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外交掌舵人廣田弘毅：唯一被絞死的文官戰犯
廣田弘毅，日本第32任首相。1878年2月14日生於築前福岡那珂郡鍛冶町一個石匠家庭，1905年畢業於東京帝國大學法學系，1906年以第一名通過外交官、領事官考試，1907年常駐清國，1929年作為帝國代表出席第十次國際聯盟大會。1933年任齋籐實內閣外相，1934年任岡田內閣外相，1936年任首相兼外相，1937年2月總辭職，6月，任第一次近衛內閣外相。1940年任米內光政內閣參議，1946年作為侵華戰犯接受遠東軍事法庭審判，被判極刑的七個人當中是唯一的文官，1948年12月23日被處以絞刑，時年70歲。
廣田弘毅(廣田弘毅 ，1878.2.14-1948.12.23)出生在福岡縣一個極其貧寒的家庭。幼時受封建思想熏陶，時刻以勤王愛國為他的唯一信念。還在讀高小時就加入當地的愛國團體玄洋社。受頭山滿領導，
從事各種社會活動。他受陸奧宗光資助到中國考察，又得山座園次郎資助到滿洲考察，他熱心研究中國的情勢和俄國的政策，一時有支那通稱號。1906年東京帝國大學法科畢業後考入外務省，派赴北京使館作隨員，因為他對中國情勢很有研究，不久升任通商第一課長。中國人民所不能忘懷的二十一條，據說就是出自他的手筆。1930年他任駐蘇聯大使，在這裡，他潛心研究蘇聯問題，並解決了兩國最大糾紛的漁業問題。九一八之後，在日本高呼「非常時」出任外相，他放棄了幣原喜重郎的協調外交，也否定了內田康哉的焦土外交，把日本的猙獰面目換成笑裡藏刀，步步進攻，緩中帶急，他在議會中放言：「在我任期內，是不會發生戰爭的。」他收買中東路，與赫爾完成日美親善的換文，高唱中日親善，大得日本穩健分子的喝彩，被譽為一劑清涼藥。加上他本來出身黑龍會，和右翼聯絡自然不成問題，一時間八面玲瓏，四方討好，竟使人感到外務省「行蹤不明」。
1935年，日本陸軍向華北方面挑釁，中日關係頓趨緊張。蔣介石政府對廣田的協和外交抱有希望，向日本提出極為退讓、想維持和平局面的三條原則;不料廣田與日本軍部商量後提出了一個咄咄逼人的對華三原則，這個對華三原則即臭名昭著的「廣田三原則」。二·二六事件的時候，岡田首相和高橋財長等多名重臣都是叛軍襲擊的目標，只有他安然無事。他進退自如當然不是偶然的。他談到當時的情況時說：「軍隊就像一匹未經馴化的野馬，如果你站在他面前阻止他奔跑，你就會被它踢死，唯一的希望就是從側面跳上馬背去駕馭它，同時還要讓他繼續往前奔跑。」 1936-1937年他懷著這種信念出任日本第32任首相，但他沒能駕馭他的野馬，廣田畢竟是一個弱勢的文官，為了維持組閣，對軍部要求多所允諾，從而為日本軍人干政的軍國體制確立了完備的條件，儘管他在國內推行法西斯擴軍政策和與德意兩國簽定《反共產國際協定》，但還是被以寺內壽一為首的軍部勢力把他的內閣搞解散了。以後作為外長並參與策劃全面侵華戰爭。提出了不以國民政府為對象的第一次近衛宣言。戰後成為東京審判被絞死的唯一文官戰犯。主要罪狀即：廣田三原則和確立了軍國體制。
1878年2月14日，廣田弘毅出生於築前藩福岡那珂郡鍛冶町，是林德平和林竹的長子。出生後起名叫丈太郎。
其父德平是一戶農民家的次子，十三歲時父母雙亡，於是到鍛冶町的廣田石材店當學徒工，期滿後他沒有離開貧窮的店主夫婦，留在店裡做義務工。明治十年，經店主夫婦做媒，他娶了前街的竹為妻。竹從十二、三時父親去世時起就開始就幫助母親經營一家小素麵館。丈太郎出生後不久，林德平夫婦成為廣田石材店的養子，丈太郎從此改姓廣田。
這個出生於貧寒石匠家庭的孩子，自幼就非常渴望有朝一日能夠擺脫這種困苦的生活，能夠出人頭地，學習成為他實現這個目的的途徑。1893年，廣田弘毅考入福岡縣中學。在中學的日子裡，他除了學習之外，經常幹的事就是到寺廟去坐禪或到明道館練柔道。明道館是日本右翼團體組織「玄洋社」組織的一個社團，「玄洋社」的創始人是被稱為日本「右翼運動大祖師」的頭山滿。在明道館練習柔道過程中，廣田弘毅受到頭山滿的忠君和侵略思想的很大影響，廣田弘毅的上進和聰明也為頭山滿所欣賞，二人漸漸成了忘年之交。1898年(明治32年)，在第一高等學校讀書的丈太郎自作主張，引用喜愛的《論語》中「士不可不弘毅」一節，將名字改為弘毅。當時的法律只允許出家人改名，為此他徵得常去參禪的小林寺和尚的同意加入了僧藉。
1898年，廣田弘毅從福岡中學畢業後，考入東京第一高等學校繼續學習。這個毛頭青年，在「識俊傑，惜俊傑」的頭山滿的引介下，結識了兩個曾位居高官的同鄉副島種臣和山座圓次郎。副島種臣曾擔任過日本外相，而山座圓次郎則是外務省政務局局長。與這兩位同鄉的結交，使廣田弘毅對外交產生了極大的興趣，而且立志日後要成為一名外交官。1901年，廣田弘毅高中畢業後，考入東京帝國大學。在大學裡，表現出色的廣田弘毅受到山座圓次郎的「賞識」。1903年暑假，他在山座的幫助下，獲得去中國東北和朝鮮調查俄國動向的機會。這是廣田弘毅第一次踏上中國的土地，所見所聞使他大受刺激。他從狹隘自私的日本國家利益出發，撰寫了一份調查報告，認為，甲午戰爭結束後，雖然日本早已把中國東北和朝鮮列入自己「利益線」範圍之內，但沙俄對此也野心勃勃，想佔為己有，所以，日俄之間存在不可避免的衝突;日本必須要先發制人，向沙俄發動突然襲擊，才能佔據優勢。1904年2月，日本突襲了旅順口外的俄國艦隊，挑起日俄戰爭。僅是一個學生的廣田弘毅能有如此「見識」，非常「難得」，山座圓次郎極力推薦他進入外交界，於是還沒畢業的廣田弘毅就當上了外務省的特約工作人員。
