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著名的軍事家，曾擔任德軍總參謀長並策劃了第一次世界大戰
赫爾穆特·約翰內斯·路德維希·(1848年5月25日-1916年6月18日)，俗稱小毛奇。他在梅克倫堡-什未林出生，取名為赫爾姆特·馮·毛奇，與統一戰爭英雄的伯父同名。普法戰爭時，他參與擲彈兵第七旅，因英勇作戰而著名。
1875至78年，他入讀戰爭學院，在1880年加入參謀部。1882年，成為作參謀部長的伯父之副官。1891年伯父去世後，他成為威廉二世的副手，加入皇帝的權力核心。1890年代末，他先後領導旅和師，最後於1902年升任中將。在俄國革命和德法在摩洛哥問題上日益緊張的陰雲籠罩下，小毛奇於1906年1月1日登上軍隊總參謀部參謀長的寶座。自1904年，英國和法國在相互諒解的基礎上劃定了各自在非洲和南亞的勢力範圍，兩國軍事協商制度的建立標誌著英法聯盟的締結。以德軍總參謀部為樣板經過改革的英國總參謀部，曾試圖與比利時總參謀部進行接觸。比利時的中立是由各大國保證的，如果各保證國內部對此發生爭吵，如果當被保證的對象作為軍隊的通道或工業區具有重大意義時，那麼比利時其實就成了一個驗證這種中立價值的範例。德英在海上展開了激烈的軍備競賽。但在德國國內面臨著一系列無法解決的社會問題，譬如因反對現行的半君主立憲制而形成的社會對立;民主、傳統、王侯專制主義和軍事力量之間的不和。赫爾穆特·馮·毛奇靠著他偉大叔父的聲望，帶著人們出於一種神秘感而對他的尊重，顧慮重重地接受了皇帝的委任。他曾捫心自問，自己能否勝任這一偉大任務，能否維護先人留下的思想遺產。小毛奇出生於1848年的革命年代，其父阿道夫·馮·毛奇是老毛奇的二哥。小毛奇曾先後在普魯士近衛軍和總參謀部服役，自1882年任其叔父的副官。在此期間，他接受了大量正規的總參謀部訓練，接觸了大量部隊實踐。這個健壯高大、長著一副寬大肩膀的人，待人和藹，舉止端莊，他與施利芬不同，他具有極為廣泛的興趣愛好，因此極受皇帝的寵信。此外，在宮廷中一個人的外部儀表即所謂的「堂堂的軍人形象」也起著重要作用，至少威廉二世是這樣看的。皇帝還深信，總參謀部由第二個「毛奇」領導，會在世界上產生極好的印象。
施利芬曾說過，統帥不是任命的，而是天生的—這句大話是施利芬針對自己說的。毛奇覺得自己生來就不是當統帥的料，他像決定命運的1866年時的奧地利總司令路德維希·馮·貝內德克一樣，對自己的任命顧慮重重。在皇帝面前他恭順得像一個小兵。然而，小毛奇在與皇帝的交往中要比他的先輩們精明得多，他並不是一個簡單盲目順從的士兵，也不是一個普通意義上的宮廷侍臣。他向皇帝提出了一個先決條件，使皇帝及其侍臣們為之瞠目。他接受這一職位的前提是，自他上任之時起，皇帝不得介入任何軍隊指揮問題，包括總參謀部的大型圖上作業或皇家演習。這大大出乎威廉二世的意外，沒想到這個「尤利烏斯」 ( 即古羅馬獨裁者蓋烏斯·尤利烏斯·愷撒)，皇帝習慣這樣稱呼小毛奇，竟然以這種方式將他逼進死胡同，但他還是屈從了。
總參謀長這一職務對小毛奇而言可謂千斤重擔，因為在偉大先人的豐富遺產面前，他自慚形穢。在培養總參謀部軍官的工作中，他不想讓任何不熟悉軍事情況的人介入。也許他也看到了，皇帝在人品方面可以贏得人們的尊重，但在軍事上卻是個門外漢。如果說皇帝已經是一個性格複雜、神經敏感的人，那麼毛奇的性格就更加複雜和敏感。在他當面對國君提出的條件中還有一個要求，即他在接任總參謀長之職前，還想以軍需總監的身份獨立自主地領導1905年的大型秋季演習，這其中含有幾分驗證自我的意思。根據施利芬的評價，演習的結果自然是出色的。小毛奇在上任之初遇到一些困難之後，便以驚人的速度熟悉了他所肩負的繁雜工作，其地位也與日俱增。之所以能如此，是因為他繼承的是一個超群絕倫的、打上施利芬烙印的機構。。
