持劍經商：歐洲中世紀神秘的聖殿騎士團
一、聖殿騎士團的起源和消亡
聖殿騎士團起源於9個西方騎士的自發行為。第一次十字軍對耶路撒冷的佔領引發了西方基督教徒到東方朝聖的狂潮。然而朝聖之路充滿了艱險。根據當時的朝聖者記述，在從地中海東岸的港口到耶路撒冷的道路上，野獸和盜賊橫行，朝聖者經常遭到撒拉森人的襲擊、搶劫和殺害。最令人震驚的慘案發生於1119年的復活節：在從耶路撒冷到約旦河的途中，300名朝聖者被殺害，60人被擄。朝聖者的悲慘遭遇喚醒了9個前來朝聖的西方騎士的責任心。根據12世紀後期的編年史學家的記載，這9個「高尚的、虔誠的騎士立志保護朝聖者」，在耶路撒冷宗主教面前誓願守貧、禁慾和服從，像正規修道士那樣全心全意服侍上帝。宗主教賦予他們「嚴防盜賊和攻擊者，保證道路暢通，特別是朝聖者的安全」的職責。由於他們既無教堂，也無居所，耶路撒冷國王將王宮的一部分——據說是古老的「所羅門聖殿」——賜給他們。從此，他們才有了「聖殿騎士」之名。
至攻克耶路撒冷為止，第一次十字軍在東方建立了幾個基督教國家，但初創時期的十字軍國家面臨著惡劣的生存環境。作為統治者的西方教俗貴族在聖地的總人口中所佔比例極小，而且所擁有的資源有限，難以實施有效統治。因此，聖殿騎士團誕生不久就受到了十字軍國家的重視。
1120年1月，耶路撒冷王國在納布盧斯召開了教俗貴族會議，確認了它在十字軍國家的合法存在，確定了它保證朝聖道路安全的基本職能。從1127—1128年它的總團長的西歐之行受到歡迎，並吸引了顯赫的朝聖者的加入和虔誠的基督教徒的捐獻。安茹伯爵富爾克以已婚兄弟身份加入聖殿騎士團，並每年捐贈30鎊銀。香巴尼伯爵休於1125年加入，「情願放棄萬貫家財而變成貧民。」這些顯赫人物的行為具有廣泛的影響力，也使苦苦支撐十字軍國家局面的國王看到了希望。對於只有300名騎士和300名步兵的國王來說，擴大聖殿騎士團的影響無疑是獲得西方支持的最佳途徑。因此，國王鮑德溫二世很快就接納了聖殿騎士團，並繼續擴大其影響。1127年，他派聖殿騎士團總團長佩恩·德·休到歐洲活動，尋求羅馬教廷對聖殿騎士團的認可和招募聖殿騎士。
總團長的歐洲之行獲得了圓滿成功。1129年，羅馬教廷在法國的特魯瓦召開宗教會議。關於這次會議召開的日期，會議記錄者記為1128年。R.希斯坦德認為，由於當時法國的曆法以3月25日為一年的開端，應該將會議日期更正為1129年。
這次會議是一個里程碑，它為聖殿騎士團制訂了章程，確認了聖殿騎士團在整個基督教世界的合法地位和羅馬教廷對它的最高權威。教廷的確認進一步擴大了聖殿騎士團在歐洲的影響，並使其接受基督教徒的捐贈行為合法化。不僅如此，在1139—1145年間，教皇還授予它免交教會什一稅，甚至徵收什一稅的特權。特魯瓦會議以後，西歐社會各界的捐贈紛至沓來。捐贈的財物包括金銀珠寶、地產、莊園、磨房、城堡、教堂、各種收益權利以及地產上的農奴。西方基督教徒不斷的、虔誠的捐贈使聖殿騎士團迅速成為大封建主，為其職能的擴展提供了強大的物質後盾。
聖殿騎士團的職能逐步由維持聖地治安的警察式職能擴展到軍事職能。在特魯瓦會議召開時，聖殿騎士沒有合適的盔甲，只能穿人們捐贈的衣服;他們也沒有錢修繕自己的住所;連巡邏必備的馬匹也只能2人合騎一匹。特魯瓦會議以後，聖殿騎士團才開始越來越多地出現於編年史所記述的軍事行動中。顯然，大量的捐贈迅速加強了它的經濟實力;西方騎士的踴躍加入迅速擴充了其隊伍。1129年11月，特魯瓦會議以後不久，總團長立即帶著新招人馬返回東方，參加了進攻大馬士革的戰鬥。1136—1137年，聖殿騎士團奉命守衛從乞裡奇亞進入安條克的通道。1149-1150年，它受命守衛加沙城。大概從這個時候起，它成為十字軍國家的一支常備軍。參與聖地的戰役成為其主要任務。最初的警察式職能依然存在，但已經降到次要地位。
