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戰與英國貴族的衰落：他們保衛的並非自己國家
「對於大多數英國貴族來說，第一次世界大戰不僅僅是尚武精神的殉難和詩意的愛國主義，因為他們不僅僅是作出了無與倫比的、無私的、堅韌的、毫無怨言的犧牲，更大更殘酷的諷刺在於，所有他們的犧牲，都是為了保護一個漸漸地但不可挽回地不再屬於他們的國家。」
英國貴族向來有尚武精神和騎士傳統，他們原本就是好戰的一族，圓桌騎士、十字軍東征、玫瑰戰爭，騎馬打仗是他們的血液，立了戰功才能受到封賞，得到可以世代相傳的土地、財富、地位和權勢。為了祖國的榮譽而戰鬥，在危機時刻貢獻力量，貴族們視之為自己傳統的責任。
戰火的洗禮犧牲了一代人，也成就了一代人。在兩次大戰期間，許多英國政治家都曾在一戰戰壕裡出生入死，二戰中的三位貴族將領，陸軍元帥蒙哥馬利子爵、陸軍元帥亞歷山大伯爵、帝國總參謀長阿蘭布魯克子爵，都在一戰中帶兵打過仗。
英文裡的aristocracy一詞，源於希臘語的兩個詞根，aristo意為「最好的」，kratos意為「統治」或「權利」，放在一起，「貴族」的意思，也就是「最佳統治者」。在英國歷史上，除了王室之外，公侯伯子男一向重要，十九世紀之前的好幾百年，這群定義為「最好統治者」的貴族階層擁有英國絕對的財富和管理權。
英國貴族的頭銜帶著莊園和領地，他們因土地而得財富，因財富而得權勢和社會地位。歐洲其他國家的貴族為國王服務，而英國貴族向來是王室的夥伴，歷任英王都要依靠貴族給他軍事及政治上的支持。英國一直有上下兩個議會，基本都在貴族掌控之內。上議院(House of Lord)只有貴族才能進入，下議院(House of Commons)的議員雖然是選舉出來的，從理論上說，貴族不能親自參與，但能參加選舉的只有一小部分人，大多是擁有土地的貴族，所以議員多是貴族派去的不能繼承家業的小兒子或親戚。而且，上議院對下議院的立法決定一直有否決權。
到了十九世紀，隨著工業革命的發生、城市經濟的發展、市民階層的壯大、工人階級的產生、教育的普及，對於議會選舉改革的呼聲日益高漲，再加上法國大革命擺出了血淋淋的先例，英國貴族有些心驚膽戰，他們識相地認識到，改革最好自己主動來。所以，1832年英國議會實施了第一輪改革法案，1867年第二輪改革，1884年第三輪改革，將選舉的權利逐漸放開，包容更多的平民工人。到了這第三輪改革時，擁有土地的貴族開始感覺到自己被邊緣化，開始走下坡路。
1909年，英國自由黨政府的財政大臣勞合·喬治將他當年的財政預算稱為「人民預算」，要對因附近工業開發及商業發展自然增值的土地進行收稅，並增加遺產稅以及個人所得稅。因為這個法案牽扯到擁有土地的貴族們的直接利益，所以保守黨為主的上議院將這個法案乾脆否決了。上議院否決下議院的財政預算，這在英國是史無前例的。他們的否決讓整個英國的財政預算擱淺，政府無法繼續工作，於是，下議院不得不解散，必須重新進行大選。勞合·喬治憤怒地稱上議院如同「將一堆碎玻璃瓶插在公園圍牆上，目的是為了防止極端的偷獵者進入公園」。1910年1月和12月，英國議院進行兩次大選，有關上議院權利都是主要爭論點。上議院可能覺得自己有些過分了，很快為「人民預算」開綠燈放行。但下議院已經決定為了防止重蹈覆轍，他們必須限制上議院的權利，所以，就擬定了一個新的《議會法案》。《議會法案》的主要條款是要剝奪上議院幾百年來的絕對立法否決權。上議院不願意自殺，所以，此法案遞交給上議院幾次都被踢回。