外交生涯
步步高陞
在大學中表現如此突出，1905年一畢業，廣田弘毅就參加了領事館考試，希望通過考試成為正式的外交官。不過這次考試中，或許是因為以前的成功，他並沒有太多用心，而遭受了「落第」的失敗。這算是他人生中的一大挫折，從此他告誡自己做任何事情，哪怕是極有把握的，也不可以掉以輕心。「落第」後，他在日本大學院研究了一段時間的日本對外殖民政策。之後，在當時任朝鮮統監府總務長官的同鄉鶴原定吉的推薦下，他被統監府錄用到朝鮮工作。1906年，廣田弘毅被外務省錄用為候補外交官。次年，被派往日本駐華使館工作，這是他真正外交生涯的開始。1909年，轉赴日本駐英國使館工作。在此期間，日英雙方調整了同盟條約，並簽署了《日英通商條約》。1913年，他奉調回國，任農商務省書記官兼通商局第一課課長。1919年，他再度出國，赴日本駐美國使館工作。從此，廣田弘毅的仕途出現了轉機。他步步高陞，先後擔任外務省情報部次長，歐美局局長，日本駐荷蘭大使、1929年 作為帝國代表出席第十次國際聯盟大會，1930年任駐蘇聯大使，這種工作經歷為他以後執掌日本外交大權，策劃推動日本侵華奠定了基礎。
20世紀20年代末30年代初，世界經濟危機的巨大衝擊使非常依賴世界市場的日本經濟遭受到巨大打擊，經濟的崩潰激發了尖銳的社會矛盾和政治危機。1932年，犬養毅的政黨聯盟內閣因法西斯軍人發動五一五事件而瓦解，犬養毅本人在政變中被暗殺。海軍大將齋籐實組成了新內閣，這界內閣對軍部的囂張採取妥協的態度，希望軍部能「尊重」內閣，形成「舉國一致」的局面。此時的日本正一步步走向對外侵略擴張的法西斯道路，軍部力量不斷膨脹。廣田弘毅此時取代內田康哉出任新內閣的外相。
協調外交
中國東北在九一八事變之後淪為日本的殖民地，日本扶植傀儡皇帝溥儀建立所謂的「滿洲國」後，開始向華北伸出侵略之手，日本的侵略激起了全中國人民的反抗，廣田弘毅在種背景下出任新外相。廣田弘毅本人實際上是積極主張對華侵略的，但同時，他又是一個在外交界沉沉浮浮近30年的外交官，深諳外交之道。因而，廣田弘毅盡心盡力為法西斯侵略者出謀劃策，採用一種隱蔽的、盡量不激起中國人民反抗的巧妙外交手段來實現最終的侵略目的。前外相內田康哉奉行「焦土外交」的政策，讓日本政府正式承認了「滿洲國」並退出了國際聯盟，獲得了短期目標的完成。廣田弘毅上任伊始就以和平使者的形象，「冠冕堂皇」地承諾，「在我充任外相期內，是不會發生戰爭的」，並且宣佈實行「協和外交」。
他這樣做實質並不是出於維護和平的好心，而是維護在華既得侵略權益，鞏固「戰果」，同時，換取國際社會的諒解，改變日本在國際上的孤立狀況。在1933年10月召開的「五相會議」上，廣田弘毅推出「協和外交」的主要舉措，他力主加強與「滿洲國」政權的關係，同時對外表示日本將致力於改善與各主要國家的友好關係，尤其是因九一八事變而交惡的對華、對蘇以及對美等國關係。廣田弘毅宣稱「在國際關係中，以世界和平為宗旨，並以外交手段貫徹中國之方針」。他的主張被採納，並形成了指導外交策略的文件。廣田弘毅在「協和外交」的幌子下，與中國國民政府交涉，實現了中國與「滿洲國」的通車，中日兩國公使館也升格為大使館。但是，這並不能改變日本侵略外交的實質，只是使這種侵略掩藏得更隱蔽而已。
天羽聲明
1934年4月17日，日本外務省情報部部長天羽英二發表了關於中國問題的聲明，即《天羽聲明》。在這個聲明中，天羽英二公然叫囂日本是亞洲的「主人」，是中國的「保護者」，並警告英、美等國，如果再干涉日本對中國的壟斷權，那麼「日本對此不能置之不理」。這種赤裸裸的囂張氣焰，引起英、美的強烈不滿和巨大的國際風波。
廣田弘毅認為發出像《天羽聲明》這樣的文件，日本的侵略目標太露骨了，才會遭致強烈反對。可見時機尚不成熟。於是，他「亡羊補牢」地進行了一番遮掩。24日，廣田弘毅先在內閣會議上宣稱情報部弄錯了聲明，然後通知美國國務卿赫爾說，《天羽聲明》並未經他的批准，是無效的，但在西方各國中造成了錯誤印象，實在是一大誤會。同時，他信誓旦旦地保證日本絕對無意破壞《九國公約》的規定，以便覓取在中國的特殊權益。事實上，《天羽聲明》並不是天羽英二個人的狂妄叫囂，其主要內容出自1934年4月13日廣田弘毅以外相名義發給駐華公使有吉明的第109號密電。該密電強調：一、關於中國問題，帝國與列國因主張與立場不同，終於不得已退出國際聯盟。在此情況下，帝國不管其他國家承認與否，為維護自己在東亞的使命，必須全力以赴。對諸列強雖一向以極謙遜態度調節利害關係以求親善，但維持東亞的和平與秩序，當然屬於日本必須單獨履行的責任，帝國有決心完成此一使命。二、為了完成上述使命，帝國不能不與中國共同分擔維持東亞和平的責任。因此，保全中國之統一與恢復其秩序是帝國的迫切希望。但歷史證明，只有等待中國自身的覺悟和協作別無他法。帝國基於以上觀點，必須竭盡全力打破中國方面排斥日本運動和「以夷制夷」利用他國的策略。三、鑒於滿洲、上海事件後的形勢，此時如列強對中國採取共同行動，不論其以財政的、技術的或其他名義，必定含有政治意義，其結果將直接開創對中國實行國際共管的先例或成為劃分勢力範圍的開端之虞，誠恐為中國的覺醒及保全其國土主權帶來不幸。