生活在威廉時代的小毛奇深深感到許多事情已變得虛偽和空洞，因此他以忘我的勤奮和永不懈怠的自覺性致力於總參謀部的工作。在最初幾年，總參謀部仍準備在東線採取行動，後來，每年都對進軍西線，以及法、比、英、俄軍的現狀及其對德東西部要塞體系發動進攻的可能性進行反覆研究，並由此得出新的結論。對法比軍隊的估計極為準確，法國鑒於其不斷增長的兵力而從防禦戰略到進攻戰略思想的巨大轉變，絲毫沒有逃過柏林總參謀部的眼睛。英國軍隊為準備一場在歐洲大陸的戰爭正進行改組，對這支軍隊無需給予過高評價;對於大英帝國其他成員國軍隊(比如印度軍隊)參戰的問題，可以根本不予考慮。使他們感到驚訝的倒是，俄軍在對日戰爭失利和經過革命動盪後居然如此迅速地恢復了元氣。在武器技術和軍隊裝備方面，在20世紀頭十年主要是出現了新型機槍、新型機動超重型炮兵以及內燃機在陸上車輛和飛機上的應用。 在所有文明國家的軍隊中，新型技術部隊相繼出現，如電報分隊、通信分隊、發光信號分隊、自行車營、飛艇部隊、航空部隊和汽車部隊等。機槍已普遍成為步兵武器。德國軍事航空除系留氣球之外，正在試驗「策佩林伯爵」號 ( 譯註：舊譯「齊柏林」號。 )飛艇在軍事上的應用。自一架飛機橫渡英吉利海峽試驗成功之後，小毛奇認識到未來使用作戰飛機和偵察飛機的可能性。當然，對裝備及其購置問題，總參謀長的意見並不起決定作用。主管該項事務的是普魯士戰爭部，而要想得到相應的撥款必須經過國會的批准。
毛奇的這一新想法肯定會招致後來毛奇的批評者對他的指責，說他對施利芬計劃打了折扣。老的「偉大計劃」有一部分內容已經過時，但是條件也已經發生了變化。參加制訂毛奇計劃的魯登道夫—普魯士總參謀部最後一位具有傑出戰略頭腦的人—認為這個計劃是好的，第一次世界大戰後做出同樣評價的還有著名軍事理論家，總參謀部第3處(法國處)處長馮·庫爾將軍。一切都取決於付諸實施，如庫爾將軍所說的，取決於在關鍵時刻實施「指揮的藝術」。保羅·馮·興登堡曾說過，總參謀部勤務純粹就在於將理智運用於適當的時機。總而言之，對於能洞察整體的人來說，指揮藝術和鎮定自若則顯得更為重要。需要的是在巴塞爾-亞琛地域部署六個集團軍，並排定其先後機動順序。小毛奇能否勝任這一重任，戰前無人能做出肯定回答，但也沒有人否定。毛奇也沒有放棄速戰速決的思想，短期戰爭的魔力使他著迷。他曾多次說過，無論如何必須爭取實施機動戰，必須進行會戰，而絕不能發展成為陣地戰。，在某些事情的運作上毛奇要比施利芬更正確更理智一些。毛奇努力與海軍司令部協調陸海作戰計劃，並督促海軍艦隊立即投入作戰，但並未見效。同時，還恢復了與維也納奧匈帝國總參謀部及其總參謀長弗蘭茨·康拉德·馮·赫岑多夫元帥的聯繫。維也納已大體上知道，德國在兩線戰爭中將首先在西線迅速奪取勝利。