聖殿騎士團的兵力是人們關注的重要問題之一。根據記載，到12世紀60—70年代，它有300名聖殿騎士。到80年代則擴大到600名。如果加上軍士，聖殿騎士團擁有的總兵力可達2，600人。加上臨時招募的僱傭兵，這個數字會更大。這些兵力主要部署在城堡或要塞裡，其防衛作用得到了有效發揮。聖殿騎士團在敘利亞和巴勒斯坦地區的主要城堡有37個，分佈於地中海東岸和約旦河以西約600公里的狹長地帶，基本上覆蓋了十字軍國家的領土。
被它扶持上台的國王對它既愛又怕，自然要受它左右。由此可見聖殿騎士團在十字軍國家中的政治參與程度之深。很顯然，聖殿騎士團已經成為十字軍國家的主要決策者或者主要決策者之一。另外，從聖殿騎士團經常參加或領導與周圍伊斯蘭教國家的談判來看，它在十字軍國家的外交政策中也起著重要，甚至是主要作用。當然，十字軍國家還有其他政治力量，如醫院騎士團，意大利商人公社和地方貴族，國王也不總是傀儡。聖殿騎士團政治作用的發揮取決於各種政治力量的對比。
聖殿騎士團在歐洲也具有政治影響力。這取決於它與教皇和各國君主的關係。由於在歐洲擁有大量財產，而且還有更多的捐贈期望，它必須保持與各國君主的良好關係。為了不破壞與任何一國的關係，它必須學會左右左逢源，盡量迴避各國的國內糾紛和國際糾紛。總的來說，各地的聖殿騎士團分支機構成功地貫徹了這個基本方針。它們的忠誠和行政管理經驗也經常為各國王室所用。相當多的資料顯示，許多聖殿騎士在歐洲國家的政府中擔任重要職務。亨利三世時期，聖殿騎士開始擔任英國國王的顧問、司庫、特使、救濟品分發官等職務。聖殿騎士團的分團還經常替國王保管財物甚至玉璽。這顯示了王室對聖殿騎士團的充分信任。當英王約翰與封臣發生憲章衝突時，為了安全起見，他經常住在聖殿騎士團的倫敦分團。此間，許多國家大事都是在那裡決策。聖殿騎士團很可能在其中起了某種程度的作用。雖然如此，沒有資料顯示聖殿騎士團介入了這個時期的英國國內衝突。在法國和西班牙，我們可以看到類似的情況。法國國王經常通過聖殿騎士團的行政網絡向聖地輸送軍費。在遭到取締前，聖殿騎士一直擔任法國的財政要員。在西班牙，國王大量任用聖殿騎士為政府官員，經常利用聖殿騎士團的資源對伊斯蘭教徒作戰，顯示了對聖殿騎士團更多的倚重。聖殿騎士團被取締後，阿拉貢國王詹姆士二世和葡萄牙國王迪尼茲還利用它的殘餘資源，再造類似的軍事僧團。
可見，不捲入歐洲各國內部紛爭，維持與各國的良好關係，以服務於保衛聖地的中心任務，是聖殿騎士團的基本方針。但即使在十字軍東征期間，歐洲國家之間也頻繁發生衝突。這些衝突經常威脅著聖殿騎士團極力避免捲入歐洲政治鬥爭的一貫方針。聖殿騎士團對付這種威脅的方法就是調停衝突，化解矛盾。在英國王子與法國公主1160年的政治聯姻中，聖殿騎士團就扮演了公正調停人的角色。不過，這次調停不甚成功。英王亨利二世為了盡快得到作為嫁妝的2座城堡，提前讓王子與公主成婚——他們分別只有5歲和3歲，而作為調停人的聖殿騎士欣然把城堡交給亨利二世，從而引起法王的憤怒。調停成功的例子是教皇與英王約翰的糾紛。教皇特使與約翰的談判就是在聖殿騎士團的倫敦分團進行的。經過聖殿騎士的百般斡旋，雙方終於達成協議。
