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生活有關的哲理故事

來北京闖蕩的女孩

一個女孩，高中畢業後，隻身一人來到北京闖蕩。18歲的她，沒有像樣的文憑，自然在北京也就找不到什麼好的工作。好不容易托老鄉找到了一家小店，在那裡做打字員，一個月400元，包吃、住的地方離得不算太遠，騎自行車40分鐘的樣子，是和幾個老鄉一起住在一間地下室，一張床鋪一晚8元。

　　除了打字外，她幾乎沒什麼別的事做。她從家裡帶來的書還是高中念的英語書。沒事就拿出來翻。書的邊上都起捲了。她閉著眼睛從書的最後都能背到最前一頁。就這樣，她攢了一年的錢，終於夠上個英文班。同屋的老鄉笑話她，“你這麼學根本是沒有用的。有多少人是科班出身？公司裡的人又不是傻子，放著科班出身的畢業生不要，要你？”她什麼也不說，只是笑笑。

　　她一邊打工，一邊上學。六年中，工作換了很多個，待遇越來越高了，開始400元，接著是600元，不久800元，跟著1200元，然後升到1500元，她的英文也由一級提高到二級、繼而三級，最後是四級和六級的證書也拿到了手，並且已經能和老外交流了。最近，她又換了工作，在一家外企，月薪6000元。她搬出了從前住的那個地方，與另一個女孩合租了一套兩室一廳的房子。不久，她認識了一個和她公司有著業務來往的部門主管，小伙子也是外地人，畢業後獨自留在北京打工。

　　後來，他們結婚了，並買了自己的房子。

　　她那天上街碰到了曾經和她一起住在地下室的老鄉———老鄉還是住在那裡，老鄉說一切都沒有什麼變化，只不過是自己周圍床鋪的人一年年都不同了。

　　 （摘自《醫藥保健》8月號作者徐瑋）

狼不是孩子的榜樣

老方在6月29日《長沙晚報》撰文說，近日，報載深圳市一小學在校園內設立狼群雕塑，“本意”是要將東方傳統的“羊”教育模式引導到西方“狼”道上來。

　　建這個雕塑，校方似乎是經過深思熟慮的，想用“個性張揚、敢於挑戰、不斷超越”的“狼”性取代孩子們身上“溫文爾雅、逆來順受、安於現狀”的“羊”性，希望孩子們“學會合作，能成為有思維、有智慧、能解決問題、體格強壯的人。”

　　那張牙舞爪、爭先恐後嚎叫著撲向獵物的狼群雕塑，容易令人產生生理厭惡。筆者實難找出其“個性張揚、敢於挑戰、不斷超越”的優點來。

　　在校園中，將狼這一非善動物突顯出來，對世界觀、價值觀尚未成熟，且並沒有多少判斷力、審辨力的孩子們來說，是一種倫理的道德的災難：狼外婆的故事只怕要重新改寫了。

老虎與老鼠的故事

老鼠和老虎恰恰是動物界的兩個極端，一個是最弱小的，一個是最強大的。奇怪的現象出現了，最強大的老虎種族一蹶不振，瀕臨滅絕，而最弱小的老鼠種族卻日益昌盛，人丁興旺。很多年前，國家為保護老虎，制定法律，把它們列為一級保護動物，可是它們卻總也不見多起來。而老鼠在50年代就被列為“四害”之一，是全民共誅之全黨共討之的禍害，幾十年過去，它們不僅沒有給消滅，近年來卻愈加猖獗。法律在這裡體現了它的局限性。最最讓法律尷尬的是在中國牡丹江市橫道河子貓科動物研究所，那裡的72隻老虎因為國家頒布了虎骨不准入藥的法令之後，一下子面臨全部餓死的困境。原來這個研究所是養老虎殺了入藥的，由銀行投資，賺取利潤，所以繁殖得很快。虎骨不准入藥了，銀行不能繼續投資，這些傢伙一年要吃幾百萬元的肉，誰來養活它們？它們眼巴巴地要餓死了，恰恰因為這個為了保護它們的法令。後來的哈爾濱的東北虎林園，就是要養活它們才建立的，據說也很難維持生計。

　　反觀在老鼠那裡，卻是另一種景象，如果你到鄉下去看一看，老鼠們大有席捲全球之勢。它們殺之不盡，愈殺愈多。各種化學毒鼠藥，上過幾次當之後立刻就傳遍鼠的世界，不再有老鼠去吃，使人多年的研究成果幾天之內完全失效。又發明了“電貓”、“電蛇”，還有什麼“電子滅鼠器”，連高科技都用上了，還是不行。農民叫苦連天，成片的莊稼給老鼠吃得顆粒無收，他們束手無策。在我種莊稼的時候，老鼠是從來不會爬到玉米秸上去吃玉米的，只有等人把玉米割倒後才能為害，現在不同了，它們有了上玉米秸的本領，不等人動手，它們就開始搶先收穫了。老鼠幾十年之間的進化，讓人類感到不寒而慄。

