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國為什麼會走向“二戰”？都是被所謂正義者逼的
布勞姆貝格（Blomberg）是位於德國北威州邊緣地區的一座富有傳統的古老城市，至今已有1500年的歷史。它的名稱取自德語的「Blumberg」，翻譯成中文就是一個十分浪漫的名字——「花山」。花山是個人才輩出的小城，曾湧現出很多馳名德國的名人，其中有園藝師、棋手、學者、作家、政治家……而最負盛名的當屬聯邦德國的第七任總理施羅德。
在「二戰」期間，花山的男人只有三種：打過仗的，正在打仗的，將要打仗的。在這場與眾多世界強國為敵的大戰中，德國必須要把全部身心健全的男子送往火線。和很多德國城市一樣，小城花山至今保存著兩份名單。那是在兩次世界大戰中一去不返的兩代死亡軍人的名單。在「一戰」中，人口不足4000人的花山市有180人陣亡或失蹤；在「二戰」中，在人口近5000的花山市裡，青壯年男子幾乎係數被徵入伍，其中有310人陣亡或失蹤。在這個名單中，就有花山市前任市長迪特.馬亨唐茨的父親——弗利德裡希.馬亨唐茨。
戰爭給每一個德國家庭都程度不同地留下了陰影，消除它需要時間。我們這一代人徹底擺脫它是不可能的，但我們有義務告訴後代如何不再承受這樣的悲哀。」事實證明，老市長做到了這一點。我和他的兒子迪爾克曾談起過「二戰」給德國帶來的災難，迪爾克的一句話令我大為震動，他說：「一切報應都是德國人自己招來的。
在我們談到了「報應」的責任歸屬時，老市長認為，德國的歷史錯誤有著複雜的時代背景和民眾基礎，把所有的事情都簡單地歸咎於幾個獨裁者未免失於簡單。
他說：「很多人至今仍然認為：如果希特勒能在1939年9月之前死去，他就會被作為德國歷史上的偉人載入史冊。這句話其實代表了很多老一輩德國人的想法。換句話說，如果希特勒在實現振興德國經濟、消除災難性的失業、突破《凡爾賽和約》的限制奪回軍事主權以及完成把奧地利、蘇台德等地區納入德國版圖等一系列計劃之後，在發動導致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的對波蘭的侵略行動之前能夠壽終正寢，他留給德國歷史的便只有可歌可泣的輝煌成就，而後來的戰爭災難也就不會出現。」
無論這種假設是否有意義，它至少反映了一點：相當一部分德國人至今仍然對納粹德國在發動『二戰』之前的行徑予以完全肯定。那麼，希特勒在1933年上台直至1939年發動「二戰」之間的所作所為對德國民眾究竟意味著什麼？
作為教育學專家的老市長曾長期研讀二戰前後的歐洲歷史，因為在德國凡涉及教育就離不開對兩次大戰歷史的瞭解和分析。
他認為，「二戰」不是孤立存在的，它是「一戰」歷史的延續，而「一戰」是歐洲列強的長期利益爭奪的必然。在歐洲的歷史上，德國不過是一個後起的強勢爭奪者。德國之所以在「二戰」中失去道義，第一在於它在全球性厭戰的大形勢下發動了侵略戰爭，第二在於它把種族滅絕政策融入了軍事行為。
這使我想到了中國的「春秋無義戰」之說。的確，在「一戰」前的漫長歷史中，信奉著「社會達爾文主義」的歐洲列強在外交方面無一不推崇弱肉強食的叢林法則。「獨立」、「自由」、「主權」……都只適用於自身。為了自身利益的擴展，武力征服是它們對外使用的第一語言。對於這一點，被英法聯軍打進圓明園的中國人體會尤深。說白了，德國無非是壞得比較遲，而且壞過了頭。
要想瞭解德國民眾為什麼選擇這個「壞過了頭」的納粹黨，就必須知道「一戰」給德國留下的是什麼。對這一點，老市長給我做了一番簡潔而清晰的勾畫：