然而，教皇與德國霍亨斯陶芬王朝的衝突卻陷聖殿騎士團於進退兩難之地。一方面，它要維持與德國皇帝的關係以保護它在中歐的地產，另一方面，它要服從教皇對它的最高宗主權。它選擇了後者，從而與皇帝交惡。
雙方在聖地發生爭吵，幾乎引起火並。這說明，在複雜的國際政治鬥爭中，聖殿騎士團很難保持一貫的中立。如果說聖殿騎士團在十字軍國家存續期間是「被動參與」歐洲政治的話，那麼在失去聖地後，聖殿騎士團似乎開始積極參與歐洲的政治。
二、聖殿騎士團的金融職能
聖殿騎士團的行政網絡還衍生出一種金融職能。這主要有以下幾個原因造成的。首先，這種金融職能起源於聖殿騎士團的財務實踐。作為後方供應系統的各地分支機構負責經營本地的地產，將部分產品兌換為現金，然後將其連同糧食、馬匹以及其他戰略物資和各界捐獻的財物通過歐洲各港口輸往敘利亞和巴勒斯坦，以滿足前線需要。這使聖殿騎士團積累了豐富的財務經驗並培訓了大量的財務人員。其次，財務活動的社會化使聖殿騎士團網絡具有了金融機構的性質。歐洲的寺院團體很早就有替人保管珍貴物品和文件的先例。十字軍東征開始後，又為十字軍戰士和朝聖者提供貸款或抵押貸款服務。相比之下，聖殿騎士團的軍事性質使它在這方面獨具優勢。由於在基督教世界有大量的城堡和騎士，它能夠保證金庫的安全和採用武裝押運的方式確保運輸過程的安全。實際上，安全優勢甚至使它能夠與發達的意大利各銀行一爭高下。再次，在財務活動社會化後，它在歐洲和東方的分支機構順理成章地演變為金融網點，使其金融服務更為快捷。這種網點優勢也增加了它在金融業的競爭力。
最後，其特殊的組織原則和在金融實踐中的表現有利於樹立它在基督教世界的誠信、中立的形象。聖殿騎士團的章程規定，聖殿騎士不能擁有個人財產。一旦被發現擁有個人財產，他會受到處罰;如果個人財產是通過不正當途徑得來，懲罰更嚴厲：死後不能埋葬在聖殿騎士團的專用墓地。這種對虔誠基督教徒來說最嚴厲的懲罰大大降低了金融活動中的道德風險。根據馬修·帕裡斯的記載，曾經擔任英國大法官和攝政的哈伯特·德·伯勒在1232年受到指控。國王亨利要求聖殿騎士團的倫敦分團交出哈伯特存放在分團金庫的金銀財寶。但分團長回答說：「未經委託人允許，我們不會把受托財物交給任何人。」1250年，法王路易九世遠征埃及時被俘。為了付清埃及人要求的贖金，路易的下屬向聖殿騎士團借款。看管保險箱的聖殿騎士作出了類似的回答。最後，路易的下屬只得採用象徵性暴力，命令聖殿騎士打開保險箱。誠信和中立已經成為聖殿騎士團金融事業的信條。
聖殿騎士團的金融業務迅速發展，經營項目逐漸專業化和系統化。13世紀以後，它的網絡由十字軍的輔助服務者發展為專業的金融機構。從現存的資料看，其主要客戶是國王、貴族和教會。有十字軍研究者將其金融業務劃分為7大類。其中主要集中於托管、信貸和匯款。
除防守城堡和要塞之外，聖殿騎士團還積極參與耶路撒冷王國和十字軍的軍事行動。在較大的戰役中，它經常充當十字軍部隊的先鋒，或者與醫院騎士團並列為先鋒，或者充當後衛，保護十字軍部隊不受敵人騷擾。聖殿騎士總是衝鋒在前，撤退在後。他們的大無畏精神鼓舞了十字軍的士氣，許多歐洲騎士願意在聖殿騎士團的旗幟下戰鬥。不僅如此，聖殿騎士團在東方長期作戰所積累的經驗，它對敘利亞和巴勒斯坦地形的熟悉，都使之備受十字軍領導人重視，並在軍事決策中發揮作用。1146年，教皇、法國國王和許多教俗貴族參加了由總團長召集的聖殿騎士團高級會議。這次會議直接促成了第二次十字軍。1148年6月，總團長還列席了由德國國王康拉德、法國國王路易和耶路撒冷國王鮑德溫三世參加的軍事會議。這次會議做出了進攻大馬士革的決議。在第三次十字軍中，獅心王理查德召集的最高軍事會議由5個聖殿騎士，5個醫院騎士，5個東方基督教徒和5個十字軍首腦參加。正是在兩騎士團的建議下，英王放棄了進攻耶路撒冷的決定。大量證據顯示，除了第四次十字軍和德國皇帝腓特烈二世的東征外，聖殿騎士團在大部分的十字軍軍事行動中參與了決策。