根據帝國的主張，對此不得不表示反對。四、各國如從經濟貿易的觀點出發，個別與中國交涉，對中國進行事實上的援助，只要不反對東亞的和平與秩序，當然可以任意採取措施。然而，上述行為萬一構成擾亂東亞和平或秩序性質的行動(例如，供給軍用飛機或設置軍用機場，提供軍事顧問、政治借款等)，帝國對此不能不加以反對。五、基於以上觀點，當前外國方面如對中國有所策動，其共同行動自不待言，即使個別行動(鑒於中國依然夢想依靠外國勢力牽制我方)也必須在其成事之前，加以破壞。對此，希望本此方針努力完成我方目的。顯然，《天羽聲明》不過是將密電的內容也就是其意圖公之於眾罷了。在第109號密電及《天羽聲明》中充滿了日本想要獨霸中國的內容。所謂「協和外交」，只是一塊遮羞布而已，而這種欲蓋彌彰反而使其侵略野心暴露無遺。
1934年7月，齋籐內閣因「帝人事件」的貪污醜聞而倒台，海軍大將岡田啟介出任首相，重新組閣，廣田弘毅留任新內閣外相。此時，他繼續以「日中親善」為幌子，對中國進行侵略與滲透。不僅如此，為了放手擴軍備戰，廣田弘毅還積極活動，最終在7月底促成政府宣佈廢除《限制海軍軍備條約》和《倫敦海軍條約》。
1935年，日本天津駐屯軍陰謀策劃了「白胡事件」，並以此為借口，以武力相威脅，採取極為強硬的態度，迫使中國國民政府簽訂停止排日，從河北撤軍的協定，進行所謂「華北自治」，日本侵略的惡行就在「日中親善」下步步展開。起初，中國國民政府還希望日本真能因為「日中親善」而放棄「華北自治」的種種苛刻條件。6月14日，國民政府外交次長唐有壬向日本駐華大使有吉明提出，「中國方面不因華北事件而改變以往中日親善之方針，願意商定實現中日合作的具體步驟」。其方法為：「將合作對像分為華北與整個中國兩個方面，對華北首先以日方希望之所有事項為重點;對整個中國主要以經濟方面之合作為基礎;對政治方面亦希予以協調。」
廣田三原則
而廣田弘毅的態度則是對既得利益極力維護的同時，盡量擴大侵華利益，這從他會見中國駐日大使蔣作賓時的談話中有明顯的體現，他說：「關於滿洲國問題，如您所知，由於中國方面堅持不承認該國之態度，因而產生種種糾紛。又因日本承認滿洲國獨立，甚至不惜退出國際聯盟予以支持，與上述中國方面之對滿態度經常發生齟齬，為此逐漸累及日中直接關係。坦率而言，軍方此際亦切望中方進而採取承認滿洲國之行動。」並且提出，如果中方認為承認「滿洲國」完全不可能，那至少應「為避免因不承認滿洲國所產生之各種矛盾糾紛，中國方面應採取某些實際措施」。除公開的表述這種維護侵略利益的論調外，廣田弘毅還令外務省東亞局專門制定新的對華政策，此即東亞局1935年7月2日草擬的《對華新政策草案》。
中國國民政府對廣田弘毅的態度，仍是妥協中保留一線希望。駐日大使蔣作賓回國述職完畢後於1935年8月30日返赴日本。蔣作賓向廣田弘毅傳遞了中方當時的態度——仍以2月26日王寵惠向廣田提出的三條為基本原則，即(1)中日兩國應相互尊重對方在國際法上之完全獨立;(2)兩國要維持真正友誼;(3)今後在兩國間發生之一切事件，應以和平外交手段解決之。同時，對這三個原則又進行了補充說明：「蔣介石委員長認為，如實現上述三原則，中日兩國即成為真正朋友，上海與塘沽停戰協定以及華北事件協定已無必要，因此希望予以取消。其次關於滿洲國問題，蔣意雖不能承認該國之獨立，但在目前可暫時擱置不問。如日本實現上述三原則，並且同意取消上海協定等項，中國亦將使經濟合作之洽談易於進行，蔣委員長在不損害中國主權之前提下，不僅準備答應上述洽談，並根據中日親善工作之進展情況如何，為『共同之目的』亦準備進行軍事上之商談。」可見，國民政府的態度是，如果日本能放棄對華北的侵略，那麼，國民政府則可以默認「滿洲國」的存在，並且可以與日本進行經濟乃至軍事上的「合作」。這種有損主權的退讓卻仍不能讓廣田弘毅滿足。
廣田弘毅在與外務省、陸軍省、海軍省合議後，最終提出了一個「對華三原則」，內容是：(1)「使中國方面徹底取締排日言行，擺脫依賴歐美的政策。同時採取對日親善政策，並付諸實行，進而就具體問題，使其與帝國合作。」(2)「雖必須使中國最終正式承認滿洲國，當前則應使中國在事實上默認滿洲國之獨立，停止其反滿政策，至少在與滿洲國毗連之華北地區須與滿洲國之間進行經濟以及文化方面之融通合作。」(3)「鑒於來自外蒙等地赤化勢力已構成對日滿華三國共同之威脅，應使中國方面為排除上述威脅，在與外蒙接壤地區，對我方所希望之各種措施給予合作。」這個「對華三原則」就是臭名昭著的「廣田三原則」。為了保證「廣田三原則」的實施，廣田弘毅還下令制定了一個《附屬文書》，要求外務省、陸軍省和海軍省「應保持密切聯繫」，最終達到「操縱華北地方政府，使它昇華」之目的。
「廣田三原則」實質就是要求中國停止抗日活動，接受日本的侵略「提攜」，承認日本對華北的權益，並要最終承認「滿洲國」存在的「合法性」。1935年10月21日，蔣作賓將中國方面的意見交給廣田外相，其主要內容是：(1)中國向無以夷制夷之意。今後，為實現兩國親善關係，中國在與各國關係方面，不做排除或妨害日本之事。(2)對滿洲不能進行政府間交涉，但對該地方現狀，絕不通過和平以外之方法挑起事端，並將考慮保持關內外人民經濟聯繫的方法。(3)中國關於防止赤化已做出最大努力，赤禍已處於無須憂慮之現狀，關於在北部一帶邊界地區如何防範赤化問題，如日本完全實行以前中國方面提出之三原則，中國將在不損害中國主權與獨立原則下，協商與此有關之有效方法。