　　 （摘自《今晚報》 作者 孫少山）

冷 漠

有這樣一個有趣的實驗：美國心理學家為從動物實驗中獲得有關愛的人類行為線索，為幼猴設計了五種人造母猴，觀察“母親”的拒絕會在幼猴的身上引起怎樣的反應：第一種偶爾用壓縮空氣吹幼猴；第二種會猛烈晃動，致使幼猴無法爬到母親身上；第三種裝有彈簧，能將幼猴彈開；而第四種“母親”的身上居然佈滿了鐵釘。但這四種“母親”都未能將幼猴從它的“母親”身邊趕開，惟獨第五種體內灌有冰水的母猴使幼猴躲在牆角，並永久地拒絕了母親。

　　很多人認為是自己的優秀拉開了同他人的距離，其實冷漠才是造成自己孤獨的原因。

　　 （摘自《今日文摘》第7期 作者 魏克）

理智應對

一位挪威青年男子飄洋過海來到法國，他要報考著名的巴黎音樂學院。考試的時候，儘管他竭力將自己的水平發揮到最佳狀態，但主考官還是沒能看中他。身無分文的青年男子來到學院外不遠處的一條繁華的街上，勒緊褲帶在一棵榕樹下拉起了手中的琴。他拉了一曲又一曲，吸引了無數的人駐足聆聽。飢餓的青年男子最終捧起自己的琴盒，圍觀的人們紛紛掏錢放入琴盒。

　　一個無賴鄙夷地將錢扔在青年男子的腳下。青年男子看了看無賴，最終彎下腰拾起地上的錢遞給無賴，說：“先生，您的錢掉在了地上。”無賴接過錢，重新扔在青年男子的腳下，再次傲慢地說：“這錢已經是你的了，你必須收下。”青年男子再次看了看無賴，深深地對他鞠了個躬，說：“先生，謝謝您的資助！剛才您掉了錢，我彎腰為您撿起。現在我的錢掉在了地上，麻煩您也為我撿起！”無賴被青年男子出乎意料的舉動震撼了，最終撿起了地上的錢放入青年男子的琴盒，然後灰溜溜地走了。圍觀者中有雙眼睛一直默默關注著青年男子，是剛才的主考官。他將青年男子帶回學院，最終錄取了他。這位青年男子叫比爾·撒丁，後來成為挪威小有名氣的音樂家，他的代表作是《挺起你的胸膛》。

當我們陷入生活最低谷的時候，往往會招致許多無端的蔑視；當我們處在為生活苦苦掙扎的關頭，往往又會遭遇肆意踐踏你尊嚴的人。針鋒相對的反抗是我們的本能，但往往會讓那些缺知少德者更加暴虐。我們不如理智地去應對，以一種寬容的心態去展示並維護我們的尊嚴。那時你會發現，任何邪惡在正義面前都無法站穩腳跟。

（摘自9月17日《揚子晚報》作者王志明）

歷史題該怎樣考

一次偶然的機會，發現美國世界史的一道題目：成吉思汗的繼承人窩闊台，當初如果沒有死，歐洲會發生什麼變化？試從經濟、政治、社會三方面分析。

　　有個學生大意是這樣回答的，這位蒙古領導人如果當初沒有死，那個可怕的黑死病就不會被帶到歐洲去。如果沒有黑死病，神父跟修女就不會死亡。神父跟修女如果沒有死亡，就不會懷疑上帝的存在。如果沒有懷疑上帝的存在，就不會有意大利佛羅倫薩的文藝復興。如果沒有文藝復興，西班牙、南歐就不會強大，西班牙無敵艦隊就不可能建立。如果西班牙不夠強大，意大利不夠強大，翁哥龍沙克斯，會提早200年強大，日耳曼會控制中歐，日耳曼跟奧匈帝國就不可能存在。教師一看，說：棒，分析得好。其實這種題目老師是沒有標準答案的。

　　相形之下，我們的歷史教育就很有問題。翻開我們的教科書，題目是這樣出的：甲午戰爭是公元哪一年爆發？簽訂的叫什麼條約？割讓多少土地？賠償多少銀兩？每個學生都努力作答案。人家培養的是能力，而我們灌輸的是知識。

（摘自《散文百家》第8期（下）作者張壽卿）

憐憫與尊嚴

有一次，我去火車站送朋友。我們叫了輛的士，把重重的幾個箱子放在車後面。下車的時候，一個拄著枴杖的中年人幫我們開了車門。接著，他又向我們伸出一個骯髒的小盆子來。盆子上堆滿了一毛兩毛的硬幣和紙幣。