1911年，毛奇因膽病第一次病倒，由此關於毛奇即將被迫離職的謠傳四起。第二年，第一軍需長馮·施泰因將軍因過於遲鈍而被解職，由瓦爾德澤伯爵元帥的一位親屬格奧爾格·瓦爾德澤中將接任。人們對他的評價是，與其說他是一名高級參謀軍官，倒不如說像一名外交官。在這種狀況下，在為增加軍隊數量的鬥爭中，一位在總參謀部內一直默默工作的人走向台前，這就是第2處(德國處)處長魯登道夫中校，一位傳播戰爭「真實形式」的信徒。他在後來的著作中指出，戰爭不是政治的手段，相反政治卻是戰爭指導的手段。他口頭上說這是為了完善克勞塞維茨的學說，實質是對克勞塞維茨學說的一種反駁。威廉時代政治思想的貧乏，正適合了軍事措施乾脆可以代替政治決斷這種論調的滋生。對暴力的推崇，認為和平只是兩次戰爭間的間歇，一切手段都應服從於作戰，均是軍國主義理論的寫照。
1914年7月毛奇因治療膽病和輕度肝腫大來到卡爾斯巴德，醫生說雖然他已年屆67歲，但仍可正常活動。7月21日，他在這裡給他夫人的一封信中寫道，他想和魯道夫·施泰因談談心，但由於政治形勢的變化他逐漸變得憂心忡忡。幾天後他返回柏林。此時，烏雲驟然籠罩天空，塞爾維亞給奧地利的答覆實際上只是一張空頭支票，而在柏林人們還生活在一片和平與寧靜之中。1914年7月28日，毛奇突然感到形勢已無可救藥，一場大戰勢在必行。他起草了一份對政治形勢判斷的呈文。他寫道，他的最大憂慮是敵國可能將宣戰的罪責推到德國身上，從而使以後德國破壞比利時中立背上一個臭名昭著的名聲。毛奇認為，只要俄國沒有介入，奧地利-塞爾維亞衝突在某種程度上只是維也納和貝爾格萊德之間的私事。自7月26日，俄國開始在軍事上採取防禦措施，次日法國也步其後塵。1914年7月31日，當俄國勸說維也納在塞爾維亞問題上採取妥協態度的努力失敗後，俄國實施了動員。毛奇、帝國海軍部國務秘書阿爾弗雷德·馮·提爾皮茨海軍大將和軍需長瓦爾德澤伯爵，就法國動員後立即通過比利時向塞納河流域突擊的問題進行協商。毛奇和瓦爾德澤此時已經在考慮迅速啟動其進軍計劃的問題。帝國宰相特奧巴登·馮·貝特曼·霍爾維格表示反對，他認為只要法國不宣戰，就不應染指比利時。
年復一年不斷進行研究和完善的動員和開進，如同一部龐大和運轉自如的機器一樣啟動了。在巴塞爾和克雷菲爾德之間展開7個集團軍，與在上萊茵實施掩護任務的部隊一起共計160萬人。5個集團軍和2個騎兵軍已做好通過盧森堡和比利時的準備，2個集團軍集結於阿爾薩斯和洛林。1個預備隊軍部署在石勒蘇益格-荷爾斯泰因，以防英軍可能的登陸。在正面，法國已將5個集團軍部署在勃艮第運河與阿登之間地域，隨時待命出發，此外還有比利時集團軍和英國準備用於在北非登陸的遠征軍。在東線，第8集團軍擔負掩護東普魯士的任務，該集團軍司令是馮·普裡特維茨·翁·加夫龍大將，參謀長為第一軍需長瓦爾德澤伯爵。奧地利主力在加利西亞展開。俄國將兩個強大兵團——涅曼集團軍和納累夫集團軍，集中部署在東普魯士，第三個集團軍集結在華沙地域，共同對付加利西亞的奧軍。
從比利時接連傳來勝利報告，德軍已迅速突進到布魯塞爾地域。1914年8月20日，法軍總司令約瑟夫·霞飛將軍決定採取一項措施，也就是阿爾弗雷德·馮·施利芬曾說的這是敵人給他的最大的「幫忙」。霞飛以其一部兵力突入德軍預先設置在比利時-法國北部的包圍地域。1914年8月21日和24日，戰爭的命運掌握在了德軍第1、2、3集團軍司令部手裡，他們擁有100個營和1044門火炮，在人員和裝備上均優於敵人。右翼的第1和第2集團軍集中由馮·比洛大將(第2集團軍司令)指揮。比洛曾做過施利芬的軍需總監，是普魯士軍隊中傑出的戰術家。他的參謀長馮·勞恩施泰因少將是一個有哲學頭腦的人，但他的身體像毛奇一樣欠佳。1914年8月25日，作戰處長塔彭中校指出，6周後「整個事情」就將完結。然而，會戰在瑞士與比利時之間地域艱難推進。馮·毛奇考慮的要比塔彭實際一些。在由科布倫茨向盧森堡的開進途中，他於8月末在皇家專列上對海軍內閣首腦馮·米勒海軍上將說，法國人可以被擊退，但還不會被擊敗，打敗他們還需要一段時間。他只下達少量命令，對戰事進程實施概略性指揮。對此，野戰鐵路官格勒納中校認為，大本營在精神上已麻木不仁。此間，俄國對東普魯士的進攻給德國造成了威脅，毛奇準備從西線分出6個軍到東線。