從1935年9月初至11月底，廣田弘毅多次與中方大使交涉施壓。另一方面，日軍在華北地區不斷挑起事端，製造緊張氣氛。10月20日，日本特務策動了香河縣漢奸暴動;11月25日，日軍又扶植成立了以漢奸殷汝耕為首的「冀東防共自治政府」。關東軍也不斷地向平津地區增兵。
在日本的軍事、外交雙重威逼下，蔣介石從「攘外必先安內」的「大局」出發，採取了妥協、投降的政策。11月底，蔣介石向日本駐華大使有吉明表示：「對前述三原則，本人完全同意。」並於1935年12月18日，組織成立了「冀察政務委員會」以回應日本「華北政權特殊化」的要求。該委員會可以獨立處理河北、山西、察哈爾以及平津的一切政務，實質上是一個半傀儡式的政府機構，通過它，日本政府達到了入侵華北的目的。
「冀察政務委員會」成立後，廣田弘毅得寸進尺地要求國民黨政府承認日本在華北的既得利益。1936年1月21日，廣田弘毅要求駐華大使有吉明按《處理華北計劃綱要》的要求，配合軍部在華北五省建立自治政府的活動。雖然對於「廣田三原則」的正式承認問題由於11月1日汪精衛被刺事件暫被擱置，但從蔣個人的表態以及國民政府的實際行為上可見，廣田弘毅的侵略目標實際上已基本達到。
傀儡內閣
1936年2月26日，軍部「少壯派」中下級青年軍官舉行武裝政變，佔領了政府重要機關，並且襲擊高級官吏府邸，殺死內務大臣齋籐實子爵、財政大臣高橋是清和教育總監渡邊錠太郎等人，向陸軍大臣提出「兵諫」，要求成立「軍人政府」，建立軍事獨裁，這就是二·二六事件。事變發生後不久，陸軍省在昭和天皇的暴怒下採取了鎮壓手段，使政變未能得逞，不過經過此次事變，軍部中的法西斯勢力得到極大加強，其侵略野心亦日益膨脹。
事變後，就繼任首相人選，有兩個考慮，其一是近衛文縻，另一即是廣田弘毅。近衛文縻是公爵出身，與軍部和右翼勢力聯繫密切，並且在國內聲譽較高，頗受重臣西園寺的賞識。但近衛文考慮到當時軍部內鬥劇烈，又得處理棘手的「二二六」事變的善後，他不想在情況不明的時候去趟渾水，因而就以生病為由，堅辭不就。元老西園寺公望轉而考慮到廣田弘毅，一方面廣田任外相時，極力配合軍部的對外政策，應能為軍部所接受，另一方面他有豐富的外交經驗，應能處理好對英、美等國的關係問題。因而，西園寺就委託近衛徵求廣田的意見。若在平日，能當上大權在握的首相，自然是一件風光的事，但這時，傻子也能看出情況的錯綜複雜，尤其是前邊四個首相都被政敵暗殺，廣田當然也不會甘冒此風險，因而他以「難以勝任」為由而拒絕。但在西園寺的堅持下，最後廣田不得不接受組閣重任。
1936年3月5日下午，廣田弘毅拜謁天皇，接受了組閣大命。廣田弘毅的組閣工作開展得很不順利，法西斯右翼力量不斷擴張的陸軍以推薦主張對華強硬的寺內壽一大將入閣任陸相為條件，並且提出加強國防、明確國體、安定民生、革新外交四項要求。吉田茂等「帶有自由主義色彩」人員的入閣，則受到軍部勢力的極力抵制，廣田弘毅最後不得不屈從於軍部的壓力，將吉田茂等4人排除在內閣人選之外。到3月9日，所有閣僚人選才最終確定。
廣田內閣之後就不再有總理大臣、重臣或閣僚因恐怖事件喪生。不過他也並非和悲劇無緣。戰後，廣田是被判為甲級戰犯而處極刑的唯一的文官。廣田內閣商工相川崎卓吉入閣僅一個多月便因病去世;繼任商工相小川鄉太郎在1945年4月辭去緬甸政府顧問職務回國時，所乘阿波丸號被美軍潛艇擊沉，葬身魚腹;藏相馬場瑛一在第二年年底病死。陸相寺內壽一在戰敗投降時擔任南方軍總司令，被拘押期間死於越南的西貢;海相永野修身作為甲級戰犯受到審判，在審判過程死去;拓殖相永田秀次郎到菲律賓擔任陸軍軍政顧問，1943年9月客死他鄉。
廣田內閣有很多官僚，並以來自內務省者居多，占內閣成員大半。還有五人曾擔任過次官，他們是內相潮惠之輔、商工相川崎卓吉、法制局長次田大三郎，外相有田八郎、法相林賴三郎。拓殖相永田秀次郎和書記官長籐沼莊平曾擔任過警保局長，分別因「虎門事件」和「米騷動」而引咎辭職。藏相馬場和農相島田俊雄都曾擔任過法制長官。這種人員構成反映出儘管廣田內閣的施政方針和政策制定受到軍方的強制，但在政策制定過程中來自官僚的合作是不可缺少的。從這個意思上講，廣田內閣在人員構成方面可以說是軍方與官僚的合作體制。在岡田內閣曾擔任過書記官長的吉田茂出任彙集了各個省廳優秀人材的內閣調查局長官。因此，不能把廣田內閣的政策責任推到給軍部一方承擔，這些政策也是他自己內心的想法。
軍部現役
「二·二六事件」被鎮壓之後，青年軍官們的動靜與事件前並沒有什麼變化，隨處可見更加滿懷激憤的青年軍官們在一起商談。軍事課為了平息他們的衝動情緒以防生變而奔忙。當時軍事課對這些青年軍官們明確表示，無論有什麼理由、在什麼場合，都不允許採取武力的直接行動，除陸軍大臣以外，軍部不能干涉政治。同時也表示陸軍大臣在內閣中將努力消除那些引起青年軍官們起義的各種惡劣事態。軍方中樞部門為了說服青年軍官，與理論相比必須讓他們看到實際證據，所以在閣僚人事、政府政策以及預算案方面都必須積極發言，進行干預，而且還要取得實際效果。軍部為達到這個目的，要求實行「陸海軍大臣、次官現役武官擔任制」。
