亨德爾到底是個怎樣的人？音樂與他相伴一生
人們習慣叫他「大熊」。他個頭高大，虎背熊腰，肥肥碩碩，粗手大腳，四肢粗壯。他的手肥胖得露不出筋骨，反而出褶子。他走路羅圈腿，步伐沉重而滾動，身板兒挺得筆直，戴著巨大白髮頭套的腦袋朝後昂著，發套上的縷縷發卷兒呈波浪形，沉甸甸地披在肩頭上。他長著一張長長的馬臉，隨著年齡增長變成牛形，並逐漸被脂肪淹沒。他的雙頰懸垂，下巴有三層厚，鼻子筆直粗大，耳朵又粉又長。他的眼神兒發直，大膽的眼睛裡透著探詢而嘲弄的目光，形狀優美的大嘴角兒浮現出譏諷的皺紋。他的神情快活感人。伯尼說：「當他微笑時，他那嚴峻堅毅的面容透射出智慧和機敏，像從雲中探頭的陽光。」
他充滿幽默感，具有「狡黠的假天真」，雖然自己板著臉不笑，但讓最嚴肅的人聽了都大笑不止。講故事誰也沒他講得好。他講述身邊瑣事的方式與眾不同，眉飛色舞地把它們講得很逗。假若他的英語講得同斯威夫特一樣好，那麼他的機智俏皮話定會多得不在他之下，並且與他同類。但若「真想享受他講的故事，你差不多必須得懂四種語言：英浯、法語、意大利語和德語，因為他把它們攙和起來一齊講。」
這種多語混合既歸因於他年輕時像個流浪漢似地遊遍西歐各國，又出自他急躁的天性，回答問題或反駁時不顧語種，抓住手頭現成的詞就用。他像柏遼茲那樣嫌常規的記譜法太慢，而需要用一種速記法來跟上自己噴湧的樂思。他創作大型聲樂作品時，一開始先把所有聲部的主題(動機)都完整寫出來，然後一邊進展一邊先丟掉一個聲部，接著把另一個聲部撇在一邊，最後只保留一個聲部，甚至會只以低音部結束;他會一口氣把已開始的作品寫到底，然後推遲一陣兒再把整部作品完成。一首曲子剛寫完他就會緊接著寫下一首，有時同時寫兩三首。
他絕對不會有格魯克那樣的耐心;後者在動筆之前，先把他歌劇的每一幕都過一遍，然後把全劇串起來;這樣通常要花去他「——他這樣對科蘭切斯(Corancez)說——一年的時間，還不算這中間常常生一場大病。」亨德爾通常是在不知劇情怎樣發展下去的情況下先把頭一幕寫出來;有時給一幕譜完了曲，下一幕的歌詞還沒有寫出來呢。
他的創作欲強烈得使他常常與世隔絕，閉門造車。霍金斯說：「他絕不允許自己被任何沒用的來訪打斷。為了把不斷充塞進腦子的樂思及時釋放出來，他總是迫不及待地把自己關起來閉門造車。」他的大腦沒有閒著的時候，無論做什麼事情，他都投入得忘了周圍的環境。他有邊思考邊大聲嘮叨的習慣，所以誰都知道他在想什麼。他創作時一會兒興高采烈，一會兒涕淚交加!他在譜寫詠歎調被人瞧不起」(He Was Despised)時號啕大哭。希爾德說：「我聽說他僕人早上給他端來熱可可時，經常吃驚地見到主人正在哭泣，淚水弄濕了他正在寫的紙張。」在談到《彌賽亞》中的大合唱「哈利路亞」的創作時，他本人引用了聖保羅的話：「我創作它時也不知道自己是在我體內還是在我體外。只有上帝清楚。」
這一大團肥肉在發怒時氣得亂抖。他會一句接一句地詛咒。在樂隊裡，「當樂師們見到他那碩大的白色假髮套顫抖時他們也跟著發抖。」當他的合唱團不專心時，他朝他們大喊「合唱隊!」的方式特別恐怖，會把聽眾嚇一大跳。甚至當著威爾士親王的面在卡爾頓宮排練他的清唱劇時，只要親王和公主不準時駕到，他就會馬上露出不滿。要是宮廷的貴婦淑女敢在演出過程中聊天，他會不光咒罵，而且氣得點她們的名。遇上這樣的時候，公主就會用她慣常的縱容說：「噓——噓!亨德爾發火了!」
