菜的手藝不錯，家裡好吃的都由他來做，他會做魚，不論什麼魚，做了都好吃。他買來小雜魚剁碎了，和點面汆丸子，味道鮮美，就是有點毛刺。有一回他在小雜魚中發現幾條河豚魚，這種魚的頭和內臟有劇毒，別人是不敢吃的。在日本吃這種魚要到專營的店，廚師要有許可證。爸爸是海邊長大的，會收拾這種魚，我們都吃了，味道特別鮮美。怪不得有「捨命吃河豚」的說法。每年秋天他都買一條「滑子魚」，把兩個翅膀割下來，醃後曬乾備用，剩下的燉著吃。有個同學吃了他用「滑子魚」熬的魚凍，讚不絕口，不敢相信是用「滑子魚」做的，都說「滑子魚」又辣又臊，怎麼做得這麼好吃。父親道出其中緣由，主要是魚要新鮮，不能「隔潮」。其實「滑子魚」就是 「老闆魚」，現在都吃活的，味道確實鮮美，那時沒有活的，父親在海邊長大，他會挑選，所以做的才好吃。小時候每人每月只有3兩油，平時不捨得吃，燉酸菜也只放一小羹匙油。省下的油攢到過年「走油」用。「走油」是莊河老家的習俗，就是用油炸一些丸子一類的菜餚，紅白喜事和過年都要「走油」。春節餐桌上，蘿蔔絲肉丸子、地瓜丸子、「滑子魚」丸子、八蛸丸子是必不可少的，這些傳統菜成為我家的保留節目，直到現在。還有一道好吃的菜是「扣肉」，每年過春節，家裡再困難也要割幾斤肉，爸爸都挑當腰肉，五花三層，煮熟後切片，放好醬油和各種調料，上鍋蒸，味道好極了。在物資匱乏的年代，吃上「扣肉」是很奢侈的享受了。一進入臘月，我們幾個孩子就開始盼年了，講起來，現在的孩子們絕不會理解，在他們看來一碗「扣肉」算得了什麼呢？我和曉義談戀愛時，正是困難時期，沒有什麼好吃的，魚肉蛋都憑票供應。每次來咱家爸爸就親自下廚，盡量弄點可口的。吃得最多的就是手擀面。爸爸說過「擀面盛打餅費，包餃子餡白費」，困難時期吃頓肉絲手擀面，又省錢又不失體面，當時可能也是沒辦法的辦法了。曉義曾戲說我不愛吃麵條，就是那時吃傷的。

在我的記憶中父親在七十年代初期出過兩次遠門。一次是1970年夏天，父親單位的一個烈屬的孩子患先天性心臟病，要在北京阜外醫院做手術。領導派爸爸陪同，先後兩次，歷時兩個多月。另一次是1971年，當時是「文革」後期，正在清理階級隊伍，要對本單位人員的歷史出身進行調查，父親同畢勝同志一起到南方外調，先後到上海、杭州、四川等地，並乘船順江而下，領略了長江三峽壯麗的風光，走了一個多月，橫跨大半個中國。這兩次遠行，開闊了爸爸的視野。回來後常常給我們講起他的所見所聞。他講北京的古老，上海的繁華，杭州的秀美，長江的博大，三峽的壯麗。他的經歷對我們來說，簡直太神奇了，給我們的心裡產生很大影響，我的遊遍祖國大好河山的夢想就是從那時起萌生的。