魏瑪共和國在德國歷史上是一個不存在共和黨人的共和國。德國在「一戰」之後選擇共和制，絕非民眾民主意識的提高，而是出自在帝制崩潰後的一種對西方強國政體的無可奈何的機械效仿。「一戰」失敗的內因是國力的衰竭——德國已無法承受繼續維持戰爭所帶來的經濟重負。這就注定了這個封建的，軍國主義的德國在嘗試民主體制方面會先天缺鈣。另一方面，勝利的同盟國也根本沒有給予德國絲毫恢復生機和滋生民主的機會。他們考慮的只是如何從戰敗的德國身上搾取自己的最大利益，如何阻止德國再度強大並重新威脅到他們的安全。
為了這個目的，歡天喜地的勝利者徹底瓜分了德國在海外的全部領地。德屬東非大部分歸屬了英國和法國；德屬西南非洲分給了南非聯邦；新幾內亞島的德屬部分被移交給了澳大利亞；薩摩亞群島分到了新西蘭手上；太平洋中部的馬紹爾群島、馬裡亞納群島、加羅林群島以及德國在中國山東的特權都轉交給了日本。
按照《凡爾賽和約》的規定，德國的陸軍被壓縮成為10萬人，海軍只允許有1.5萬人存在，各種艦艇的總數只能有36艘，而對空軍則完全禁止存在。坦克車、裝甲車、潛艇一律不允許生產。這樣的軍力就連平息一場國內的大範圍武裝騷亂都很困難，真正意義上的國防就更無從談起了。
除此之外，戰勝國還規定萊茵河西岸地區要由協約國軍隊佔領15年，萊茵河以東50公里內的範圍一概作為軍事真空區。勝利者由此建立起了他們和德國之間的一道寬闊的安全緩衝區，而德國面對裝備精良，兵力雄厚的鄰國宿敵已基本喪失了抵禦侵犯的能力。
除了在軍事上必須要使被打倒在地的失敗者無法翻身以外，騎在德國身上的戰勝國還毫不留情地扼住了老對手的經濟咽喉。
《凡爾賽和約》使德國損失了1/8的領土、12％的人口、16％的煤炭產地和50％的鋼鐵基地，但在另一方面又規定了德國必須向戰勝國總共支付1 320億金馬克的戰爭賠款，並以每年支付20億金馬克和26％的出口收入來予以兌現。
向一個國庫已被戰爭掏空，資源被強制縮小的國家索取如此巨大的賠款，這無疑是在把它逼向絕路。這不僅不可能催生民主與和平，而且一定會孕育出歐洲新的動盪和災難。因為這種極端的壓搾只能種下德國復仇的禍根。
遺憾的是，能認識到這一點的歐洲政治家可謂鳳毛麟角。當時在英國曾有一名國會議員孤獨而固執地堅持著自己反對裁軍的意見，他的理由是：德國在「一戰」後所負擔的過重賠款壓力會衍生仇外情緒，將來可能演變成破壞《凡爾賽和約》的力量。這位議員就是後來的英國戰時首相丘吉爾。
那麼，德國人所處的經濟困境到了什麼程度呢？
老市長舉例說：「到了1923年，嚴重的通貨膨脹使一個美元已經可以換到4萬億帝國馬克了。有一個叫做特歐的博士在他死前完成的回憶錄中提到，當時買一個麵包要花1 000億馬克，一升牛奶要花3 000億馬克。因此有一個作家寫過一句名言：『納粹主義的誕生地不是在慕尼黑，而是在凡爾賽。』你知道這個特歐博士在『二戰』時期是幹什麼的嗎？他成了帝國軍備部的副部長。
「1929年，全球性經濟危機的爆發把德國經濟直推崩潰的邊緣，僅僅在兩年內，德國的失業人數就達到600多萬人，占當時全部人口的1/10，占就業人口的一半以上。
當時德國的家庭人口比現在多，父母帶三、四個孩子和兩個老人一起生活的家庭很普遍，而在這樣一個大家庭裡掙錢的勞動力經常只是一個人。這意味著，德國已面臨整個民族的生存危機。
「在這樣的困境下，魏瑪共和國無能為力，國際社會也沒有救助。現實把德國逼向了絕地——德國呼喚強人、呼喚鐵腕，德國只能在極左和極右兩者之間進行選擇。誰能把德國從危機中拯救出來，誰就會成為大眾擁戴的領導者。
1930年9月14日是德國走向獨裁的關鍵的一天，那天共有640萬選民把他們的選票投給了國家社會主義工人黨及其領袖希特勒。1933年1月30日，希特勒上台成為帝國總理。你看，先天不足的德國式民主最終產下了一個怪胎，居然造就了專制獨裁，這難道不是民主的悲劇嗎？難道不是對西方戰勝國遏制德國策略的一種諷刺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