　　我問朋友，有沒有零花錢。朋友搖搖頭。我只好把準備用來買站台票的兩元錢都給了那個中年人。中年人大吃一驚，手不停地抖動著小盆子，他激動得彷彿第一次收到這麼多的錢。

　　我們沒在意，逕直往後車廂去拿箱子。朋友費很大力氣拿出一隻。剛要拿起另一隻時，一隻粗壯而黝黑的大手伸了進來。“我來！”他一把拿起那只箱子，堅持要幫我們把箱子提到車站門口。“不用了，謝謝。你也不方便啊！”我和朋友都不忍心。“不行，一定要送！”他左手拄著枴杖，右手提著大箱子，一瘸一拐地往車站方向走去。

憐憫與尊嚴使愛心得到了昇華。

（摘自9月20日《三湘都市報》作者國梁）

兩支火把

兩支火把，奉火神之命到世界各地去考察。兩支火把中有一支沒有點燃，另一支是點燃的，發出很亮的光芒。過了不久，兩支火把都回來了，而且都向火神提交了它們的考察報告。

　　第一支火把說，整個世界都陷在濃郁的黑暗中，他覺得眼前的世界情況很壞，甚至已壞到了極點。

　　第二支火把的報告卻恰恰相反，他說他無論到哪裡，總可以找到一點光明，所以，他認為這個世界是十分有希望的。

　　聽了這兩個不同的報告，那個派他們出去考察的火神就對第一支火把說：“也許該好好地問一問自己，有多少黑暗是我們自己造成的？”

　　我們對世界的看法，說到底是我們自己的形象定位。當我們像那支沒點燃的火把，吝嗇自己的光明時，我們自然會覺得眼前的世界陷在濃郁的黑暗裡，自然看不到希望所在；當我們像那支點亮的火把，燃燒著我們自己時，我們眼前自然有不滅的光明，希望就在那光明裡升騰。“也許該好好地問一問自己，有多少黑暗是我們自己造成的？”是的，我們始終應該牢記，這個世界是光明還是黑暗，有我們自己的一份責任。

　　（摘自《小品文大觀》第6期 作者 張峰）

兩隻老虎 　

有兩隻老虎，一隻在籠子裡，一隻在野地裡。在籠子裡的老虎三餐無憂，在外面的老虎自由自在。

　　籠子裡的老虎總是羨慕外面老虎的自由，外面的老虎卻羨慕籠子裡的老虎安逸。一日，一隻老虎對另一隻老虎說：“咱們換一換。”另一隻老虎同意了。

　　於是籠子裡的老虎走進了大自然，野地裡的老虎走進了籠子。但不久，兩隻老虎都死了。一隻是飢餓而死，一隻是憂鬱而死。

　　許多時候，人們往往對自己的幸福熟視無睹，而覺得別人的幸福很耀眼，卻想不到別人的幸福也許對自己不合適。

（摘自7月19日《新安晚報》 作者 孔德保）

令人思索的“馬桶效應”

為什麼好強、倔強的塞爾維亞人在美國炸彈面前低下了頭？有這樣一個說法。

　　美國空軍轟炸的目標起初集中於軍事目標和與之有關的交通樞紐，後來則轉而摧毀諸如水廠電廠之類的民用設施。城市供水供電系統的癱瘓，直接影響了居民家庭衛生用水。那些過慣了現代文明生活的廣大都市居民，在沒有充分心理準備的情況下，突然離開了習以為常的抽水馬桶，一連多日在戶外或以其他“非常手段”來解決“日常問題”，事態就立刻變得嚴重起來，久而久之，人們便開始對時局失去耐心，以致大眾逐步達成了一種共識：恐怕國家政策或高層政府官員該有些變換了。

　　隨之而來的，便是傳媒展現在世人面前的那一幅幅畫面：人心浮動，簽署城下之盟，大選後政府更迭，前任國家元首變成國際法院的“階下囚”，但民眾生活趨於正常。

把生活方式，或把已經無形中成為日常生活之組成部分的習慣鏈條突然打斷，並將它與民眾的心態以及政府政策納入一個邏輯框架中加以說明，還是很有些意義的。

（原載《經濟學家茶座》第21期作者張宇燕轉摘自8月23日《學習時報》）

盧溝橋上“瞎話”多

　　梁亞明在7月2日《中國青年報》上撰文說，6月25日某電視台播出了一男一女兩個少年在盧溝橋上遊歷的節目，編導的本意大概是想通過孩子的對話，向廣大觀眾介紹一下盧溝橋。創意不錯，但節目卻出現了嚴重的錯誤，讓人看後十分氣憤。

　　其一，一個瘦老頭兒，手裡轉動著兩個用於健身的核桃，用山東口音對兩個孩子說：“那個七七事變哪，一共打了七七四十九天……”

　　其二，兩個孩子中的小丫頭，竟對瘦老頭兒說“老爺爺，當年咱八路軍在盧溝橋上怎麼打日本的呀？”