1910年5月6日老國王愛德華七世去世，自由黨首相阿斯奎斯說服年輕的新國王喬治五世，如果需要的話，新國王將封賞五百位自由黨人為貴族，讓他們進入上議院，這樣就能保證《議會法案》在投票中通過。在8月10日的投票日之前，阿斯奎斯向上議院攤牌他與新國王的協議，上議院雖然將信將疑，但還是勉強通過了《議會法案》，很不情願但又沒有辦法，自願躺進了玻璃棺材。
《議會法案》將英國憲法進一步民主化，也是英國貴族從如日中天到日落西山的一個最重要的節點。許多貴族覺得他們最好的時光已經逝去，他們的社會地位不再重要，勞合·喬治等自由黨政治家對他們不停地進行侮辱和嘲諷，「人民預算」讓他們原本優越的經濟地位受到很大損害，許多平民百姓仇視他們代代相傳的領地頭銜和政治力量，認為他們不勞而獲，過的是悠閒無所事事的寄生蟲生活。正是在這個背景下，迎來了第一次世界大戰。戰爭的到來，讓英國貴族突然覺得有了保家衛國重振雄風的機會，他們要證明，在英國社會中，他們還沒有過時，還有能為國效力的特大功用。
英國對德國宣戰之後，英國貴族子弟就踴躍報名，充滿激情要上前線。英國貴族向來有尚武精神和騎士傳統，他們原本就是好戰的一族，圓桌騎士、十字軍東征、玫瑰戰爭，騎馬打仗是他們的血液，立了戰功才能受到封賞，得到可以世代相傳的土地、財富、地位和權勢。為了祖國的榮譽而戰鬥，在危機時刻貢獻力量，貴族們視之為自己傳統的責任。而且貴族家的孩子在莊園領地中從小騎馬打獵、射箭玩槍，這種軍事培訓可不是一般平民百姓家的孩子能得到的。桑得赫斯特皇家軍事學院是許多貴族子弟中學畢業後的選擇，去戰場搏殺，就像是貴族子弟的成年禮。
而且，當時許多英國貴族都幼稚地相信這場戰爭仍是傳統的「紳士戰爭」，8月開始，到了聖誕節就會結束。戰爭伊始，貴族子弟生怕錯過這場好玩的「遊戲」，怕自己趕不上趟，還沒到前線，戰爭就結束了。英國歷史學家David Cannadine的長篇巨著《英國貴族衰落史》(The Decline and Fall of the British Aristocracy)中記載了貴族子弟對一戰的態度。例如，詩人丁尼生的長孫、第三任丁尼生侯爵(Lord Lionel Tennyson)記得他們「很快打點行裝，心急火燎，心想可不能錯過這場戰爭」，他參加了步槍旅，在法國戰線上三次受傷。後來建立了英國法西斯黨的莫斯利(Oswald Mosley)在回憶中也有同感，一戰開始時，他只有十八歲，他說：「我們最大的擔心，就是我們還沒到前線呢，戰爭就結束了。」他參加了女王槍騎兵隊，去了西線戰場。著名的一戰詩人格倫費爾(Julian Grenfell)當時正帶著他的軍隊駐紮在南非，他寫信給父母說：「在這個時刻，我在天涯海角，真讓人憤恨，現在在英國肯定很美妙，我知道你們的興奮肯定很難用言語表達。」當然，他沒有錯過一戰，可惜他沒能效力多久，1915年在一次炮彈爆炸中死亡。之後沒幾天，他的詩篇《開戰》(Into Battle)就在《泰晤士報》上發表，是一戰最著名的詩歌之一。
愛國主義精神高漲，貴族們也鼓勵他們領地和莊園裡的雇工、佃農、僕人等踴躍參戰。他們進行演講和動員，號召大家起來走上前線。「你是男人，還是老鼠?」一位爵爺說，「如果我有二十個兒子，那麼如果任何一個在他該走向戰場時而沒去，我會覺得無比恥辱。」貴族家庭互相競爭，看誰能徵募到更多士兵，誰會給他們更好的條件。他們為參軍的人保留工作，繼續為他們發放工資，士兵的家屬可以免費住在莊園。