5月18日，根據敕令，陸軍省、海軍省修改官制，從「陸海軍大臣官制附表備註欄」中消除了「預、後備役」的文字，恢復了陸海軍大臣、次官必須由現役武官擔任的制度。這件事的經緯是，4月17日陸相提出關於陸海軍大臣現役專任制的規定草案，24日在內閣會議上通過，之後經過樞密院審議對外公佈了《陸海軍大臣現役將軍(大、中將)專任制》。陸軍主張修改官制的理由有兩個，一是要對軍隊進行徹底整頓，消除內部派系間對抗，預、後備役軍官容易與政黨政治和世俗階層發生利益關係，難以站在公正公平的立場上。而且好不容易才把皇道派從軍隊中清除掉，如果仍允許予後役將軍擔任大臣，他們有死灰復燃的可能。如果不把復活皇道派消滅在萌芽狀態，就很難期待軍隊整頓能夠徹底。不能說寺內等統制派的這種擔心是杞人憂天。事實上，對行動派抱有親近感並保持緊密接觸的近衛文縻在第一次組閣時任命荒木貞夫為文相、與皇道派氣脈相通的「艦隊派」末次信正為內相;第二次組閣時任命柳川平助為法相。打擊皇道派確實是寺內和陸軍內統制派們的真實想法，但還有更重要的、被他們隱藏起來的目的，那就是陸軍想要通過這個制度實現陸軍大臣全面干預政治，同時把這個制度作為囊中之物，隨心所欲地操縱內閣。現役武官的人事權分別由陸、海軍兩省掌握，即使是首相也不能越過兩省直接選拔擔任大臣的人選。陸海軍兩省可以要求現任陸海軍大臣辭職，並拒絕選派繼任人選。軍部用這種手法掌握了內閣的生殺大權。此外，陸軍還就推薦後任大臣人選問題在大正十三年制定過「三位長官一致推薦」的內部規定。根據「陸軍省參謀本部教育總監部有關業務擔當規定」和三長官會議形成的慣例，在推薦下一任陸相時，除了三位長官協商外還要聽取次官、人事局長的建議，必須照顧到軍方元老(皇族、元帥、軍事參議官等)、骨幹軍官和幕僚們的希望和要求。
據說在恢復現役武官擔任大臣制度時，廣田想以「三長官一致推薦」的方法推薦首相希望的人選，但寺內獨攬了這個權力。戰後不久的東久邇稔彥內閣時，陸軍推薦教育總監土肥原賢二為陸軍大臣，首相卻起用了北支方面軍司令下村定。在廣田的後任宇垣一成組閣時，陸軍三長官以沒有可推薦的合適人選為由阻撓宇垣內閣成立。米內光政內閣時，陸相畑俊六與米內發生對立而辭職，陸軍省以同樣理由拒絕選派後繼人選，迫使內閣總辭職。以上兩例子反映出，把廣田和陸軍間的交易約定說成是一紙空文也不為過。被陸搶得先手分的廣田在其後半生中一直陷於困境，絲毫沒有作為首相的氣概。
之所說是「恢復」了現役武官擔任陸海軍大臣制度是因為之前有過先例。在第二次山縣有朋內閣時期的1900年，政府對陸海軍省官制進行修改，企圖實現由現役大將或中將擔任軍部大臣的制度。這次修改官制的目的是為了防止參加了政黨或某個結社的人物擔任陸海軍大臣。有一種說法，上屆內閣(憲政黨大隈重信內閣)在組閣之初想從政黨人士中挑選陸海軍大臣人選，計劃由頭山滿擔任陸相，由平岡浩太郎擔任海相(兩人都是玄洋社最高領導人)，因此山縣有朋抱有危機感。聯想到西鄉叛亂時板垣退助等對西鄉的幫助和當時頭山滿和平岡兩人在福岡進行的活動以及與板垣退助等人之間的來往，還有組閣時除了留任的陸海相(桂太郎和西鄉從道)外大半閣員都是政黨人士這一點，隈板內閣想起用頭山滿和平岡分別擔任陸海相的說法有一定可信度。和陸軍不同，海軍中推薦繼任人選屬於海相的專權，但自1932年伏見宮博恭王擔任軍令部長後，人選問題就必須徵得他的同意。
軍國體制
除此以外，為了壓制國內的民主運動、加強對國民的思想控制，廣田內閣還制定實施了《不穩文書取締法》、《總動員秘密保護法》和《思想犯保護觀察法》等為法西斯專政服務的法律法規。
1936年8月7日，廣田弘毅主持召開了「五相會議」，制定了《基該國策綱要》，該《綱要》的目標是，「內求國之鞏固，外謀國運之發展」，而達到此目標的具體方針則是，「外交與國防互相配合，確保帝國在東亞大陸的地位，同時也向南海擴展」。這一「國策基準」實際上即主張「南進」又不放棄「北進」，企圖二者兼顧以期消除長期以來日本陸海軍在此問題上的爭議。以此為指導，日本政府開始積極進行擴軍備戰活動。
陸軍專門制定了擴軍的五年計劃，準備充實空軍的裝備技術和增加關東軍的兵力，海軍則制定了一個龐大的造艦計劃，以加強海戰能力。廣田弘毅提出了「廣義國防」的口號，將擴充軍需工業、發展軍國主義教育甚至發展對外貿易等各方面都納入「國防」體系——實際上的戰爭體系——進行備戰工作。
除了進行備戰外，廣田內閣還進行了中央機構的巨大改革。1935年9月21日，陸相寺內壽一夥同海相永野修身向廣田弘毅提出「庶政一新」的改革方案，提出「設立掌管有關重要國務的調查，統轄預算的控制調整等事務的機關，改組、強化內閣首相管理下的情報委員會，並將其統一合併於該機關。該機關的長官，可列為閣僚」;「設立掌管有關統制、革新人事行政事務的機關，由內閣首相管理」;「合併外務、拓務兩省，強化與統制對外政策」;以及將議會完全變為輔助機關，削弱政黨政治的能力，等等要求。其實質就是改革中央行政機構，否定政黨政治，強化無制約的首相的權力，為實現獨裁奠定基礎。
反共協定
在調整國內機構，加強專制獨裁機制建設的同時，廣田內閣也不忘為日本的對外侵略擴張尋找「國際支持」，為此，廣田弘毅努力倡導加強與法西斯德國的關係。1936年11月25日，日本為了不刺激採取綏靖政策的英、美政府，便以「反蘇反共」為掩護，與德國正式簽訂了《反共產國際協定》，這是日本走向國際法西斯聯盟罪惡軸心的重要一步。這也是廣田內閣期間唯一由內閣主導制定的外交政策。
