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希臘城邦的性質是什麼？城邦的政治制度和對外政策又是什麼？
希臘城邦是古希臘一種政治共同體，以城市為單位形成自治國家。感興趣的讀者可以跟著小編一起看一看。
城邦制的起源城邦社會初步形成於公元前八世紀，是一種特殊的社會、政治組織形式，城邦由一座城市和其毗連的村鎮地區構成，是自治、自主的政治團體。
從某個歷史時刻，希臘人開始將自己視作某一個城邦國家的公民而非原始部落政治實體的成員，修昔底德在《伯羅奔尼撒戰爭史》中借尼西亞斯之口，講出「城邦就是人，而不是城牆也不是沒有人的船艦」，揭示城邦發展變化後逐漸弱化了血緣和地緣影響，進一步成為公民社會，成為擁有特權和承擔義務的公民共同體的過程。
一、希臘城邦的性質
城邦的界定揭示了兩個固有的性質，一是城邦的城市與農村地區的相互依存關係。部分學者將城邦稱作「Polis」而非「City-state」正是出於這一考慮，古希臘城邦的城市中心用於商業、公共宗教活動和政治集會，農村地區是其發展的經濟基礎，二者不是對立而是相互依存的關係。
二是城邦是一個在「性別」和「國籍」上具有強烈排他性的政治團體，幾乎所有的婦女和外邦人都被城邦政治生活所排斥，但他們仍是城邦其餘公共生活的重要組成部分。值得注意的是，城邦的公民權既與社會生產的經濟權利相關，也與公民兵制度下的軍事義務相關，成年男性公民通過城邦政治制度設計的不同形式參與城邦公共政治生活，體現自身意志，履行公民權利和義務。
城邦的基本要素在黑暗時代晚期就已經具備，其形成的過程則體現了政治、經濟、宗教各方面動因的合力。以地域劃分的氏族社會在「荷馬時代」就已形成，與此同時，公民大會和元老院制度也逐漸在氏族政治生活中產生，但直到公元前八世紀才進一步產生政治聯合，進而形成城邦。城邦範圍內各地區政治統一的過程稱之為「村鎮聯合」，是指同一德莫內的城市、鄉鎮和村莊接受同一政治中心的過程。
各村鎮放棄自己發展的自治權利，轉而將中心城市認同為自己的政治身份，如阿提卡地區的人民將自己視作雅典人。各城邦在這一政治進程下面臨的狀況並不一致，主要是在政治聯合進程的手段和村鎮聯合的範圍上有所不同。手段上看，科林斯所在的地峽地區和麥加拉所在的麥加利亞地區以平靜緩和的狀態進行聯合，但斯巴達早期對阿密克利以及後續的拉科尼亞和美塞尼亞地區的合併則是以武力手段進行統一。
此外，「村鎮聯合」後形成的城邦可能並不完全佔據整個地區，例如阿爾戈斯城邦並未統一阿爾戈斯地區，在伯羅奔尼撒半島東側的阿爾戈斯平原外還有一批規模較小的獨立城邦存在，即便在阿爾戈斯平原內部也存在部分自治地區。
另外一個著名的例子是彼奧提亞地區的底比斯城邦，底比斯固然強大，但在古典時期歷史的大部分時段中其只控制了自己相鄰的地區，該地區還存在其他十個獨立的城邦，這與早早完成政治整合的阿提卡地區形成了鮮明的對比。
早期城邦可以按照形成過程劃分為三類，第一種是在氏族社會自然解體和重塑過程中完成地區整合和政治重塑，後續通過一系列內部政治鬥爭和改革確立自己的城邦政治體制，如雅典。
第二種是在「村鎮聯合」階段就通過征服和擴張的手段來緩解統治階級的內部矛盾，將有地貴族間的矛盾轉化為城邦公民與週遭地區部落的矛盾，在階級對抗的過程中逐漸形成和完善城邦政治體制，如斯巴達。
第三種是殖民活動產生的城邦，希臘的殖民城邦與母邦之間的聯繫較為鬆散，這類城邦的政治體制先是發源於母邦，但隨後受到外部世界影響或是自身發展過程中的特殊環境可能會發生顛覆性變化，在初期發展之後就不再受制於母邦，如科西拉和科林斯這樣發生戰爭和利益爭奪的城邦也屬於正常情況。
需要注意的是，除了實行城邦制的地區，希臘世界的較多地區還處在部落制時代，這些地區沒有產生中心市鎮，也沒有經過正式的政治聯合過程，彼此之間以地緣聯繫或血緣關係構建，或是在宗教公共生活上有密切關聯而形成的部族聯合，組成形式則不固定。
這些部落與週遭的大城邦產生政治聯繫的同時保持自身高度的獨立自治性。隨著「村鎮聯合」的深入，人口增長、資源緊張、生產力發展與財富擴大、與周邊地區的緊張關係都對城邦組織和管理體制提出了挑戰，這與之前數個世紀的小規模爭鬥不同，調動更大規模戰爭所需的人力和資源都成為新的命題，城邦開始需要對外擴張和一種更為精細高效的政治管理模式。