父親來鞍後，單位先分了一處房子，在現在的建工局俱樂部後面，早就動遷改建樓房了。第二處房子是用單身宿舍改成的，地處山南街，烈士山的正西面。宿舍是個筒子房，中間是走廊，兩邊住人，陽面住四戶，陰面四個房間一分為二住八戶。我家住陽面東頭的大屋，說大屋也只有13平方米。由於是獨身宿舍，因此沒有廚房，沒有煤氣，要生爐子做飯取暖。十幾戶人家擠在走廊裡做飯，誰家做點好吃的，滿走廊香氣，共同分享；誰家的爐灶犯風，滿走廊濃煙，共同受罪。走廊裡爐坑交錯、燈光昏暗，外來人一不小心就掉進爐坑裡。現在看來根本不能住人，那時還覺得不錯，居民多次要求安裝煤氣，直到1966年「文革」前夕才如願以償。13平方米的房子裡盤了一鋪大炕，沒有什麼傢俱，記得只有一個像樣的紅色木箱，另一個是父親用包裝箱子改做的綠色木箱，一紅一綠很不協調。當時的中國家家如此，貧富差距不大，也並不覺得有什麼不好。隨著家家孩子一天天的長大，房子越來越緊張了，各家各戶就在房前屋後蓋起了小房，一度形成了風氣，使得政府和街道不得不出面干涉，但房子確實緊張，街道幹部管也管不住，還是照樣蓋。房子問題一直是父親一塊心病，兩個兒子都長大了，如果結婚上哪去住呢？當時正值「文革」，單位多年沒有蓋房子，靠分房是指不上了。他開始琢磨自力更生給兒子蓋房子。先是在房子的南面蓋了一間，大約有十多平方米。放了一張床，裝了電燈。下夜班我就住在那裡，可以不影響家人睡覺。因為有一棵梧桐樹擋害，不得不把樹幹包在房子裡。電視劇《貧嘴張大民的幸福生活》有這樣一段情節，張大民沒房子住，蓋小房把樹包上了，還給孩子起名叫張小樹。看了這段彷彿就是取材咱家。在那困難的年代，中國最基層的老百姓，就是這樣生活的，電視劇與現實生活如此相似是不足為奇得。1974年9月弟弟下鄉去了盤錦渤海農場後，十一假期爸爸突然決定在房子的東大山再蓋一間房。說突然是因爸爸剛告訴我，其實他已經準備了很長時間了。新蓋的這間房也有十多平方米，還間壁了一個小門廳，可擋住外面的冷風。裡邊盤了火炕，可睡三四個人。老房子開了個門把新舊兩間房連通，就像現在的套間。老房子把炕拆了，打了水泥地面，放上張木床，弟弟又打了箱子、箱座。這樣一改，煥然一新。父親很得意，他說，「這還差不多，要是有人給孩子介紹個對象，也可以領到家裡看看了，要是從前那樣，哪家的姑娘敢進咱家門哪。」蓋了兩間房子，父親付出了極大的辛勞，家裡沒錢，能自己幹的就不求人，爸爸既當瓦匠又當木匠，周圍的鄰居都說老曲真能幹，連蓋房子都不求人。這兩間房子我和弟弟結婚並沒有用上，時代發展了，老房子動遷了，我們也都有了屬於自己的房子。儘管這樣，回想這段往事仍讓我們內心激動，深深的感激著純樸的父愛。

俗話說「車道山前必有路」，沒等到我們結婚，家住的小平房就動遷了。為了多要一間房子，我和曉義提前領了結婚證。房子問題是暫時解決了，但父親還是為兒子的婚事發愁。在那困難的年代，有人說「兒子結婚，老子發昏」。結婚用的房子、傢俱、被褥、辦酒席用的魚、肉等都一樣一樣解決了，我們的婚禮定在1980年4月20日。到了婚禮的前一天，一口大鍋又把他難夠嗆。那時結婚為了省錢都在家裡辦酒席，在院子裡搭爐灶，請廚師炒菜。一切準備停當，就差一口大鐵鍋，要辦十幾桌酒席，沒有大鍋怎麼能行，一時把爸爸急得團團轉。還是在商店工作的老姨父邢德權從飯店借了一口鍋，解了燃眉之急。雖是件小事，爸爸卻念念不忘，他是個知恩圖報的人，多少年後還念叨：「你姨父給我解決了一個大問題。」第二年，回遷到新樓，弟弟也舉行了婚禮。那年爸爸六十九歲，正所謂「老兒子娶媳婦，大事完畢」，直到這時，他的這樁心事才基本了結。