他雖發火，但沒有惡意。伯尼說：「他雖然粗魯專橫，但完全沒有惡意。火發得再大，他也會搞出點新鮮名堂，加上他那口蹩腳的英語，使他的發火變得極其可笑。他像呂利(Lully)和格魯克那樣，具有支配別人的天賦;但他也像他們那樣，把這種壓制一切反抗的暴躁性情同機智的好心腸融於一身，使他既能傷了別人的自尊心，又能想出點子巧妙地癒合這種傷口。在排練中他是個獨斷專行的人;但他的評語，甚至斥責總是透著極其滑稽的幽默。」有一陣子，在倫敦演歌劇成了佛斯蒂娜(Faustina)的支持者和庫佐妮(Cuzzoni)的支持者之間的一場大戰，這兩位歌劇女皇在由威爾士公主贊助的一場演出中間可以在觀眾大喊大叫的助威聲中互相扯對方的頭髮。科利·吉伯(ColleyGibber)寫過一個笑劇，描述了這場歷史上的打架鬥毆，並把亨德爾描寫成在這場鬧劇中唯一不動聲色的人，他說：「我認為，應該讓她們在心平氣和中爭出個優勝劣汰。如果你插手橫加干涉，這無異於火上澆油。等她們打累了，火氣自然就慢慢消了。」為了讓這場火並早點結束，他吩咐手下猛敲定音鼓。
就算他大發雷霆，也給人感覺他好像在竊笑。所以，當脾氣暴躁的庫佐妮拒不演唱他的一首曲子時，他就抓住她的腰，把她擁到窗前，一邊威脅要把她扔到街上去，一邊笑著逗弄她說：「好啦，夫人，我很清楚您素來是個女妖;但我要讓您認識到我是別西卜，是魔鬼之王!」
他享受了一輩子的自由。他討厭一切束縛，躲避所有的官方任命，所以我們講不出多少他給皇室千金當家庭教師的事;那些重要的宮廷樂職和豐厚的俸祿即使在他歸化為英國公民之後也從沒降臨到他身上，而是授與了平庸的作曲家。他根本不屑於參與這等事情;談到他的英國同事時，他會帶著蔑視譏笑挖苦。除了音樂外，他所受教育不多，所以他瞧不起學院派和學院派音樂家。他不是牛津大學博士，雖然這個學銜被授與了他。據說他為此這樣抱怨：「真是活見鬼!難道非要我花錢去跟這幫白癡一般見識嗎?這輩子休想!」
後來在都柏林，有一張佈告稱他為「亨德爾博士」。他對出此錯誤很惱火，馬上請人在節目單上作了訂正，改為「亨德爾先生」。
他雖然對名譽遠遠沒有做到不屑一顧(比如他在自己的遺囑裡用很長篇幅談到將在西敏寺舉行的自己的葬禮，並認真限定了樹立自己的墓碑所花費的開銷)，但對於評論家的意見他肯定是沒有好感的。馬特松(Matthewson)從他那兒怎麼也弄不來寫他的傳記所需要的材料。他那盧梭一般的舉止使那些奉承者恨他恨得心裡直癢癢。那些總愛糾纏藝術家、令其厭煩但又不敢言的上層人士對亨德爾總與他們保持距離的傲慢和不圓通態度忿恨有加。1719年，陸軍元帥弗萊明伯爵給亨德爾的一名學生德·舒倫堡小姐寫信道：
「小姐!我一直希望同亨德爾先生講話，並很想代表您向他表示一點敬意，但至今沒有機會。我說出您的芳名，想誘使他光臨我的府邸，但他不是不在家就是生病。我覺得他真是瘋得不輕;考慮到我同時是個音樂家，他也不該這樣待我呀……我很自豪能成為您最忠實的奴僕之一，小姐，您這位最討他喜歡的他的學生;並願意將這一切告訴您，好使您反過來給您的老師上幾課。」