日德簽署防共協定的背景是，當時日本面臨來自北方(蘇聯)的威脅，並在國際上陷於孤立。德國在西歐同樣陷於孤立境地，日本駐德武官大島浩少將注意到這種情況，於1935年向納粹黨政權外交部長裡賓特洛甫提出簽署日德雙邊協定的意向，兩國開始秘密交涉。廣田把由駐比利時大使轉任駐華大使的有田八郎召回國擔任外相，正是因為有田的想法和大島相同。有田就任外相後馬上通過駐德大使武者小路命令大島試探納粹方面想法，在得到裡賓特洛夫確實希望實現日德合作的答覆後，便要求德國方面提出草案。7月，德國方面提出了日德防共協定及附屬議定書草案，內容是前一年大島和裡賓特洛夫之間商定的。外務省對草案進行研究後，7月24日在外相官邸召集有寺內以下陸軍首腦們參加的聯席會議，對外務省案進行商討並達成一致。但是在討論過程中外務省認為有必要就防共問題與英國進行協商，陸軍對此強烈反對。外務省也強硬地指出，如果不和英國進行協商而單獨和德國合作是不可能實現的。陸軍最終作出讓步。外務省和陸軍一致認為應盡最大限度的注意，不過分刺激蘇聯，並不使英國因此感到不安。
協定草案被送到樞密院進行審議，廣田在第一次審查委員會上就此事作了說明，稱蘇聯的軍事力量在東亞對日本形成壓力，並通過共產國際進行攪亂工作，對日本的國防造成直接威脅，同時阻礙日本落實「東亞安定政策」，締結該協定是以和德國合作、共同防衛和牽制蘇聯為主要目的。同時，要盡可能地邀請第三國一起形成防止赤化擴大的防衛態勢。但是該協定會盡量避免使正在向前發展的日蘇關係惡化，將繼續進行日滿蘇邊境劃定，處理國界糾紛，繼續改善日蘇關係。有田外相在說明中提到蘇聯在歐洲造成的威脅，指出蘇聯和其鄰國間逐個簽訂互不侵犯條約，而且加入了國際聯盟，和法國、捷克斯洛伐克簽署了相互援助條約，正在歐洲紮實地強化其國際地位。廣田和有田都強調，日本和德國在挫敗蘇聯在東亞和歐洲擴大侵略的意圖和阻止共產國際在這兩地區推行赤化方面有共同的利害關係。這個協定在表面上是日德兩國針對共產國際制定的，而真實意圖是以蘇聯的進攻或進攻威脅為前提的。
日德防共協定在國際上引起的反應反過來形成更大的波浪沖擊著日本。日本和納粹政權締結協定，與不論東方還是西方國家都產生隔閡。7月前後，外務省電示駐英國大使吉田茂(吉田從一開始就反對與納粹德國締結協定)，讓他為就兩國間各種問題調整關係作準備。但在10月7、8兩日，發生了基隆事件(在台灣基隆幾名英國東洋艦隊水兵和當地司機為價格發生糾紛而驚動警察的事件)，11月日德防共協定對外發表，使得日本與英國改善關係的計劃無限期拖延下去。對蘇關係也受此影響，原本已經樞密院審議通過並在11月10日草簽的日蘇漁業協定，由於蘇聯在20日向日方通告拒絕簽字而化為泡影。日德協定雖然表示非常歡迎有志於防共的國家加入該協定，但對此表示共鳴的僅有意大利。南京的國民政府發表聲明反駁稱，防共工作是內政問題，不認為有求助於第三國的必要。歐美各國也對此冷眼旁觀，他們擔心建立反共網將導致世界的分裂。
美國駐日大使約瑟夫·C·格魯表示擔心該協定不僅對日本與蘇聯的關係，就連對英美等民主國家改善關係都十分不利。元老西園寺也嚴厲批判簽訂該協定是為德國所利用，指出日本沒有必要和除英、美、中三國之外的國家簽訂協議，廣田和有田對各國的反應毫無知覺，這個決定完全是為了迎合軍方，廣田是個投降分子。宇垣一成也尖銳地批判道，即使作為防共對策也應該呼籲英、美、法三國共同結成防共大包圍網，與法西斯德國相呼應是沒有原則立場，表示與廣田一刀兩斷。重臣若槻禮次郎稱，廣田內閣的存在對國家不利，內閣對軍部的蠻橫和戰爭主張沒有能力制止。
推行侵華政策是日本歷屆內閣的重點，廣田內閣也不例外。1936年8月11日，廣田內閣通過了《日本政府第二次處理華北綱要》，規定日本對華政策的目的在於保證華北的行政「獨立」，建立反共親日地區，取得必要的軍需物資，還提出了具體實施步驟。
軍部暴走
1936年8月，廣田召集「五相會議」，確立了新一屆內閣的「國策基準」，提出了「內求國基之鞏固，外謀國運之發展」，「確保帝國於東亞大陸之地位，同時向南洋發展」的基本方針。這一「國策基準」在一定意義上緩和了陸、海軍在「北進」與「南進」問題上的爭議，採取了「南北並進」的二元化方針，其主要著眼點便在於，在消除北方的威脅、防範美英的同時，繼續推行對華侵略擴張，更要兼顧向東南亞地區的侵略滲透。
在「國策基準」確定後，寺內壽一等人又於9月21日向廣田提出所謂的「庶政一新」改革方案，其中重點是「改革中央行政機構」，提出設立掌管有關統制、革新人事行政事務的機關，並由內閣首相親自管理，同時合併外務、拓務兩省，以強化與統制對外政策等。軍部的企圖是通過加強首相的權限，變相為其謀求獨裁開路，並且還可以從長計議，為未來軍人取得首相職位後做好預先的準備工作。因此，可以說，軍部所提出的這一所謂的改革方廣田內閣陸軍大臣寺內壽一案，實質上是邁向軍部獨裁的一個鋪墊。
在軍部提出的「庶政一新」方案中，另有一項內容也十分重要，即「議會制度改革」。此舉的主要目的是要削弱議會的權力，徹底否定政黨政治，並以天皇制的法西斯獨裁專治體制取而代之。政黨方面對軍部橫行內閣的現狀理所當然地感到強烈的不滿。為此，一些政黨人士便伺機進行抵抗和反擊。
1937年1月20日，在日本第70屆議會復會的前一天，政友會的議員便公開指責內閣「官僚自以為是，軍部充滿優越感，排斥異己，企圖干預國家機能的一切事務」，長此以往，日本必將陷入「名為立憲政治，實為寡頭專制的狀態」。1月21日，第70屆議會正式復會。在會上，由於大藏大臣馬場瑛一提出要擴大軍費開支，激起了一些本已對軍部不滿的政黨人士的敏感神經。政友會年逾70的元員級議員濱田國松當即在議會上發表演說，矛頭直指軍部，認為軍部干預政治將成為獨裁政治的溫床，指出：「強化獨裁政治的思潮，一直在軍內氾濫，它時刻有破壞文武恪守其準則的危險。這正是國民所共同憂慮之處。」