　　其三，在後期製作時，編輯居然將時任29軍軍長的宋哲元將軍，變成了“孫××”。

　　真實的歷史是：1937年7月7日，日軍駐豐台一部，與我駐盧溝橋的29軍110旅219團三營發生衝突。戰鬥於凌晨打響，拉開了我國軍民長達8年的抗日戰爭的序幕。至28日，日軍用飛機轟炸了29軍設在南苑的軍部，隨後又突破了我軍陣地，29軍副軍長佟麟閣、132師師長趙登禹均在陣地上陣亡。

路要拾遺

在丹麥哥本哈根的一個上午，我獨自前往國立博物館參觀。忽然聽到身後傳來匆匆的腳步聲，並伴隨著一聲聲的叫喊。這時路人都用一種奇怪的眼光看著我，我感到很納悶。轉過身去，一位青年男子朝我奔來。“先生，你丟了飲料罐！”我一愣，向他聳肩攤手道：“我沒有丟啊。”可那青年卻固執不讓，“我親眼看見一隻飲料罐從你腳邊滾出來的。”見他煞有介事地指責，我更是莫名其妙，也無心同他辯個清白。立刻彎腰俯首拾起這只不知從何方滾到我腳邊的空飲料罐，將它扔進了路邊的廢物箱裡。息事寧人後，那男青年的臉上露出了笑容。我十分委屈地向他解釋：“先生，這只飲料罐真的不是我丟的。”可他卻說：“我知道不是你丟的，但是看見地上有垃圾，就應該馬上拾起來，把它丟進廢物箱，這是我們每個人的責任。”我無言以對。

　　在接下來的幾天走馬觀花中，我時常看見有市民自覺地俯拾路旁的廢棄物或紙屑等，然後扔到廢物箱裡。我想，也許正是哥本哈根市民自覺形成的路要拾遺的良好習慣，才使得這裡的條條街道都非常潔淨。

　　（摘自8月27日《人民日報》作者聞已）

旅鼠的自殺之旅

旅是北極草原的老大，它們的生育速度實在太快，一胎最多可以生20只，20天就可以成熟。一對鼠男女如果從春天開始致力於生育大計，到秋天就會製造出幾十萬個後代。每隔三到四年，旅鼠的數量就會大到把草原上可食之物全部吃光的程度，這時，它們得考慮子孫後代的事了，如何消除過剩的數量呢？死亡！主動的死亡是最好方式。

　　這時，旅鼠搖身一變，顏色從原來的灰黑色忽然變成鮮艷的橘紅色，暴露出自己的所在，引來天敵為自己舉行腹葬。但是狐狸們，貓頭鷹們怎麼努力也吃不光所有的旅鼠。

　　於是旅鼠們集合起來，幾十萬隻，幾百萬隻地成群結隊開始了一生中最悲壯的旅行。它們鋪天蓋地地向大海而去，前面的旅鼠逢水架橋：以肉體填平小河、池塘，後面的旅鼠踏過同類的屍體繼續前進。大軍所到之地，植物統統被吃得精光，草地變成荒原，它們的死亡隊伍來到海邊之後，幾百萬隻旅鼠抱在一起，像座小山似的在水裡翻滾……

　　旅鼠名字的由來，就是因為這種死亡之旅。美國的皮特克用營養恢復學說來解釋旅鼠的自殺：當鼠類數量達到高峰時，植被因遭到過度啃食而被破壞，食物不足、隱蔽條件惡化，於是它們只好除了留下少數以繁衍後代之外，統統去死。等到植被恢復時，它們的數量再節節攀升。

　　（摘自6月16日《青年參考》作者 夢亦非）

買賣柿子

美國有一個攝制組，到中國某地農村拍一部有關中國農民生活的紀錄片。他們找到一位柿農，說要向他買1000個柿子，請他把這些柿子從樹上摘下來，並演示一個貯存的過程，談好的價錢是1000個柿子160元，折合20美元。

　　柿農很高興。他找來一個幫手，一人爬到柿子樹上，用綁有彎鉤的長桿，看準長得好的柿子用勁一擰，柿子就掉了下來。下面的一個人就從草叢裡把柿子找出來，撿到一個竹筐裡。柿子不斷地掉下來，滾得到處都是。下面的人則手腳飛快地把它們不斷地撿到竹筐裡，同時還不忘高聲大嗓門地和樹上的人拉家常。美國人覺得這很有意思，自然全都拍了下來。接著又拍了他們貯存柿子的過程。

　　美國人付了錢就準備離開，那位收了錢的柿農卻一把拉住他們，說：“你們怎麼不把買的柿子帶走？”美國人說，他們買柿子的目的已經達到，柿子還請他自己留著。那

　　柿農很生氣地說：“我的柿子很棒呢，你們沒理由瞧不起它。”

　　翻譯解釋了半天，柿農似懂非懂地點點頭，同意讓他們走。他搖搖頭感歎：“沒想到世界上還有這樣的傻瓜！”