社會經濟的發展和土地資源的有限性造成了兩種緊張，一是城邦內部階級差距不斷擴大，有地貴族和無地平民間矛盾較為突出。二是城邦間關係複雜化，對外征服和結盟導致地區局勢複雜，戰亂不斷。自公元前八世紀起，古希臘各城邦走上了各自的發展道路，在政治改革和勢力穩定的過程中出現了很長時期的混亂，實行不同政治體制的城邦間對立傾向增大。另外一方面，母邦之間的矛盾逐步擴散到各殖民地間，造成了廣泛意義上的爭鬥和對立。
二、城邦政治制度和對外政策
古希臘城邦大多經歷了從王制到貴族制和民主制的變遷，政體對於每個城邦而言不是單一標籤，寡頭制的城邦可以含有民主色彩，民主制的城邦中也可由保守貴族實際制定政策。隨著城邦經濟發展，有地貴族階層逐漸擴大，他們實際負責制定城邦發展的政策。貴族制度取代王制在黑暗時代漫長的發展過程中開始萌芽，在公元前八世紀這一階段迅速成熟，許多城邦又在接下來的三個世紀中發展出了民主制度。
黑暗時代古希臘的王制與東方傳統意義上的中央集權不同，在黑暗時代晚期國王或是氏族首領的實際權力就已經限於在軍事和宗教領域，並被進一步分割和褫奪。為了強化氏族貴族的特權，通過一系列制度創設，管理城邦的專業行政官員逐漸由任命改為提名選舉，由終身制改為任期制，但候選人有財產或是出身的嚴格限制，城邦的政治權力集中在議事會(元老院)和公民大會手中，主要是前者，在早期行政的實際操作層面後者發揮的作用要弱於前者。
元老院的成員都是經驗豐富的貴族，往往對現任的執政官也能施加巨大的壓力，如斯巴達的元老院，兩位國王是當然成員，剩餘的二十八位元老往往也直接影響甚至改變國王的決策。可以看出，在城邦形成的早期階段，其政治體制帶有濃厚的氏族貴族色彩，這一現象還要延續很久。
隨著經濟發展和階級矛盾的進一步擴大，平民財富的積累導致新的更廣大階層的出現和舊有階層的分裂，城邦的政治制度也隨之發生改變，城邦需要一種能夠更合理展示內部階層權勢分配格局的體制。在這個鬥爭過程中原始貴族體制逐漸轉變為寡頭制、僭主制和民主制等多種形態的政治體制，王權被限制之後貴族權力也逐漸被限制，在一些城邦中貴族統治被推翻，建立了民主政治。
斯巴達作為著名的「僭主殺手」，多次終結了半島其他城邦的僭主制，在克裡奧美涅斯時期還協助推翻了雅典的庇西特拉圖家族，其保守的貴族制強化了政治情感偏好，即對僭主或民主政治抱有極大仇視，在自身發展過程中謀求顛覆這些政權。
貴族制和寡頭制政體一般政策較為保守，以維護統治階層特權為出發點，民主制政體初期較為脆弱，但隨著民主改革釋放大量政治紅利後一般實行積極的對外政策，謀求推翻保守寡頭統治，這加劇了城邦間鬥爭。早期城邦對外政策中最重要的是「殖民運動」。
一般意義上認為殖民運動是由於希臘本土城邦的人口增長和土地資源緊張，迫於經濟壓力和自然發展的需要而對外殖民，而顧准先生在《希臘城邦制度》一書中闡明一個觀點，即古希臘城內部資源緊張和發展的需要。這個觀點得到一些考古學佐證，如發掘的部分殖民地城邦與母邦簽訂的「條約」寫明了開拓者的身份，證實了在殖民過程中是氏族貴族而不是那些失地平民擔任主要領導者，殖民是母邦有計劃組織的開拓行為，但參與者的身份可能是多樣的。
海外殖民過程大大緩解了希臘本土城邦發展過程中的內部矛盾，促進了希臘世界整體的經濟發展，加強了希臘本土和小亞細亞地區、意大利和西西里的貿易聯繫，也開拓了新市場，殖民城邦的政治變革也反饋回希臘本土，對希臘部分城邦平民勢力的發展起到了很大幫助。不同階段城邦的殖民策略不同，最早開始海外拓殖的城邦多是商貿發達的城邦，如科林斯和麥加拉，謀求經濟利益和海外市場，補充金屬以及埃及、近東地區製造的奢侈品。雅典也是典型的海洋貿易城邦，但其於公元前五世紀建立安菲波利斯和圖利的用意卻更多考慮勢力範圍的拓展和戰略要道的保護。
斯巴達則除了塔拉斯之外幾乎沒有建立殖民城邦，而是用征服整合週遭地區的方法解決人口和土地問題。城邦政策的另一個重要組成部分是城邦與週遭地區城邦的關係。顧准認為城邦發展經歷了「本土化」和「集團化」兩個過程。一開始斯巴達在伯羅奔尼撒半島上實行兼併和對外擴張政策，直到出現久攻不下的提蓋亞，斯巴達的對外政策轉變為「結盟政策」。
在鉗制阿爾戈斯、應對潛在波斯威脅和自身發展的需要下迅速發展成希臘世界第一個地區同盟——伯羅奔尼撒同盟，加盟諸邦不需要貢賦，僅在戰時結為同盟，由斯巴達人擔任聯軍統帥。
結語
城邦在完成本地區政治整合，成為集團領導者後就進入與其他集團對抗從而爭奪希臘世界領導權的過程，這一歷史進程直到希波戰爭後才正式開始。希波戰爭後，城邦間關係進入了新時期，聯繫更為緊密，手段也更為多樣，對抗的烈度也隨之加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