8月27日，如同一扇旋轉大門似的德軍大部隊已突擊到法國北部塞納河流域的深遠地域，還有10個行軍日便可到達巴黎。毛奇決定，只抽調兩個軍到東線。由於部隊強烈的進攻慾望，以及對作戰缺乏協調，致使進攻行動變得支離破碎。計劃在右翼外延構成進攻重點的企圖沒有達到預期程度。當右翼已變更部署之後，由阿爾薩斯向此調動部隊的命令才下達。當法軍總司令霞飛認識到有被德軍超越的危險後，決定主動後撤，並準備當德軍的機動未取得成效前，重新部署部隊，後發制人，再向德軍發起進攻。當人們獲悉，德軍重騎兵已接近巴黎時，巴黎城內一片驚慌。為謹慎起見法國將政府遷至波爾多。但是毛奇已查明，並沒有跡象表明敵軍已全面崩潰。1914年8月29日，毛奇從科布倫茨寫信給他的夫人說，在大本營內還沒有人認識到形勢的嚴重性，皇帝沉浸在一片歡呼聲中，毛奇對這種聲音恨之入骨。1914年9月4日，國務秘書黑爾弗裡希聽他說過：「我們不想自欺欺人，我們是取得了戰果，但還沒有取得勝利。所謂勝利是說消滅了敵人的反抗力量。如果敵人有百萬大軍，那麼勝利者就會有戰俘。我們的戰俘在哪裡?」
1914年9月5日，毛奇派情報處長亨奇中校到右翼的第1、2集團軍司令部察看戰情。毛奇擔心的是英軍在佛蘭德登陸，以及在裡爾地域集結的法國本土陸軍的介入。由於馮·克盧科大將指揮的第1集團軍過於靠右，而第2集團軍向前突擊的方向又太左，致使兩軍之間出現一個缺口，要填補這一缺口只有使用強大的統帥部騎兵預備隊，但在使用中又出現失誤。與塔彭那種毫無顧忌的樂觀主義相反，亨奇傾向於認真對待每一個困難。毛奇還是更喜歡嚴肅謙恭的人。亨奇發現，第1、2集團軍正處於十分危險的境地。重要的是需要總參謀長以其魄力親自介入右翼的戰事。正當霞飛實施他的「主動撤退」行動時，巴黎軍事政府的約瑟夫·加利埃尼將軍自作主張將其步兵搭載汽車投入前線—這是戰史上首次使用摩托化部隊的戰例，並組織已受嚴重損失的第5集團軍向德軍第1集團軍翼側和背後發起突擊。這一行動開始付諸實施，突擊德軍缺口的任務只有由英國騎兵來擔負。亨奇中校的悲觀主義同塔彭的天真幼稚一樣缺乏合理性，他說部隊也不得不奮戰到底。1914年9月8日，毛奇在與其各處處長早晨會商時決定，再一次向各集團軍派出一名全權代表。儘管政治處推薦了精力充沛的馮·多梅斯上校，但毛奇還是選擇了亨奇，因為他已熟悉情況。
1914年9月14日，軍事內閣首腦馮·呂克爾侯爵大將告訴他，說皇帝陛下認為他繼續指揮作戰對他來說將是一件過於痛苦的事。接任他的將是戰爭部長馮·法爾肯海因中將。上述兩位人物在毛奇眼裡都是不受歡迎的人。，毛奇要進行自我防衛。他與法爾肯海因一起晉見皇帝並向皇帝進言，在經過一次失敗後便更換總參謀長，這將給世人留下一種不好的印象。皇帝便說，那就讓法爾肯海因行使軍需總監的職責吧。性格粗暴的法爾肯海因當即提出異議：他只有在掌握全部行動自主權時才能指揮作戰。毛奇表示同意。也正是在這一周，他的膽病再次發作，後來毛奇將這一周稱為「殉難周」。1916年6月18日，一戰尚未結束，這位陸軍大將抑鬱而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