1741年，一封匿名信寄到倫敦的《每日郵報》，談到「許多有地位有影響的紳士」對亨德爾對待他們的態度「公開表示不滿」。
除了把自己的一部歌劇《拉達米斯托》(Radamisto)題獻給英王喬治一世之外(而這也是在不失尊嚴的情況下做的)，他從來都反對在富人庇護之下作曲這種屈辱但獲利的習俗。只是到了貧病交加、山窮水盡的境地，他才下決心舉行一場「義演」音樂會;如他所說，這是「時髦的變相要飯」。
從1720年到1759年他逝世為止，他一直沒完沒了地同社會發生衝突。同呂利一樣，他掌管著一家劇院，指導著一所音樂學院，並尋求改革——或組成——一個國家(英國)的音樂風格。但他從沒有像呂利那樣控制住局面，因為呂利是法國音樂的絕對君主;既便亨德爾依靠了英王的恩寵(他確實得到了)，這恩寵對他的重要也遠不如它對呂利的重要來得大，這是因為，他身在一個其人民不會那麼馴順地服從皇室命令的國家，一個國民不願意受制於國家的國度;一個具有批評精神和難駕馭性情的自由國家。這個國家除了對極少數人例外，對一般外國人都懷有敵意。而他亨德爾是個外國人(德國人)，庇護他的漢諾威英王也來自德國，所以國王的庇護與其說讓他受益，不如說更讓他受害。
他被一群獠牙利爪的叭喇狗所包圍，被一群五音不全但同樣會咬人的文人所包圍，被妒忌他的同行，目空一切的演奏(唱)大師、吸人血的戲劇公司、上流社會的小集團、女人的圈套和民族主義的社團所包圍。他成了越來越無法擺脫的財政困境的犧牲品，囊中羞澀，手頭拮据，還被迫不斷寫出新作品來滿足慾壑難填但對一切都無真興趣的公眾的好奇心，還得努力抗衡丑角戲和滑稽表演的競爭。他被迫不停地寫啊寫;不像呂利那樣：悠哉游哉地一年只寫一部歌劇，而是常常一個冬天就寫出兩到三部，還不算他被迫要排練並指揮的許多其他作曲家的作品。試問還有哪位天才曾像他這樣連續猛干了二十年呢?
他在這永無止境的衝突中從不使用讓步、妥協和出於慎重考慮的權宜之計等手段;對誰他都不搞這一套，無論他(她)是名角女伶，及其貴族主子也好，還是舞文弄墨者及那些小集團也罷(這些人慣於利用劇院和藝術家的成敗榮辱來為自己謀利)。他靠孤軍奮戰來抵抗倫敦的權貴。這場「戰爭」既艱苦又殘酷，他的敵人又打得很不正大光明;為了把他整垮，他們不擇手段。
1733年，經過在倫敦的報紙上和客廳里長期交戰後，他的敵人策劃搞了個陰謀：讓他上演他首批清唱劇的那些音樂會冷場。他們成功了;人們已經在興高采烈地盛傳，說這個垂頭喪氣的德國佬就要返回自己的國家了。到1741年，這個上流社會的陰謀小集團甚至僱用了一些街頭流浪兒去撕毀在戶外到處張貼的亨德爾音樂會的廣告，並「絞盡腦汁不擇手段地傷害他」。這時亨德爾本來是要離開英國的，但沒想到愛爾蘭人對他表示了同情，於是便接著在愛爾蘭待了一年。1745年，這時他的所有傳世佳作——《彌賽亞》、《參孫》、《伯沙撒》、《赫拉克勒斯》等——都已問世，那個陰謀小集團又蠢蠢欲動了，而且比以前更瘋狂。波靈勃洛克和斯末萊特描述過，某些貴婦淑女硬要在亨德爾舉行音樂會的那段時間舉辦茶會、招待宴會和戲劇演出(一般在大齋節)期間不舉辦這些活動，目的是要奪走他的觀眾。霍拉斯·沃爾浦爾(1)就特別津津樂道當時亨德爾一舉辦清唱劇音樂會人們就去看意大利歌劇的時尚。