一般來說，十字軍東征的規模龐大，但十字軍戰士終究要回到西方。脈衝式的十字軍無法久留，保衛十字軍國家的任務不可避免地落到聖殿騎士團、醫院騎士團和耶路撒冷王國的肩上。12世紀後期耶路撒冷王權衰落後，保衛任務主要落到兩個騎士團肩上。兩個騎士團成為保衛聖地的主要力量，其中聖殿騎士團的表現更為突出。它經常擔當保衛聖地的領導責任。在1291年的亞克保衛戰中，聖殿騎士團總團長威廉擔任基督教徒軍隊的統帥，指揮亞克的守軍、兩騎士團和塞浦路斯國王的部隊，共計14萬人。當大部分基督教徒軍隊將士陣亡，塞浦路斯國王帶著自己的殘餘部隊撤離後，聖殿騎士團決定投降。馬木路克蘇丹同意了，但是他的士兵卻侮辱了基督教婦女。聖殿騎士在狂怒之下重新拿起武器。最後，他們退守到總團部的木塔內，多次擊退敵人的進攻。蘇丹命令燒燬木塔。聖地的最後一批聖殿騎士被埋葬在灰燼之中，十字軍國家也隨之覆亡。
三、聖殿騎士團的主要政治活動
由於物價的變化和史料的匱乏，我們已經無法精確計算裝備一個聖殿騎士要耗費多少資源。但是，有一個比照數字：在1180年，要裝備一個勃艮第騎士需要300公頃，或750英畝土地;到1260年，由於物價特別是馬匹的價格上漲，這個數字增加了5倍。由於世俗騎士和聖殿騎士都是重裝騎兵，二者的花費應當比較接近。可見供養一個聖殿騎士的費用是相當昂貴的。如果算上軍士、扈從、僱傭兵和大量的後勤人員，維持一支常備軍的耗費十分驚人。在十字軍東征期間，一些小軍事僧團往往因實力薄弱或在某次戰役中傷亡太重而消失或放棄軍事職能，如阿拉貢南方的蒙喬伊騎士團、東歐的多布林騎士團和耶路撒冷王國的聖·拉扎勒斯騎士團。但聖殿騎士團不但發展成為十字軍國家中的主要力量，而且具有不斷再生的能力。這離不開歐洲基督教徒的虔誠貢獻。耶路撒冷國王鮑德溫二世把所羅門聖殿送給那9個騎士居住，應該是第一筆捐贈，大規模捐贈是在聖殿騎士團的建立得到羅馬教廷批准之後。特魯瓦會議前後，聖殿騎士團的創建者和總團長佩恩·德·休取道法國赴大不列顛招收新騎士，沿途接受了歐洲君主和貴族的竟相捐贈。其盛況是教皇烏爾班二世發動十字軍以來從未見過的。1131年，那法爾和阿拉貢的國王阿方索一世甚至將聖殿騎士團作為王國的繼承人列入遺囑。
聖殿騎士的虔誠和獻身精神感動了整個歐洲。當時德高望重的教會活動家聖·伯納德專門撰寫了《新騎士頌》一文，極力推崇這種集宗教和軍事職能為一身的所謂「新騎士」模式。此後，社會各界的捐贈便成為一種潮流，直至聖殿騎士團終結。捐贈者的動機是為了贖罪，或為了自己和家人的靈魂得到安寧，或受到了聖殿騎士的英勇行為的感染。西方的虔誠捐贈很快使聖殿騎士團成為歐洲的大封建主。根據13世紀編年史作家馬修·帕裡斯的記載，聖殿騎士團在基督教世界擁有9，000座莊園或領地。它在歐洲的年收入粗略估計有600萬英鎊。這些莊園以及其它財產使聖殿騎士團成為一個龐大的經濟體，為其提供了雄厚的物質基礎。