1983年我們曲家發生了一件大事，曲金平在部隊壯烈犧牲。曲金平是老叔的二兒子（平時都叫他「二平子」），1980年入伍，那年23歲。在一次實彈演習中，一個新戰士不慎將手榴彈扔到腳底下，為了保護副連長李寶財和新戰士，他奮不顧身撲向即將爆炸手榴彈，用自己年輕的生命譜寫了一曲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壯麗讚歌。被瀋陽部隊命名為「雷鋒式的好班長」，授予革命烈士光榮稱號。父親和老叔、老嬸等趕到部隊，參加追悼活動。爸爸回來後，向我們詳細的介紹了有關情況，對二平子的犧牲他非常難過，也為老曲家後代能出現這樣的英模而感到自豪。他說二平子是個好孩子，從小就特別討人喜歡。他是新時代的董存瑞、黃繼光，在生死考驗面前，捨身就戰友，他不愧為毛主席的好戰士。是我們曲家的驕傲，我們子孫後代要記住他的事跡，永遠作為學習的楷模。

父親體質非常好，很少患病，就連頭疼腦熱的小病也很少發生。1960年患的腎炎主要是營養不良導致的，住了一段醫院後就痊癒了。1970年前後爸爸的腎炎又復發了一次，這次他病得很重，尿液呈醬油色，雙腳浮腫，用手指一按，腿上就留下很深的坑。當時正是「文革」後期，醫療衛生條件很差，正規的醫院被「六二六衛生院」和「赤腳醫生」替代，據說有一位「赤腳醫生」研製了一種藥，是用滷水提煉的，能治療腎炎，但有副作用，病人很痛苦。父親說只要能治病，遭點罪也行。他沒有休息一天，堅持每天上醫院打這種針，身體有反應也不在乎。還有人傳了個偏方，用茄子秧燒水喝，我向家住農村的同志要了一捆，媽媽天天燒這種水給他喝。經過兩個多月的治療才逐漸好轉。為給爸爸補養身體，媽媽盡量讓他多吃細糧，上夜班給他帶大米飯，吃了一段時間，把胃吃壞了。胃酸過多，經常吐酸水。爸爸說我是窮命，窮身子，吃好的還不行。乾脆把大米飯停了，繼續吃苞米面窩頭，又用了些氫氧化鋁等藥物，慢慢就緩解了，以後再沒復發。