濱田的演說猶如導火索，迅速點燃了議員們對軍部獨斷專行的憤怒，他們對濱田報以熱烈的掌聲表示支持。坐在閣僚席上的寺內壽一如坐針氈。待濱田的演說剛一結束，他便迫不及待地走上講台，態度極其傲慢地說道：「剛才濱田君的演說中有些侮辱軍人的言辭，很遺憾。」得到議員們支持的濱田自然是毫不退讓，他復又登上講台：「本人忝為國民的代表，如有人尋釁說我侮辱了國家榮譽所歸的軍隊，我將寸步不讓。」 寺內聽罷，聲色俱厲地威脅說：「由於濱田君的發言有損於國民一致的精神，我再次提出忠告。」
濱田豈肯服輸，他大步跨上講台，寸步不讓地衝著寺內喊道：「我究竟是否說過侮辱軍部的話，請查一下速記記錄。如果有，我剖腹向你謝罪;如果沒有，你要剖腹!」……在會後召開的臨時內閣會議上，怒氣衝天的寺內堅決主張解散眾議院。然而，對於這一建議，即使是平日裡素來支持軍部的一部分大臣也持反對態度，認為這樣一來，可能會導致政黨與軍部之間的強烈對抗，甚至可能會造成國內局勢的不穩。但剛愎自用的寺內決意堅持到底，在1937年1月23日的內閣會議上，他的態度已經到了不可商量的地步。事實上，寺內的態度並不僅僅是出於對濱田演說的反彈。在軍部看來，廣田弘毅儘管已經成為其十足的傀儡，但畢竟大權仍握在廣田手中，而廣田及其閣僚中的部分成員從根子上來講，對軍部是持批判態度的。這一點從寺內要求解散議會而應者寥寥這一事實上也可以看出。軍部的態度至此已經十分明確了，廣田內閣已再無可利用之價值。1937年1月23日，廣田內閣在政黨與軍部的尖銳對立下，迫於壓力不得不提出總辭職。
初入泥潭
作為廣田內閣的後任，林銑十郎內閣僅僅維持了四個月便再次在政黨的強烈反對聲中灰溜溜地垮了台。1937年6月，「千呼萬喚始出來」的近衛文縻終於「出山」。被軍部掃地出門的廣田弘毅在老朋友近衛的力邀下，再度出任外務大臣。廣田第一次入閣是在1933年齋籐實內閣期間，在他的任命儀式上天皇特別對他說道：「陸軍總和別國發生事端，令人非常為難。好像海軍方面在努力防止這種情況，廣田那邊也要注意，不要引起事端。」當時廣田誠惶誠恐，之後馬上找來美國駐日大使格爾，表示改善日美關係是他外交政策的基礎。他還對原田熊雄表明他的決心：「在這五、六年間不能對外釀成事端，首先有必要改善對華關係，哪怕只有一點也好。」在之後的岡田內閣，廣田留任外相，未改初衷。在1935年1月25日召開的第六十七屆通常國會上，政友會的蘆田均在質詢中問道：「政府對目前的國際形勢過於樂觀，廣田外相主張的『協和』外交的實質是什麼?有什麼具體政策?」廣田回答說：「雖然說未來會有戰爭，但至少以我今日之信念，相信在我外相任內決不會發動戰爭。」非常具有諷刺意味的是，在他這次擔任外相期間，日中間爆發了全面戰爭(從「盧溝橋事變」發展為「華北事變」，進而發展為「支那事變」)，發生了南京大屠殺事件。廣田在他從盧溝橋和南京經過巢鴨(位於東京的戰犯監獄)走向墳墓的泥濘道路上留下了自己的腳印。
廣田在1938年5月第一次近衛內閣改組時將外相之職讓給了宇垣一成，但實際上他作為外相的氣數在這一年1月16日發表「日華聲明」(第一次近衛聲明)時就已經到了盡頭。這個聲明提出「兩個放棄」，即放棄不擴大日中戰爭的方針和放棄通過外交手段解決日中間問題的方針，廣田選擇了一條自我毀滅的道路。廣田作為政治家對此應負的責任是無法估量的，「兩個放棄」的提出使得日中戰爭全面化、泥沼化，使日本更深地陷入國際孤立。而且作為這個時期的特徵，只要中國與主要國家沒有一起反擊日本，日本沒有必要選擇這種不計後果的政策。可見日本對中國是端著肩膀，趾高氣揚，要求對方採取低姿態，而自己毫不讓步。現地的軍隊更是這種心理。國際社會原本對日中戰爭持觀望態度，對日本採取綏靖政策，不想刺激日本。日軍攻陷南京，在南京進行進行大屠殺，而且宣佈放棄與蔣介石的國民政府的外交交涉，使國際社會改變了對日本態度。
中華事變
對於「支那事變」，中國政府根據國際聯盟規約第十、十一、十七條，就日本的戰爭行為向國際聯盟提出上訴，使問題國際化。1937年9月13日，國際聯盟第十八屆大會接受中國上訴，並列入大會討論議題。外務省於15日發表聲明稱：日本已經退出國際聯盟，因此不便對國際聯盟的討論內容發表評論。但是中國的上訴與事實嚴重不符。國際聯盟接受上訴說明聯盟沒有正確認識東亞事態，因此國際聯盟的介入將使事態進一步惡化。日本政府對於本次事變的處理方針是，堅持現地解決，不擴大事態，日本的真實意圖在於要求中國政府作出反省，放棄排日政策，從根本上改善兩國關係。
日本最終選擇了放棄不擴大方針，使戰爭長期化，因此必須通過處理這次事件來制定出根該國策。從表面上看，這只是一場「事變」，而實際上是日中間全面戰爭。以此為轉折點，日本開始制定戰時體制，而另一方的中國沒有利用「支那事變」強調「保衛祖國，全面戰爭」。