為了管理這個經濟體和招募新騎士，聖殿騎士團在基督教世界建立了行政機構。它的總部在耶路撒冷，最高行政長官是總團長;在西歐主要國家設立分團，如巴黎分團，倫敦分團等分別由分團長領導;在各諸侯國或王國再設三級分團，如英國的愛爾蘭分團、蘇格蘭分團;法國的尼德蘭分團、盧森堡分團等;三級分團之下，再設四級分支機構，直接經營本地地產。13世紀，聖殿騎士團進行行政改革，設一個西方總管，下轄兩個巡查官，分管伊伯利亞各省和英國、法國、德國的分支機構。這樣，聖殿騎士團在基督教世界建立了一個龐大的行政網絡。這個網絡由至少870個城堡、分支機構組成。它們的主要職責是管理聖殿騎士團在歐洲的財產、招收和培訓新騎士和為聖地提供馬匹、馱畜和食品。
行政網絡建成後，聖殿騎士團實際上成了一個跨國組織。它在東方保有一支常備軍，發揮著它的軍事作用。在西班牙的再征服運動中，它發揮著類似的作用。它在基督教世界擁有9，000座莊園，由大大小小870個城堡護衛。它的莊園實行封建化管理，控制著大量的農奴，每年創造出巨額收入;根據教皇的命令，它的一切產業享有免交什一稅的特權。它的年收入600萬英鎊，而當時英國王室的自營地年收入只有3萬英鎊。它還有一套職能廣泛、分工明確、等級森嚴的行政機構。根據聖殿騎士團章程，下級絕對服從上級，這造成了它的行政機構的高度集權。總團長在聖殿騎士團網絡內的至高無上的權力令歐洲任何一位君主羨慕。所有這一切都使聖殿騎士團不僅能夠充當保衛聖地的主力軍，而且使它在基督教世界成為舉足輕重的力量。
在十字軍國家中，聖殿騎士團在不同時期扮演著不同角色。在早期，它的政治活動基本上是保守的。國王鮑德溫二世決定把聖殿騎士團納入自己的政府系統，是因為他看到了它的發展潛力：它的特殊的職能和宗教熱情更能吸引西方的支持。因此，聖殿騎士經常被國王作為特使派往羅馬和歐洲各國。顯然，在處理十字軍國家與西方的關係時，聖殿騎士團比國王的封臣更具優勢。由於擔負著保衛聖地的職責，騎士團參與十字軍國家政治活動逐漸成為一種慣例。大量史料顯示，聖殿騎士團和其他軍事僧團的領導人、耶路撒冷宗主教和各地的貴族是王國高層會議的常規性參與者。這個時期，聖殿騎士團在軍事上和政治上還是能夠與國王保持一致。而國王也樂於將更多的城堡和土地的防衛責任放到聖殿騎士團肩上。由於聖殿騎士團在聖地的軍事作用越來越大，國王對它的依賴也越來越重，結果是，它的獨立性開始萌發。到12世紀60和70年代，它已經敢於公開與國王抗衡。當國王阿馬裡克一世意識到聖殿騎士團的獨立傾向會破壞王國的政策時，就採取干預總團長選舉的辦法控制它，但是他去世以後，十字軍國家再也沒出現過強有力的君主。王權開始不可逆轉地衰落了。與此同時，作為聖地主要軍事力量的聖殿騎士團的政治實力急劇上升。從此，它便深陷於十字軍國家的內部政治鬥爭中，並成為其中的決定性因素。1186年，它的總團長甚至強迫醫院騎士團交出存放王冠的金庫的鑰匙，親自安排了王位繼承。
托管是聖殿騎士團的基本業務。有資料顯示，教俗貴族和國王經常將金銀、珠寶、遺囑、甚至條約存放在聖殿騎士團的金庫裡。1204年和1205年，英王約翰將玉璽和王冠寶石寄存於倫敦聖殿分團。次年，他又將坎特伯雷大主教的教堂金銀器皿存放於此。1261年，與封臣發生糾紛的亨利三世認為將這些物品存放於巴黎聖殿分團更安全，遂將其移送巴黎。3年後，亨利就是用這些物品作抵押貸款，組織力量對付叛亂的貴族。在巴黎，法國諸王將珠寶存放於聖殿分團長達一個世紀之久。1259年，路易九世將與亨利三世締結的條約原本存放於巴黎聖殿分團。教皇也經常將聖殿騎士團作為財物存放地。1220年，他命令他的英國特使將從英國徵收的稅款送往巴黎聖殿分團存放，然後，從東方的聖殿分支機構支取這些錢財。