　　那位柿農不知道，他的1000個柿子雖然原地沒動就賣了20美元，但那幾位美國人拍的紀錄片，拿到美國去卻可以賣更多更多的錢。

　　一個柿子通常只能賣一次，但如果將柿子製成“信息產品”，就可以賣千千萬萬次。

　　（張有軍摘自8月13日《現代女報》作者徐迅雷）

賣糖哲學

一個小孩到商店裡買糖，總喜歡找同一個售貨員。因為別的售貨員都是先抓一大把，拿去稱，再把多了的糖一顆一顆拿走。但那個比較可愛的售貨員，則每次都抓得不足重量，然後再一顆一顆往上加。

　　雖然最後拿到的糖在數量上並沒有什麼差別，但小孩就是喜歡後者。這一“賣糖哲學”告訴人們：生活中，同樣的付出，僅僅因為方法不同，其效果是不一樣的。

（摘自6月29日《市場報》）

每朵花都有盛開的理由

在電視上看“十佳教師”的事跡報告，有一位姓方的女教師，講述了發生在她身上的真實故事。

　　方老師的丈夫在外地工作，他們有一個4歲的女兒；方老師教初三數學，同時擔任一個班級的班主任工作。方老師每天早晨6點以前趕到學校，晚上10點以後才能回家。上幼兒園的孩子每天先隨她到學校，等她安頓好工作後再送到幼兒園；晚上7點鐘，她將孩子從幼兒園接回家，拔掉所有的電器插頭，再將玩具堆放在女兒面前，然後反鎖上家門到學校去輔導學生晚自習。

　　有一天，學校要進行模擬考試，一大早，女兒說自己“特別冷”，方老師沒在意。晚上她把女兒接回家，女兒又說“特別困”，方老師便讓女兒睡覺，自己急匆匆趕到學校去看學生晚自習。第二天，孩子說沒力氣起床，要求不上幼兒園了，在家裡玩一天。她也就答應了。第三天，孩子說眼睛看不見東西，方老師便帶女兒去醫院檢查。結果，醫生說，孩子因為高燒，角膜已經軟化穿孔，徹底失明了……方老師講到這裡不由得嗚咽起來。但她平靜了一下情緒，馬上接著說：“那一屆學生十分爭氣，有一半學生考上了省重點高中。雖說為了他們的成功我付出了高額代價，但我覺得值！他們的成功是我一生的安慰與自豪！”

　　我的心，在那一刻碎了！這個偉大的方老師，竟可笑地認為送走幾個成績優秀的學生就可以抵消她對一個無辜女孩所犯下的錯！她把那個可憐的女童看成了自己的私有財產，以為犧牲掉孩子正顯示母親無比高尚的情操！最可怕的是諸位評委，他們究竟想通過方老師這個讓人椎心泣血的故事標榜什麼？

　　我們的教育應該摒棄那些非人性的東西。不要總去誇耀一個老師身患重疾置生死於度外毫不吝惜地拋灑生命；不要總去誇耀一個校長因為考季來臨工作緊張便不去為老父親送葬；不要總去誇耀一個母親為了不耽誤孩子的學習，在自己的婆母臨終前都不滿足她看一眼孫子的願望……

（摘自《東方女性》第5期 作者 張麗鈞）

每個孩子都能寫作

前些日子，我整理舊物，找到我中小學時期的成績報告單。我的第一張成績報告單上寫著“一年級上學生葉永烈”，作文只有40分，旁邊蓋著一個藍印：“不及格！”

　　在我一年級下時，作文進步了一點，總算及格了，也只有64分！到了“三年級下”，作文算是進了一步，76分。然而，到了“五年級下”，我的作文成績竟然又不及格，跌到35分！

　　不過，到了小學六年級，發生了“歷史性轉折”：離我家不遠處，是《浙南日報》社（今為《溫州日報》）。報社門口，有一隻大木箱高掛著，上面寫著“投稿箱”三個大字。11歲的我，偶然心血來潮，寫了一首小詩，悄悄地投入那只在我看來頗為神秘的箱子裡。

　　十來天之後，1951年4月28日，我放學回家，父親笑容可掬地叫喚我：“阿烈，快來看報紙。”

　　啊，見報了！這首小詩總共只有70個字，“豆腐乾”一塊，成為我文學創作道路的起點。

　　從此，我對寫作產生了濃厚的興趣。

　　我也就從一個作文不及格的孩子成長為上海作家協會的專業作家——儘管我在北京大學讀的是化學系。

　　（摘自6月25日《南京日報》作者 葉永烈）

美國孩子比中國孩子愛笑

據《新華每日電訊》8月10日報道，美國心理學專家琳達·卡姆拉斯近日在第28屆國際心理學大會上指出，三週歲美國孩子的微笑要比同齡的中國孩子多55.6%。

　　她發表的《中美兒童發展》報告成為本屆大會首批學術報告中最引人關注的一個，眾多聽眾甚至擠滿了報告廳的過道。卡姆拉斯的結論來自對40多例中美兒童笑容的記錄、比較和分析。