父親1989年春節過後，覺得身體不舒服，以為是胃病又犯了，也沒有引起重視。媽媽見他一天天消瘦，就催他上醫院檢查，他也執拗不去。直到五一節過後，我出差回來才上市立醫院。做B超診斷為肝癌晚期，像晴天霹靂，我們誰也不相信這個診斷結果。就轉到鞍鋼鐵東總院檢查，總院的大夫說，市立醫院劉忠諭主任診斷基本上都是准的，如果能報銷，就做一下CT吧。我們懷著僥倖的心情做了CT，結果可想而知。醫生還說已到晚期，年齡太大，不能手術，只能保守對症治療。為了不給父親增加精神負擔，我們向他封鎖了病情，好在他不識字，即使在腫瘤科他也不知道是怎麼回事。臨終時他似乎知道得了什麼病，但沒有說破，只是摸著腹部的包塊說，我的病就在這，把它去掉病就好了。大外孫子張文斌的岳父關志忠，綽號叫「關大刀」，在市立醫院理療科當主任，就讓爸爸每天去作理療，用離子導入法緩解症狀。開始時父親步行一個來回很輕鬆，後來要在中間歇一會。就這樣堅持了近兩個月，直到實在走不動了才放棄。我們知道肝癌晚期疼痛很厲害，就早早做準備，在醫院辦了麻醉藥的卡，每天可領一支嗎啡針劑，還通過朋友弄了一些強痛定、杜冷丁備用。原計劃先用強痛定等一般止疼劑，然後再用嗎啡、杜冷丁等強止痛劑。可開始疼的那天，正趕上他大外孫子張文斌在場，他不知道我們的想法，就直接用了杜冷丁，之後再改用強痛定就沒效了。乾脆就用下去，時間不久就形成了依賴，止疼的時間越來越短，由開始時兩天一針，到後來一天要打好幾針。我們搬到家裡住，照顧老人，大兒媳曉義負責打針，後來二弟金宣也學會扎針，一共用了100多支。在對症治療（儘管這種治療是無效的）的同時，我們盡量做一些好吃的，調劑口味。然而到了這種地步，已沒有什麼意義。父親對來看望他的親家李純軒說，身體好時能吃點什麼就吃點吧，到這個份上吃什麼也不香了。病魔使父親的身體急劇惡化，瘦得皮包骨，骨瘦如柴，到了「惡意質」狀態。為了減少他的病痛，曲亮的老姨李曉靜來到家裡，給他點滴白蛋白等一些增強體力的藥物，血管已經乾癟，非常不好找，每扎一針都很困難。我們做了最大的努力，延長生命，提高生存質量。但「生死有命」，這些努力終究沒有挽回他的生命，1989年11月23日下午17時，爸爸的心臟停止了跳動。當時我和母親、曉義、妹夫胡奎遷在場，我們眼睛瞅著他嚥下最後的一口氣。彌留之際，嘴角輕輕動了幾下，我問他要說什麼？他已經無力回答，我問是不是想二弟宣子？他點點頭。我說你等著，宣子快回來了。當時二弟金宣在大連工作，爸爸病重後在家護理了一段時間，看不要緊，就回大連了。誰也沒想病情惡化的這麼快，立即給二弟掛電話，已經來不及了。父親嚥氣後，眼睛和嘴沒有閉上，他留戀這社會主義的幸福生活，他盼望親人的到來，他放心不下沒有工資收入，陪伴她37年的老伴。大兒媳曉義用手將老人的眼睛和嘴合攏，爸爸你放心吧！我們會好好照料母親，讓她安度晚年。我們會努力工作，你的未竟事業我們會繼承下去，您的光榮傳統和優秀品德我們會一代一代傳下去。

父親死後按媽媽的意見沒送太平間，靈堂就設在家裡，親戚朋友、父親生前的好友、單位的領導和同志紛紛前來弔唁。大家都為失去了一個好黨員、好同志、好父親而悲痛。北風中飄著清雪，蒼天也在為老人落淚。

1992年11月18日父親去世三週年，我們為父親在千山區汪家峪選墓地。請了一位風水先生選墓址，那天大霧，對面一片白茫茫，遠處的山峰基本消失在迷霧中，只能隱約看到鞍山大學的教學大樓。風水先生拿出羅盤，選准方向，確定了墓址。他說「兩山夾一崗，輩輩出皇上」，這裡風水很好。墓址選在接近山頂的位置，視野開闊，周圍有幾棵柞樹。挖開表土後，下面儘是石頭，特別難挖。姑姑家的哥三個都是幹活的好手，硬是用大錘、鋼釬在岩石上挖出了墓穴，足足幹了一天。下葬的那天早晨，鞍山市出現了多年不見的霧淞，城裡城外銀 裝素裹，一片潔白。群山戴孝，為老人哀悼，大地獻花，為老人送行。靈車從山間的小路穿過，彷彿行進在水晶宮中。

三年過去了，對父親的思念我們沒有絲毫減少。俗話說「入土為安」，爸爸安息吧！我們在墳前立了墓碑，用挖出來的石頭圍出墓牆。三天園墳時，母親也登上山頂，要親眼看看父親長眠的那塊風水寶地，她說我百年之後也要安葬在這裡。叫人稱奇的是，三天過去了，那只領魂雞仍然靜臥在墳旁，母親屬雞，冥冥之中是否暗喻著母親一直陪在父親身旁。清明時又栽上幾棵松柏。每年清明我們兄妹幾個都來這裡祭掃，獻上花環，寄托我們的哀思。孫子曲亮國外留學，每次回國都要到墓地，給爺爺磕三個頭。爺爺真的沒有白疼孫子一場，即使走到天涯海角也不會忘記爺爺的關愛。爺爺的在天之靈也保佑孫子一生平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