聖殿騎士團的信貸業務為經常捉襟見肘的歐洲君主和教會提供了便利。英王約翰多次從聖殿騎士團貸款以支付士兵的薪水。1216年，著名的克呂尼修道院曾從聖殿騎士團貸款還債。法王路易七世和路易九世都曾從聖殿騎士團獲得巨額貸款。其中，前者的貸款數目如此巨大，以至於差點引起聖殿騎士團的破產。這兩位國王都是從東方的聖殿總團貸款，然後在巴黎分團還貸。由此可見聖殿騎士團的網絡優勢。為了貸款便利，許多客戶在聖殿分支機構開立短期帳戶或長期帳戶。巴黎分團的流水帳顯示，在法國王太后1242年開立的一個帳戶中，清楚地記載了太后為準備聖燭節而存入和支出的資金。英國國庫年表顯示，1220—1259年，亨利三世在英國聖殿分團開立了長期帳戶。其中的存、取金額相當大。最大的存款額發生於1240—1249年，高達1.5萬英鎊，最大的取款額發生於1250—1259年，高達9，500英鎊。這些存、取款金額占王室年收入的1/3左右。
在長期的金融實踐中，聖殿騎士團的財務人員還採用了在當時十分先進的複式簿記方式和匯票取款方式。由於路途遙遠和安全狀況較差，十字軍戰士在東征時往往不願意攜帶現金。為了解決十字軍的實際困難，聖殿騎士團採用了一種本地存款、異地取款的方法。人們可以持聖殿騎士團分支機構開具的書面憑證到另一個分支機構取款。這種書面憑證實際上就是現代銀行所使用的匯票。這表明聖殿騎士團的金融職能已相當專業化了。
應當指出的是，雖然有史料記載的聖殿騎士團的客戶以王室和教皇為主，但是不能據此認為社會中下層與聖殿騎士團較少業務往來。在法制不健全、諸侯戰爭頻繁的黑暗時代，要求聖殿騎士團保密應該是中小客戶保護私有財產的本能反應。他們的財物托管和帳戶往往在他們本人出事以後才引起史家注意，比如上文提及的哈伯特一案。金融服務會給聖殿騎士團帶來一定的成本支出。但現存史料沒有任何它向客戶收取利息的記載。從中世紀基督教會對利息的態度看，聖殿騎士團很可能是不收取利息的。1145年，教皇還明令禁止對十字軍戰士收取利息。作為教皇直屬組織的聖殿騎士團應該不會違背禁令。不過，它可以從本地存款、異地取款業務中取得匯率收益，從抵押品經營中取得收益，或在事前、事後得到一些捐贈，以此彌補金融業務的成本支出。除了托管、信貸和匯款業務外，聖殿騎士團還時常從事委託徵稅、押運稅款、代為支付、交割見證等金融活動。
至於聖殿騎士團作為銀行家在12和13世紀的歐洲金融業的地位，由於聖殿騎士團的檔案已經丟失，僅憑支離破碎的旁證材料很難對之進行全面評估。但總體上可以說，第一，它遍及基督教世界的網絡的托管、異地存、取和信貸業務為十字軍戰士和君主提供了便利條件，從而促進了十字軍的發展。第二，它在歐洲和東方的金融活動十分頻繁。但是，其金融地位應該難以超越意大利商人和銀行，因為後者在地中海商業、金融業和運輸業中佔據著顯而易見的主導地位。第三，它雖然在金融活動中採用了當時先進的複式簿記方式和匯票，但也不能過高估計它對金融業的貢獻。因為「在近代商業生活中，我們所看到的制度，像領事，商業法院，海上法，匯劃票，銀行，股份公司以及後來的商業公會這一類，都是在十字軍時期或不久以後從意大利商業城市中產生出來的」。
綜上所述，聖殿騎士團是歐洲十字軍運動的重要組成部分，它積極地參與了十字軍的戰役和軍事決策。在十字軍離開後，它是保衛聖地的主要軍事力量之一。它對十字軍國家和歐洲政治施加了不同程度的影響。它遍及歐洲的行政網絡除了服務於東方的軍事行動外，還衍生出了金融職能，從而使其在十字軍東征時期的地中海商業和金融業中佔有一席之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