在戰局方面，近衛內閣將戰爭由華北擴大到華中。日本在國際上找不到一個友好國家，成為亞洲中的孤島。不祥的前兆開始出現。根據國際環境和戰局的發展趨勢，政府制定了「支那事變處理綱要」，提出希望通過第三國從中斡旋，與中國進行外交交涉。但是12月30日，日軍攻陷南京後，這一綱要即被束之高閣。同時發生的南京大屠殺事件，成為日本陸軍歷史上最大的污點，日本因此成為國際社會指責批判的對象，這個孤島開始被潛在的敵國包圍起來。1938年1月16日，廣田會見德國駐日大使迪爾庫森，感謝德國長期以來在日中間斡旋，同時通告了今後日本對華不再進行外交交涉的決定。正午時候，政府根據內閣秘密起草提出的對華聲明案，發表了與中國斷交的聲明(即「帝國政府今後不再以國民政府為對手」的近衛第一次聲明)。這個政策是日本外交史上最大的失敗。
對華聲明
這份對華聲明中稱：「帝國政府在攻陷南京後尚給支那政府留有反省的最後機會。然而國民政府不理解帝國政府之真誠心意，大肆策劃抗戰，內不察人民塗炭之苦，外不顧東亞地區和平之大局。帝國政府今後不再以國民政府為對手，而期待真心與帝國進行合作的支那政府的產生，改善兩國關係，屆時帝國政府將對新支那的建設提供合作。帝國政府從來的尊重支那領土完整和主權以及各國在支那權益的方針沒有絲毫改變。如今，帝國政府愈發深感對東亞和平責任重大，希望國民為實現這一任務更加發憤圖強。」
1938年1月22日，第七十三屆通常國會召開，近衛首相和廣田外相在演說中都提到了這個帝國聲明。近衛聲稱「不用說，以日滿支三國牢固的合作關係為基礎，確立東亞地區的永久和平，為世界和平做出貢獻，這是帝國不變的國策。不久前，政府針對不思反省的支那國民政府提出不再以其為對手的方針，也是為了實現不斷增強與各國友好關係的國策。」
廣田外相則稱：「德國曾向帝國政府提出過作為日中兩國間的橋樑進行斡旋的好意。依此，為給國民政府以最後的反省機會，帝國政府為解決事變特提出以下四項條件：其一，支那政府必須放棄容共、抗日、抗滿政策，與日滿一起努力共同防共;其二、在有必要的地區設立非武裝地帶，且在該地區建立特殊機構;其三，日滿支三國間締結緊密的經濟合作協定;其四，支那對帝國作出賠償。這四項要求是帝國政府認為絕對必要的最小限度的要求，切望國民政府盡快依此條件求和。但是該政府對東亞局勢視而不見，無視中國政府的寬容和德國政府的好意，沒有拿出虛心坦懷、誠懇乞和的態度，事態發展至今也沒有作出什麼誠懇的回答。國民政府這樣的態度等於是置帝國政府給他們的最後機會而不顧，使帝國政府感到等他們反省是不可能的。因此帝國政府才在16日發表了不再以國民政府為對手的聲明。」
這樣的聲明是在國際聯盟已經就日軍空襲作出指責決議，認定日本的戰爭行為違反九國公約和巴黎不戰條約、並且日軍在南京進行了大屠殺的行為為國際社會所知的情況下作出的。18日帝國政府作出補充聲明，言語之中毫無寬容、博愛以及文化上的精練與睿智，真可稱得上是「語言屠殺」。日本政府把語言都作為武裝，並用語言的刀刃砍向中國。聲明宣稱不再以國民政府為對手，這比不承認國民政府還要惡毒，是想徹底抹殺國民政府。雖然如此，不以國民政府為對手也不是宣戰公告，完全是想在不宣戰的情況下抹殺代表一國國民的政府。這種作法完全是對他國殘酷無禮的行為。1938年5月29日，近衛以廣田在「近衛宣言」中所犯的失誤為由將其解職。廣田弘毅就此結束了其為日本法西斯軍國主義奔波賣命的政治命運。
文官戰犯
因為被判極刑的七個人當中只有廣田是文官，所以為他鳴不平的聲音佔了大多數。但是從兩個方面看廣田應算得上是現行犯。第一是他沒有阻止一不做二不休的軍部，反而走上他們的道路。在1941年底對美英宣戰之前，天皇招待閣僚和重臣一起吃飯，飯後天皇向他們徵求對宣戰的意見。當時首相東條英機和內大臣木戶幸一在座。關於對廣田的印象，天皇有如下記述：「不知是不是由於他是由玄洋社起家的原因還是什麼別的原因，只有他說進行戰爭為好，還推薦組成皇族內閣，說應該在徵求統帥部意見的基礎上組閣。從他的談話完全無法想像他曾擔任過外交官。」還有一條也可說明他確實該受到極刑。比如在對華聲明問題上，近衛之後又發表過第二次、第三次聲明，逐漸修正政策軌道。廣田不論是與軍部的關係上還是在預測對自己的審判結果上，都表現出他是個一條路走到底的政治家。特別是在行刑之時，廣田無聲端坐，一臉漠然，坐待天命。他也沒有和其他被告比較對自己的量刑。
對青少年時代的廣田弘毅給人留下的印象是恍恍惚惚的，而獄中戰犯的廣田卻是真實的。充滿人性魅力的秀才廣田，他在少年時代是一個少有的天賜之物，而作為一個文官，又落到從容坐等極刑以結束自己七十一歲生命的境地，實在令人歎息。
廣田在擔任首相和近衛第一次內閣外相時代的政治責任十分重大。廣田不作任何解釋正是他安身立命之道。廣田的墓碑在福岡市的聖福寺內，旁邊是隨他自殺的夫人靜子之墓。他的墓碑上刻著他的法號「弘德院殿悟道正徹大居士」。
廣田弘毅作為甲級戰犯被絞死，主要理由就是因為他簽訂「德日聯合防共協定」和他推行國家法西斯化。但這只是表面上的理由，實際上是美國人需要絞死一個文官，殺一儆百(警示那些被判處無期徒刑和有期徒刑的文官戰犯)。真該絞死的首相近衛文縻已經自殺了，木戶幸一和東鄉茂德等人都罪不至死;法西斯教父平沼騏一郎年齡太大，絞死他不人道;就拿廣田來頂了缸。為了廣田該不該絞死的官司一直打到了美國聯邦法院，而且美國聯邦法院居然受理這個官司!(這個遠東軍事法庭到底是不是「國際」的?)後來美國聯邦法院勉勉強強以5比4的微弱多數表決決定：美國聯邦法院無權干涉另外一個國際法庭(還知道做一些表面文章)。這才把7個甲級戰犯給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