　　美國河郡學院心理學與教育學教授卡蘿爾·亨青格的研究表明，與美國兒童相比，中國兒童發生內向孤僻、焦慮和社交問題的比例分別高出92%、31.3%和138%。

　　河北師範大學教授王欣指出：“中國父母往往把太多的期望寄托在子女身上，望子成龍，望女成鳳。殊不知，這樣做往往會引起孩子的牴觸和逆反心理，結果事與願違。”

密斯特森林裡的大眼睛

幾百年前加拿大密斯特森林裡，有一種怪鳥，異常凶狠。小鳥、昆蟲、雜草它無一不吃。慢慢地，在密斯特森林裡出現了一種怪現象，許多動植物都長出了一隻或兩隻假眼。比如密斯特蝴蝶，翅膀上長出了對稱的大眼睛，看上去醜陋而又可怕。扁葉草也在葉子上長出了一對黑眼睛圖案。不久，人們發現，正是因為這些“變惡”的大眼睛，嚇退了怪鳥。怪鳥攻擊它們的次數日益減少，這些動植物漸漸得以存活下來。更令人不可思議的是，當密斯特森林中的怪鳥滅絕後，這些動植物身上的眼睛也漸漸退化，又生出了美麗的花紋圖案。密斯特森林也回復了平和安寧。

　　無獨有偶，科學家同樣研究出另一個現象。在一個動盪的民族，或被暴君主宰的國度，人們的眼睛流露出來的，也是惡感與敵意。同時，社會醜惡現象也會抬頭。殺人、放火、偷盜、騙術滋生。如果按照密斯特森林的自然法則來評判，這些醜惡現象的增多，是帶有保護和反抗意義的，是一種彼此相連的效應。而當民族和平、天下穩定時，人們眼睛裡閃耀出的則是另一回事。醜惡現象會減少，通過眼睛，人心重返善良和美好，目光變得友善。這是一個隱形的鏈條，相輔相成。

　　自然界的現象是很奇怪的，許多事往往都是對應的，有時根本不用說什麼，眼睛會告訴我們一切。

　　 （摘自8月25日《北京晚報》作者星竹）

名氣的價值

美國南北戰爭結束後，太平洋人壽保險公司擬以3萬美金的年俸，聘請曾任南部聯軍統帥的名將李將軍為該公司董事長，但遭李將軍拒絕，理由是他對人壽保險業務毫無心得。公司負責人當即告稱：“閣下對人壽保險業務無心得無所謂，我們需要的是您的大名。”

　　“好的，可見我的名氣很有價值，”李將軍嚴肅地說，“正因為此，今天我不得不告訴你，我要把它用在與它價值相配的地方。”

　　後來，李將軍欣然接受了一個小規模專科學校校長的職務，年薪只有1500美元。

　　30000＜1500，這在數學上是謬誤，但在李將軍那裡卻是名氣的價值。於是我們便不難明白李將軍為何在美國頗受尊敬，因為一個真正偉大睿智的人知道什麼才是真正的價值，更知道如何找到價值的歸屬。

　 　 （摘自《文字客》第6期 作者 周紅飛）

名與德

傅聰可謂名人，其父傅雷亦是名人，有一回我訪問傅聰，得知他的父母在“文革”中憤然棄世之後，骨灰被一位從不相識的姑娘冒稱“傅雷乾女兒”領去保存。這位“乾女兒”為此蒙塵十年，直至“文革”結束後才過著正常人的生活。傅聰從英國來到上海，欲重謝她，她卻連傅聰都不見，說道：“何必說謝！何足道謝！”

　　我尋訪她。經我再三懇求，她才願說出保存傅雷夫婦骨灰的經過，但要求我在報道中絕不可提及她的名字。我只得從命，通篇以“她”相稱，發表了長篇報道。迄今，她仍過著平平常常的生活。

　　她為善而不求名，如同唐朝駱賓王所言：“不汲

　　汲於榮名，不慼慼於卑位。”她曾很深刻地對我說：“倘若我求名利，我就不會在那樣的年月冒著生命危險去保存兩個‘反革命’的骨灰!”

傅雷譯著等身，傅聰琴聲蓋世，論知名度她無法與傅氏父子相比。但是她那善良正直的品格，並不亞於傅氏父子———“名”與“德’並不完全成正比。

（摘自9月15日《北京娛樂信報》作者葉永烈）

蘑菇與人才

蘑菇長在陰暗的角落，得不到陽光，也沒有肥料，自生自滅，只有長到足夠高的時候才會開始被人關注，此時它自己已經能夠接受陽光了。人們將這種現象稱之為“蘑菇效應”。

　　蘑菇效應很形象地詮釋了多數人的工作經歷：一個剛參加工作的人總是先做一些不起眼的事情，而且沒有能夠受到重視。當他默默無聞地工作一段時間後，如果工作出色就逐漸被人關注並得到重用；如果工作不出色就逐漸被邊緣化，甚至被人遺忘。從某種觀念上講，這種“蘑菇經歷”不一定是什麼壞事，因為它是人才蛻殼羽化前的一種磨練，它可以消除一些不切實際的幻想，從而使人更加接近現實，能夠更加理性地思考和處理問題，對人的意志和耐力的培養具有促進作用。

