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小祖咒，富有傳奇色彩的搖滾師、當代藝術家，同時又是詩人、小說家和電影配樂人。十多年後，這個昔日的地下搖滾先鋒，前衛藝術家群落“北京東村”的第一批人物和締造者，已經成為眾多前衛青年、文藝青年心目中的偶像。

撒謊有時候負擔太重，但撒謊是天生的，小孩兒一兩歲就會撒謊，它是一種本能，到了成人就跟放屁打嗝一樣。撒謊，貪婪是人間最大的罪過。

偶然撒謊不算，不能撒一次謊就說他不是一個誠實的人。

比如，我相親的時候就不能跟岳父說真話，我要說我初中沒畢業，但出過多少本小說，出過多少張唱片，一個月掙幾萬塊錢，他怎麼可能相信呢？我這不是找抽麼？當時我岳父灌我酒，我坐在農村的長條凳上，喝多了往後一倚，就掉到地上去了，我那時候醒了，醒了還是不起來，就此裝醉拉倒。看我頭撞到牆上了，我岳父趕快來扶我，說，你喝醉了，你還行麼？我說我真的不行了，我不能再喝了。當時我太緊張了，我真有可能把我誠實的一面告訴他，說我是一個身體強壯，有信用，有經濟基礎的這麼一個男人，但這不是神經病嗎？要把這些信息有效地傳遞給我岳父，需要很多人生的技術。

人跟不懂行的人打交道最緊張。當然我岳父不懂行，岳父也是第一次當岳父，對不對？

見到Bob Dylan我也會緊張，我跟他很在行，但是我仍然緊張，因為我語言不在行，用肢體一頓狂擁抱也不行，人家跟我不熟，雖然我是個嬉皮士也不能誰都去抱。

人與人交往，就是他媽的眉高眼低見色行事。

我也見過卡斯特羅的女兒和格瓦拉的兒子，我不緊張。因為那時我是角兒，雖然我語言不會。我是大藝術家，只要藝術家還沒上場，場下就開始歡騰，那場演出就一定會好的——我只要去了就行。

對我來說，Leonard Cohen的音樂不鬧騰，Bob Dylan的音樂比我鬧騰，這是我認為的，很多不在行的人會認為我瞎說。Jimi Morrison我會跟他一起喝酒聊天，我們可以不用語言，因為他是個放鬆的人。Nick Cave也是這樣的人。我不太可能跟Michael Jackson一起玩，感覺他是另一個星球的。Andy Warhol也可以一塊兒玩但不會玩得特別長。Lou Reed是另外一種情況，我能跟他玩得來，他不說話，特別酷，但我可以說。

人與人交往是個性情，有的人互相欣賞就夠了，有的人可以又欣賞又做朋友，還有的人就是吃喝玩樂的朋友，比如我和艾未未。

男人和男人的關係更加長久，像一種沒有肉體的愛情關係，也許就是因為沒有肉體才更長久。

肉體對肉體是有要求的，肉體就像一塊肉，時間長了就腐爛了。

錢啊，是一個美麗的東西，就像食物一樣。吃的時候認為它漂亮絢麗，出來的效果不一樣。錢也是不乾淨的，不管是這個錢來得正道還是邪道。重要的是怎麼能用它讓自己開心，同時和自己喜歡的人去分享它。

極端一點，我寫過一個歌《恩惠》，講一個女性叫阿絲瑪帶著她的情人和兩個孩子走在塔克拉瑪干——我想不管是男人還是女人，最重要的就是愛人和孩子，父母不用再說了，其實每個人對父母真的不咋地。我為什麼要讓這四個人走在塔克拉瑪干？故事前面還有一個員外，他愛說“多五百塊我也不會富，少五百塊我也不會窮”，那是我安排的另外一個角色，一個喜歡幫助別人的人。可是在塔克拉瑪干，錢沒有用，人只是要一杯水喝，然後走出沙漠。我寫阿絲瑪最後走出來了，但她是吃著三個人的血出來的。每段我都寫了一句話：“含著她情人的血”、“含著她長子的血”、“含著她幼子的血”，語言上用得極其簡單和隱晦。《恩惠》這首歌就是讓阿絲瑪扔掉愛情和兩個孩子，因為她沒有水喝，這幾個人死掉了，她喝著他們的血走出來，活下來——在特定的環境裡很少有人能做到，這是極大的勇氣。

我覺得阿絲瑪是個女神。

人生也是一樣，從一個五六斤重的嬰兒，長到一百多斤或者二百多斤。人活得重的時候就應該卸東西。有的老傢伙到七八十歲碰到賺錢的機會還賺，存在銀行，也不給孩子用，自己還省吃儉用的，我不知道他在幹什麼，這種人真的很變態，還特別多。

我是憤世嫉俗到走火入魔的人了，但是我現在慢慢地開始改。

以前我住在景泰橋附近，景泰橋底下住著個大概80歲的老人，我在那裡待了兩年，他一直住在那兒。我經常看到這個人，但不怎麼理他，因為我知道他是千千萬萬個上訪者中的一個，一跟他聊天肯定就是巨大的冤情，我既然幫不了就不要觸動別人的傷心處。而且當時我雖然出了三個專輯但還是沒錢，給他個五十一百也解決不了問題。可是到了秋冬，看見老頭在那兒捂著被子睡覺，黑黑的，有點受不了，我就輕輕地放了幾塊錢在他身邊，那個老爺子突然驚醒了，一把抓住我：“幹什麼？”我說老人家不好意思，打攪你，給你幾塊錢，沒別的意思。他非常有尊嚴地說：“你把錢拿走，我不是要飯的。”我說我知道你不是要飯的，他說：“我家裡有巨大的冤情。”我說：“我知道，老人家我有事，我先走了。”我把錢拿走，在他不遠處又放下了，讓他早上起來能看見——看不見也就拉倒。