一開始，許多貴族子弟也喜歡戰爭所帶來的刺激，就像去年哈里王子在阿富汗五個月執行任務歸來之後，很不合時宜地將阿帕奇攻擊直升機射擊手的任務比作與玩遊戲機一樣讓人興奮。格倫費爾的家書中就表露，對他來說，盯梢德國士兵與在自家莊園裡盯梢鷓鴣沒什麼區別，在從荷蘭戰場給母親的信中他寫道：「我崇拜戰爭，戰爭就像一場大野餐，好處是不像野餐那樣毫無目標……打仗激動人心，並為所有一切都帶來活力。」當媽媽的還非常自豪地把這封信寄給《泰晤士報》發表。後來曾在二戰政府中擔任要職的林特頓子爵(Oliver Lyttelton)也曾說「贏得戰爭是一場漂亮且令人振奮的經驗」。後被喬治六世任命為將軍的亞歷山大伯爵(Harold Alexander)參戰時二十一歲，將參加一戰比喻為一次「了不起的冒險」。
幼稚的貴族子弟們萬萬沒想到，這場戰爭一打就是四年，而且遠遠不是他們所想像的紳士的比武或騎士的衝突，它是最艱苦最殘酷最不人道的典型的壕溝戰，正如有人所稱，一戰是「不折不扣的戰爭、不折不扣的地獄」!1914年還沒結束，很多個家庭就陷入了悲痛與哀悼之中，近二百名擁有頭銜的貴族和他們的兒子喪生。到了1915年，大家開始清楚地看到，離這場戰爭的結束還很遙遠，它的規模也超出了所有人的想像。雖然許多平民子弟也戰死前線，但相比之下，貴族家庭付出了更多的生命代價。因為與一般平民百姓的孩子們相比，貴族子弟是更為專業的戰士，他們第一批踴躍入伍，基本上擔任低級軍官，大多數是中校以下的官銜，負責帶領手下的士兵衝鋒陷陣，直接上前線進戰壕。而且，英雄主義的武士傳統又讓他們衝在最前面。所以，在一戰的第一年裡，每七位貴族軍官中就有一位在前線喪命，而普通士兵的死亡率是每十七位裡有一位。索姆河戰役後，大將軍蒙哥馬利子爵(Bernard Montgomery) 就說過：「很不幸的是，我們在這場戰役中失去的軍官的比例要遠遠大過普通士兵。」在整個一戰中，入伍的英國貴族及貴族子弟五分之一死在戰場上，與之相比，在參加一戰的所有士兵中(包括貴族)，八分之一沒有生還。一代貴族家族的兒子在戰場上倒下，Wyndham家族, Grenfell家族, Charterise家族，Gladstone家族，數不勝數，他們像騎士一樣地戰鬥，但他們像動物一樣被屠殺，像蒼蠅一樣死亡。
雖然有人讚揚犧牲者盡忠報國的精神，有人將戰爭浪漫化，將戰死者描繪為「完美的英勇騎士」，但父母的痛苦卻是刻骨銘心。人心一塊肉，平民如此，貴族亦如此。就像吉卜林，開戰時動用了許多關係開後門將十八歲的高度近視的兒子送上前線，等到的只是戰亡的消息，他次年的詩篇《我的兒子傑克》中充滿了悲痛和自責。
戰爭讓死亡如此平常，朋友的逝去就像家常便飯一樣，戰爭的結束也沒能給人們帶來喜悅，只有更多的緬懷和失落的惆悵以及對那些永遠無法回家的人的思念。這場原本就不該開始的無謂的戰爭，代價實在太大了。曾在一戰中參加了貝德福德郡帝國義勇騎兵隊，後成為喬治六世和伊麗莎白二世的私人秘書的蘭塞爾(Alan Lascelles)的總結最為確切：「即使你贏得了整個戰爭，但你失去了一代人。」
這一代戰死沙場的貴族，他們是受過最好的教育的棟樑之材，他們可能是未來的政治家、外交家、大律師。人們哀悼他們尚未施展的才華和未能實現的潛力。英國上下的無數大小教堂中，家族的寶劍橫放在祭壇上，教堂的管風琴奏響了安魂曲。無數個莊園的大門上懸掛著鑲著黑框的家族徽章，城堡的鐘樓和炮塔上降著半旗。