　　（摘自7月8日《經濟視點報》作者章立早）

你屬於哪種人

我們常常能夠聽到以下熟悉的話語：“現在是午餐時間，你3點以後再打來吧。”“那不是我的工作。”“我太忙了。”“那是漢曼的工作。”“我不知道該如何幫你。”“這件事我們現在辦不了。”

　　有一次，我到一家百貨商店去購買一件東西。我走到一個自己要找的櫃檯，可是店員卻把我帶到了別的地方。你知道嗎？在我找到那件東西之前，我被帶到了商店的四個櫃檯。如果某人能在某處貼出一張杜魯門總統的座右銘：“責任到此，不能再推！”該多麼振奮人心啊！

　　有兩種人永遠無法超越別人：一種人是只做別人交代的事，另一種人是做不好別人交代的事。哪一種情況更令人喪氣？實在很難說。總之，他們會成為第一個被裁掉的人，或是在同一個單調卑微的工作崗位上耗費終身的精力。

　　用上面所說的任何一種方式做事，你或許可以躲過一時，卻永無成功之日。

　　你屬於上面哪一種人呢？

（摘自6月28日《深圳商報》 作者 佚名）

盼 春

春天，一位媽媽牽著一個跛腳的小女孩，走在一片白楊樹林裡。

　　“媽媽，你看，樹的眼睛!”女孩所指的眼睛，是這些白楊樹樹幹的結疤。媽媽想了想，說：“在冬天，一些人砍下了它們的樹枝。於是，在每一個傷口處，便長出了一隻眼睛。”“它們長出眼睛，是為了流淚的嗎？”女孩天真地問。“不是，它們是在盼春。”“盼春？春天就是它們盼來的嗎？”“孩子，是的。再深的傷痛，再大的苦難，只要長著一雙盼春的眼睛，就會擁有一個明媚的春天。”

　 　（摘自《遼寧青年》第18期作者黃小平）

品嚐黑暗

法國巴黎市郊區，有一家名叫“黑暗滋味”的餐館。這家餐館與其他普通的餐館沒有太大的區別，唯一令人稱奇的是這家餐館在營業時，裡面沒有用來照明的燈；而且該店僱用的侍者，也大都是經過“特殊”培訓的盲人。

　　在這家“黑暗滋味”餐館裡，曾經發生過許多有趣的事情。有一對感情瀕臨破裂的夫婦，在離婚之前，決定在一起吃最後一頓飯。他們為了避免尷尬，便選擇了這家“黑暗滋味”餐館。在用餐的時候，妻子不慎被打碎的酒瓶劃破了手指。丈夫一邊安慰著她，一邊疼惜地掏出手帕來，摸黑為即將與他分手的妻子包紮傷指。當他倆一起走出餐館的時候，妻子才發現丈夫的一個手指也在朝外滲著血，原來剛才他急於給她包紮傷指，自己的手指也觸在了那些碎玻璃碴上。不知為什麼，她緊緊地抱住了丈夫……

　　有記者慕名來採訪這家餐館的老闆，問他：“為什麼要開辦這麼一家獨特的餐館呢？”老闆意味深長地說：“只有品嚐黑暗，才能真正感受陽光的珍貴。”

　　 （摘自《婦女》第9期作者矯友田）

品德的生長空間

美國社會是以社區自治為根基，強調社區互助。老百姓打“義工”成風。所以，家長為了送孩子進大學，就積極鼓勵孩子參與社區建設，打義工。打義工有記錄，學校錄取可以參考。但不一定轉化為分數。打義工在美國已經成為社會運轉的基礎。從小學到大學，孩子都通過打義工積累社會經驗、磨練組織才能、培養領袖氣質。30多年前越戰時，美國各地的反戰人士在耶魯舉行集會。大家素不相識，抗議者和警方關係緊張，形勢極為敏感複雜。但耶魯的學生自願站出來協調組織，從食宿到集會秩序，都維持得井井有條。從小沒有打義工等參與社會的經驗，作到這一點談何容易！

　　品德就是這麼培養的，人才也是這樣造就的。

　　統計資料表明，美國的大學生，打義工的遠遠在一半以上。這已經成為美國教育的一部分。

　　（摘自《經典雜文》第5期下 作者 薛湧）

歧視與選擇

某報招聘編輯、記者，要求35歲以下。這有什麼道理呢？36歲怎麼就不行？36歲就老了嗎？可是我們知道，華萊士、丹·拉瑟等美國著名記者和節目主持人都是年過60的老人。美國著名的專欄作家阿瑟·克羅克寫到81歲，他獲1935年普利策獎時已49歲；詹姆斯·賴斯頓做《紐約時報》專欄作家到80歲時才退休；沃爾特·李普曼於1967年3月25日寫完《新聞週刊》最後一期專欄文章時，是78歲，他第一次獲普利策新聞獎是69歲時（據海南出版社《新聞與正義》第二卷）。在其他行業，比如金融管理，美聯儲主席艾倫·格林斯潘現年七十有六。至於學歷，動輒要碩士、博士更是無道理。不要說梁漱溟