總之，亨德爾給毀了;雖然他最終取得了勝利，但他的勝利已同藝術沒什麼關係。1746年他的時來運轉同1813年貝多芬的境遇改變的性質一樣;後者在為奮起反抗拿破侖的德國寫了一組愛國歌曲《維托裡亞戰役》之後突然走紅，而亨德爾則在寫了《庫羅登戰役》和兩部愛國清唱劇《特殊場合清唱劇》和《馬加比》之後突然成了愛國詩人。從那時起他便節節收復失地，他的敵人也沉默不語了;他成了英國祖傳遺產的一部分，英國的榮譽同他的名字聯繫在了一起。但即使從這以後英國不再妒忌他的名聲，但她仍要他付出很大的代價;倫敦公眾沒讓他死於貧困和屈辱就算很不錯了。他曾兩度垮台，一次在他的劇團倒閉後差點死於中風。但他總是頑強地又站了起來;他從不屈服。「他只需作出一點讓步就會重振雄風;但他的性格使他絕不這麼做。他仇恨一切可能限制他自由的東西，對任何損害他藝術榮譽的事他都拒不通融。他只想靠自己的實力取得成功，而不願意把它記在別人賬上;他不想欠別人什麼。」一位英國漫畫家畫了幅他的漫畫，下面的題目是《施魔力的野獸》;畫的是他把一面上面寫著「津貼，特權，高貴，恩寵」的旗幟踩在腳下。面對厄運，他像龐大固埃(2)那樣放聲大笑。他發現自己在一天晚上的音樂會上面對空蕩蕩的大廳時說：「這樣我的音樂才更動聽!」
但這位天才暴跳如雷，支配欲強的性格又受到他高度自制力的控制。亨德爾無論怎樣大悲大喜、喜怒無常，性格深處的平靜與穩健總佔上風;這種情況有時在某些健康但晚婚夫妻生的孩子中常見。他畢生都在其藝術中保持了這種深層的寧靜與平和。在他深愛的母親壽終正寢時，他寫出了輕鬆歡快無憂無慮的歌劇《波羅》(Poro)。在可怕的1717年，當他深陷厄運給折磨得死去活來時，卻先後寫出兩部充滿歡樂和身體活力的清唱劇：《亞歷山大的盛宴》(Alexander's Feast)和《掃羅》;以及兩部輕快有趣的歌劇：散發著田園氣息的《朱斯蒂諾》和充滿喜劇色彩的《瑟斯》。
……「La calma del cor，del sen，dell'alma，」——在寧靜如畫的《朱斯蒂諾》尾聲有這麼一句歌詞。而此時亨德爾正被沉重的精神壓力折磨得快要崩潰了!
由此那些反對心理學的人士可找到了理由，說瞭解一位藝術家的生平對於理解他的作品沒什麼幫助，因為兩者是截然分開的。不過，這些人士可不要急於下結論;因為亨德爾的音樂獨立於他的生平這一事實本身對於理解他的音樂就具有重要意義。處在水深火熱中的貝多芬理應在他表現痛苦悲傷的作品中找到安慰，這種邏輯很容易被人理解。而同樣是病人並極度焦慮的亨德爾竟然以創作表現歡樂和寧靜的作品為安慰，這就讓一般人很難理解了，說明只有具備了超凡心理平衡能力的人才能做到。怪不得正在為創作《第九交響曲》而冥思苦索的貝多芬會讓亨德爾給迷住呢!他肯定會對亨德爾投去敬羨的目光，佩服他已達到了那種物我兩忘的境界;而他貝多芬對此境界只能是可望不可及，至多做到以表現激烈的英雄主義而盡量接近它罷了。我們敬佩的正是貝多芬所做的這種努力;它的確很崇高。但是亨德爾賴以在這高山流水的境地上站住陣腳的那種寧靜不也同樣很崇高嗎?看來人們已太習慣把亨德爾的平靜看成是類似英國運動員的那種遲鈍的冷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