一貫支持勞合·喬治的土地稅和《議會法案》的議員Charles Masterman在一戰中任戰時宣傳部長，負責向英國公眾宣傳戰爭進展，並召集作家寫作支持政府的戰爭政策的文章(有柯南·道爾和H. G. 威爾士等加入)，後來，Masterman在他的《戰後的英國》(England After the War)一書中，用整整一章寫了英國貴族在一戰中所作出的犧牲與貢獻。他認為，整個貴族制度的目的，就是為了戰爭。在一戰中，英國貴族圓滿完成了他們世代相傳的這種責任，他們表現出無比的勇氣，作出了巨大的貢獻，對手下人也充滿了關愛，他們一代英雄，閃耀出燦爛的光彩。「從蒙斯撤退，到第一次伊普爾戰役，英國貴族的花朵就凋零了……在索姆河戰役的對英國近衛兵第一團的大屠殺，或是赫奇森林的步槍旅的遭遇，英國那些大家庭的一半的成員、那些大莊園和顯赫財富的繼承人，就這樣死去了……他們充滿了勇氣、盡了最大的努力，史詩般地犧牲了自己，只要英格蘭存在，人們會永遠紀念他們。」
戰火的洗禮犧牲了一代人，也成就了一代人。在兩次大戰期間，許多英國政治家都曾在一戰戰壕裡出生入死，二戰中的三位貴族將領，陸軍元帥蒙哥馬利子爵、陸軍元帥亞歷山大伯爵、帝國總參謀長阿蘭布魯克子爵，都在一戰中帶兵打過仗。就算到了今天，我們也能看到威廉王子和哈里王子在大學畢業之後都先要入伍兩年，在參加過威爾士搜救部隊和上了阿富汗前線之後才算真正長大成人。
一戰並不只是讓許多人喪生，它更改變了整個社會，動搖了英國社會原有的那種階級階層區分明顯的架構。大戰中的官兵們死在哪兒，就埋在哪兒，簡單的墓碑，無論貴族和平民，無論窮富，死亡一視同仁。壓在人們肩膀上的負擔同樣沉重，失去親人的痛楚同樣強烈，破碎的心同樣難以治癒。
戰爭讓英國貴族們不再高高在上，不可一世，讓人們看到，他們如平常人一樣脆弱一樣容易受到傷害。在戰壕裡，大莊園的主人繼承人與普通百姓同生死共患難，他們互相依靠，掩護或拯救對方的生命，以前從未這麼親密過。在後方，隨著戰爭中傷亡人數的增加，許多鄉村大莊園也變成了臨時醫院，金碧輝煌的會客室、餐廳或舞廳都被改建成了病房，一個房間中可以擺十幾張病床。原來的高門大院的城府向公眾打開了，貴族家的女兒擔任護士的職務，在家中或前線照顧各種各樣的傷病員，干的都是她們從未動過手的體力活，就像《唐頓莊園》中所描繪的那樣。這種各階層間的如此密切的接觸是來得如此突然，是以前人們從來也不會想到的。
英國貴族的集體自信在一戰中受到極大的打擊，他們的犧牲和貢獻並沒能讓他們在英國恢復日趨衰落的地位，《議會法案》後的英國，上議院基本上只是擺擺樣子而已。一般老百姓也有自己的悲傷，懷念他們在戰爭中失去的親人，沒人特地表示他們對貴族的佩服和敬仰。許多老年的貴族從來就沒有從他們失去兒子的悲哀中走出來，生還的貴族子弟為自己的生存和同伴的死亡而內疚，對他們來說，可能光榮地死去要比羞恥地生存更值得。而且，貴族所受到的教育、他們的修養和隱忍的能力讓他們沉默，二三十年代，許多關於一戰的回憶錄出版，但是很少有貴族階層的聲音，即使在戰爭期間的家書中，他們也很少抱怨。
一戰與英國貴族，就像Cannadine在《英國貴族衰落史》中所總結的那樣：「對於大多數英國貴族來說，第一次世界大戰不僅僅是尚武精神的殉難和詩意的愛國主義，因為他們不僅僅是作出了無與倫比的、無私的、堅韌的、毫無怨言的犧牲，更大更殘酷的諷刺在於，所有他們的犧牲，都是為了保護一個漸漸地但不可挽回地不再屬於他們的國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