　　任教北大的年代，前些年獲諾貝爾物理學獎的那個日本技術員叫什麼來著？他就沒有高學位。

　　不錯，用人單位有權利從自身的利益出發，作出成本最小、效益最大的選擇。有選擇就是區別對待。但是這種選擇性的區別對待，應當是具體情況具體分析，即針對某個具體人的，而以戶籍、性別、年齡等標準先行排除某一類人，那就是歧視。

　　 （摘自雜文集《丟臉》作者鄢烈山）

讓手指下跪

“讓手指下跪”並非筆者的杜撰，而是確有出處。請聽其中的兩個。

　　一是真人真事。一次，英國首相丘吉爾曾與夫人一起出席一次晚宴，宴會上，人們發現一個有趣的現象，這就是，作為英國首相的丘吉爾曾一再彎曲起自己的食指與中指，並讓它們匍匐於桌面向夫人的方向移去。事後，對此深感費解的人們就此詢問過丘吉爾夫人，夫人笑了笑回答：“出門前，我們曾發生過爭執，剛才他的那個動作，是表示他正跪在地上，真誠地向我道歉。”

　　二是中國的傳說。傳說，乾隆皇帝微服下江南時，曾被兩位地方官發現，並立即驚出了一身冷汗，他倆誠惶誠恐，深知不下跪不妥，下跪也不妥，便一邊陪著乾隆喝茶，一邊膽戰心驚地彎曲起自己的食指與中指，並讓此二指一再匍匐於桌面以示對皇上的敬意。

　　在第一則故事中，作為英國首相的丘吉爾，不僅在夫人面前全無架子，而且發現自己錯了，就謙恭地認錯，真誠地致歉，其美好的心態讓人肅然起敬。再看那第二個故事，故事中的大臣雖然也懂得謙恭，但此種謙恭卻是以不平等為前提的，此種古典式的“下跪”決非讓靈魂牽手式的相敬如賓，而是不得已為之的“表演”與“做秀”！

　　 （摘自6月18日《羊城晚報》 作者亭子）

讓誰來上場

晚飯後，我與兩位同事去附近的社區球場打球。沒過一會兒，4個美國小伙子，年齡都在十七八歲上下，說想和我們一起打球。我們當即回答說可以。可新的問題又來了，因為我們中方3人，他們美方卻有4人。當我提出人數問題後，他們4人甚至連相互看一眼都沒有，便走到罰球區，一個接一個地拿起球就投籃。我和同事一時丈二和尚摸不著頭腦。這時他們4人第一輪投籃投進的兩位站到了一邊，另外兩位繼續投籃。最後，沒能投進的那位小伙子咧咧嘴搖著頭，默默地走到場外。我恍然大悟。他們原來是以定點投籃來決定誰有資格參加比賽。

有時我想，當體現公平的遊戲規則成為人們自覺遵守的行為規範時，效率是否也就隨之而來？

（摘自《海外星雲》第17期作者魏川）

人生的圓圈

大約10年前，我在一家電話推銷公司作為業務員接受培訓。主管有一次在培訓課上用圖詮釋了一個人生寓意。他首先在黑板上畫了一幅圖：在一個圓圈中間站著一個人。接著，他在圓圈的裡面加上了一座房子、一輛汽車、一些朋友。

　　主管說：“這是你的舒服區。這個圓圈裡面的東西對你至關重要：你的住房、你的家庭、你的朋友，還有你的工作。在這個圓圈裡頭，人們會覺得自在、安全，遠離危險或爭端。”

　　“現在，誰能告訴我，當你跨出這個圈子後，會發生什麼？”教室裡頓時鴉雀無聲，一位積極的學員打破沉默：“會害怕。”另一位認為：“會出錯。”這時主管微笑著說：“當你犯錯誤了，其結果是什麼呢？”最初回答問題的那名學員大聲答道：“我會從中學到東西。”

　　“正是，你會從錯誤中學到東西。當你離開舒服區以後，你學到了你以前不知道的東西，你增加了自己的見識，所以你進步了。”主管再次轉向黑板，在原來那個圈子之外畫了個更大的圓圈，還加上些新的東西，如更多的朋友、一座更大的房子，等等。

　　“如果你老是在自己的舒服區裡頭打轉，你就永遠無法擴大你的視野，永遠無法學到新的東西。只有當你跨出舒服區以後，你才能使自己人生的圓圈變大，你才能把自己塑造成一個更優秀的人。”

（摘自《環球時報》7月19日[美]布倫達·烏爾巴奈克汪新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