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哲學歷史中最重要的人物之一——大衛·休謨，大衛·休謨的經典著作
大衛·休謨(David Hume，公元1711年4月26日-公元1776年8月25日)，蘇格蘭不可知論哲學家、經濟學家、歷史學家，被視為是蘇格蘭啟蒙運動以及西方哲學歷史中最重要的人物之一。雖然現代學者對於休謨的著作研究僅聚焦於其哲學思想上，但是他最先是以歷史學家的身份成名，他所著的《英格蘭史》一書在當時成為英格蘭歷史學界的基礎著作長達60至70年。
歷史學家們一般將休謨的哲學歸類為徹底的懷疑主義，但一些人主張自然主義也是休謨的中心思想之一。研究休謨的學者經常將其分為那些強調懷疑成分的(例如邏輯實證主義)，以及那些強調自然主義成分的人。
休謨的哲學受到經驗主義者約翰·洛克和喬治·貝克萊的深刻影響，也受到一些法國作家的影響，他也吸收了各種英格蘭知識分子如艾薩克·牛頓、法蘭西斯·哈奇森、亞當·斯密等人的理論。
《人性論》
1734年，在於布里斯托經商數個月之後，休謨前往了法國安茹的拉弗萊捨(La Fleche)旅遊，在那裡休謨經常與來自Prytanee軍事學校的耶穌會學生進行哲學討論，勒奈·笛卡爾也是這所學校的畢業生。在那裡定居的四年中休謨替自己訂下了生涯計劃，決心要"過著極其簡樸的生活以應付我那有限的財產，以此確保我的獨立自主性，並且不用考慮任何除了增進我的文學天分以外的事物。"在法國定居時休謨也完成了《人性論》(A Treatise of Human Nature)一書，當時他年僅26歲。雖然現代的學者們大多將《人性論》一書視為是休謨最重要的一本著作、也是哲學歷史上最重要的著作之一，但此書剛出版時並沒有獲得多少重視。休謨從英格蘭、法國及德國的學術刊物看到了書評，有些甚至很長，但是基本上持否定態度。休謨為此寫了一篇回復:《一部新近出版的著作之摘要;書名，人性論;該書的主要論點在此得到進一步的闡發與解釋》(An Abstract of a Book lately Published; Entituled, A Treatise
of Human Nature, &c. Wherein The Chief Argument of that Book is farther Illustrated and Explained)。1740年，這篇摘要以不具名的小冊子的形式得到出版。 休謨在記載到當時自己缺乏大眾重視時這樣寫道:"媒體對這本書的反應是一片死寂，甚至連對那些狂熱的讀者群都沒有半點交代。不過我本來就養成樂觀而開朗的個性，很快就從這樣的挫折裡站了起來，並繼續在鄉下努力的進行研究。"他繼續寫下了《人性論摘要》一書，但沒有寫出自己的名字，他試著縮短並精簡他之前的冗長著作以吸引更多讀者，但即使經過這樣的努力，他依然沒有成功使《人性論》一書重獲重視。撰寫《人性論》的艱辛過程使得年輕的休謨近乎精神錯亂，為了回復正常的思考能力，休謨決定暫時返回平凡生活。
《大不列顛史》
在1744年出版《道德和政治論文集》(Essays Moral and Political)一書後，休謨申請擔任愛丁堡大學的"倫理學和精神哲學"系所的教授，但被大學拒絕。在1745年詹姆斯黨叛變的時期中，休謨成為當時被官方形容為"瘋子"的安那代爾侯爵(1720-1792)的家庭教師，這份工作只維持了一年左右便結束。不過，也是在這段時間，休謨開始撰寫他的歷史巨作《大不列顛史》(The History of Great Britain)一書，這本書的寫作持續了15年，寫成時已超過了一百萬字，最後從1754至1762年間分成六冊發行。在這段期間休謨參加了由詹姆斯·伯尼特(James Burnett)創辦的教規門講會(Canongate Theatre)，借此也認識了其他許多當時在愛丁堡的蘇格蘭啟蒙運動哲學家。從1748年開始他擔任了聖克萊爾將軍的秘書長達三年，同時一邊撰寫他的《人類理解論》一書(An Enquiry concerning Human Understanding)，然而和前幾本書一樣，這本書在當時出版時也沒有獲得重視。
這時休謨遭到教會指控為異端，休謨的一名年輕朋友以教士身份挺身替他辯護，主張休謨身為無神論者是屬於教會管轄的範圍之外。儘管後來休謨被判無罪，格拉斯哥大學仍然拒絕了休謨擔任哲學教授的申請，這可能也是因為另一名正大力批評休謨形而上學的哲學家Thomas Reid刻意阻撓所造成的。依據休謨的自傳，要直到他在1752年回到愛丁堡後"愛丁堡大學才讓我成為他們的圖書館館長，擔任這個職位只能獲得很少的薪水，但卻讓我有機會接觸一個這樣龐大的圖書館。"愛丁堡大學圖書館的豐富資源使休謨得以繼續他在《大不列顛史》上的研究。
休謨最終以一個評論家和歷史學家的身份聞名，他龐大的《大不列顛史》一書敘述了從撒克遜王國到光榮革命的歷史，這本書一出版便成為暢銷書。在這本書裡休謨將政治體制下的人民形塑為一種文化習俗的產物，這些人傳統上傾向於服從既有的政府，只有在面對無法確定的情況時才會尋求改變。從這個觀點來看，只有宗教的差異才能使人偏離他們的日常生活、開始關注政治的事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