這是2003 年左右的事，我是1999年寫的《苦鬼》。有人問我歌裡寫的是真的還是假的，我說，當然是真的了，我沒那麼大的想像力。

我想世界上最好的東西就是勵志。我的書《憂傷的老闆》再版的時候終於加上了“勵志”和“流行文化”的標籤。我要求把勵志寫在最前面。

活得明白的人都知道，在一個亂糟糟的糞坑一樣的環境裡，只要取得了某些東西，就是成功，就是勵志。

現在的年輕人為什麼喜歡像我們這樣敢於說真話的人？我很清楚，他們根本不喜歡我的音樂，他們也不一定喜歡我的言行，他們是喜歡我成功了。媽的這一套成功了！這個人有錢了，可以亂說話了，他們就喜歡這個。我恰恰這一點滿足他們。

我說過，有錢才能考驗人。人有錢了政府都會找你，讓你把錢交出來一點給社會作貢獻，你不交它也會想辦法把錢弄出來，黃光裕就是例子。

我的孩子四週歲了，我到現在都不想教育她，我只是扶持她，拉她一把，如果她倒下的話。在教育上我不是一個高手。如果我真是高手，我立馬成立學校，培養人才。

人要跟人打交道，人類還是有圈子的。音樂有音樂的圈子，藝術有藝術的圈子，他們還相互侵略鬥爭。我從小就知道這些。

小孩不把大人當做一個科類，我讓我的孩子跟同類玩，這就是教育。至於洗腦教育——我想人生沒有事情是全對的，弄點錯的進去我才能告訴她：孩子，那個是錯的，爸告訴你對的。

中國最牛逼的父親是錢雲會的父親，他80多歲了，家裡來一個人，他就臥倒一次，啪！“我兒子就是這麼死的！”80多歲，一個箭步就倒下來了！兄弟姐妹都沒戲，沒幾個有種的，錢都能買，就這一個老父親牛逼。

以前我寫：由於我一生帶上了卑賤的烙印，在卑賤中墮落，帶著卑賤又去責難他人的幸福，學會了用最噁心的傷痛來勾引他們的憐憫。有人說有點像陀思妥耶夫斯基，其實不是，我知道天高地厚。陀思妥耶夫斯基太牛逼了，我等之輩在他面前就是娃娃。

我不知道的事情，我會說不知道。我左小是一個謙卑的人。

我們喜歡的亨利·米勒還鍛煉身體呢，而且他還寫育兒手冊，講怎麼教育孩子講得頭頭是道。不懂的人會說米勒是個頹廢的人，而亨利· 米勒感動我之處就是他什麼都懂，他還那樣生活，他印書，挨家挨戶地送，希望被人買。這事兒太牛逼了。

驕傲就是勇氣和勇氣的成功——必須要有成功。 因為人就是他媽的王八蛋啊，你不成功誰認識你？

我去年寫了《英雄的親戚》：左小成功了，誰都認識左小，“左小開襠褲是我買的，尿不濕也是我買的”——我小時候還沒尿不濕呢。

人的成功有時候要激怒對方，同時要引起別人的討論，但自己切不可輕易動怒，這是很難做到的。我從來沒有刻意地做這些事情，但只要是我的東西，肯定就會刺激很多人。

當你們聽到《大事》的時候，一定把你們刺激了——我總能想辦法讓你們興奮起來。

我還說過，不親自做的藝術就是當代藝術，這也刺激了不少人。能接受我一半就很成功了，說全部接受的大部分都是假話。

以後我要在我們家玻璃門貼上“禁止現場微博”，相機全沒收。

當進入這個遊戲規則的時候，微博是一個娛樂，也是一個自我宣傳的工具。我跟管理人員說，我這個人沒什麼思想抱負，最多轉轉錢雲會啊，什麼毛片之類的東西，絕對不會煽動抵制祖國的事情。再說我沒有反動的能力啊，我又不會英語，反動肯定要依靠國外的勢力。

男人最重要的是做了一定要承認。還有，當大哥的要勇於幫兄弟承擔。

實際上我給身邊所有人都寫過歌，但像把唱片獻給父母，此歌寫給父親母親這些事我都沒有做。我不是那麼一個煽情外露的人，我覺得我具備了深邃的情感，超越了這些。

如果我在歌裡寫一個人，他必須符合三個條件，第一他的名字是合適的；第二在這個時代，他是一個很壞的和一個很好的角色，或者是他將成為這樣一個角色；第三，他已經死去，他曾經是我尊敬的、給我的生活帶來很多樂趣的人。其他都不可以。

我的親戚並不在乎這件事，他們認為我幹的都是亂七八糟的事情，也許他們覺得被我寫進歌裡就等於把他們賣了。

一定不要跟一個不怕死的人打交道。當一個人有所畏懼而又可以去死，他才是真正的，靠譜的人。

最近我寫了一首歌，可以說它是我們這個猥瑣年代的傑作。其中有一句歌詞是：誰說人定勝天？天不尿我，我尿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