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大林逝世 中方警衛用俄語說“好”惹怒蘇軍官

斯大林逝世 中方警衛用俄語說“好”惹怒蘇軍官

世界歷史雜談

斯大林逝世 中方警衛用俄語說“好”惹怒蘇軍官

導讀:直到翻譯來,聽了李樹田的敘述,才知道是他把意思表達錯了,連忙向那位蘇聯軍官解釋,說這是語言誤會,而不是認為斯大林的逝世是好事,這才使那位蘇聯軍官的怒火平息。

那時中央軍委聘請的專家,多是蘇軍軍官,軍銜高的有上將。因為常和蘇聯的來賓打交道,在一起的時候,我就跟他們學習了一些俄語,例如「打哇列士」(同志)等簡單的詞句。就用掌握的隻言片語,加上用手比畫,進行相互間的交流。

最初一段時間,畢竟掌握的詞彙少,而且是一知半解,鬧了一些笑話。例如在接待蘇軍紅旗歌舞團的時候,誤會還鬧得挺大。

那次,我和同事李樹田護送歌舞團到外地演出,就在3月6日乘坐火車的旅途中,廣播裡傳來斯大林逝世的消息。車上的無論是蘇軍演員,還是中國的人員,聞訊無不感到悲痛。

因為在許多語言中,「明白」、「知道了」、「是的」等意思的表達,可以說「好」,所以當蘇軍的一位軍官反反覆覆說:「我們的領袖斯大林逝世了。」李樹田想告訴他自己也已經知道了這一噩耗,可所掌握的詞彙太有限,就以「哈拉紹、哈拉紹(俄語『好』)」回答。

那位蘇聯軍官一聽就火了,因為他也學會了幾個中文詞彙,便大聲嚷道:「什麼哈拉紹,哈拉紹?!我們的領袖逝世了,你卻說『哈拉紹』?」看見蘇聯軍官怒氣衝天的樣子,李樹田感到莫名其妙。

直到翻譯來,聽了李樹田的敘述,才知道是他把意思表達錯了,連忙向那位蘇聯軍官解釋,說這是語言誤會,而不是認為斯大林的逝世是好事,這才使那位蘇聯軍官的怒火平息。

由於那時的外賓主要是蘇聯的,又鑒於語言誤會的出現,有關方面便請了教師,向經常與外賓打交道的幹部們,教授一些日常用的俄語,如「汽車」、「走路」、 「你好」等等。

就這樣,我也學會了吃飯是「古薩依契」、軍官是「勺把子」、士兵是「狗皮蛋」一類「洋涇濱」俄語。但中蘇關係緊張以後,接觸由稀疏到消逝,學的那點東西又全都還給老師了。

1953年2 月,我第一次嘗試護衛西方來賓的工作,護衛對象是文幼章夫婦。文先生是加拿大的和平友好人士,是基督教的牧師。他從小是在中國的四川長大的,能講一口很好的蜀味漢語。他們是到訪新中國比較早的西方客人,如若在華行程安全上萬一出了什麼問題,將影響新中國的聲譽。

我把他們夫婦護送到了上海,和他們一同被安排進黃浦江邊的上海大廈。陪著來賓的除了我以外,還有剛從美國回國在世界和平大會工作的翻譯虞藝佩,她年紀較大,我稱她虞大姐。上海市還給我們配了一名翻譯劉德曾小姐,一名警衛人員朱家來同志。

在上海出了件有意思的事,我帶的惟一的一條褲子不小心弄破了,穿著破褲子陪外賓,有點損傷國體,可我是第一次到上海,在這裡人生地不熟。虞大姐見我很為難,主動提出把她的一條褲子借給我。那時男女的褲子是有區別的,穿著很彆扭, 可除此無他法,我只好將就著穿。

文幼章在上海有許多熟人,有朋友,還有他的學生,在上海幾乎天天有活動。 他們夫婦還拜訪了在上海的一些宗教界的知名人士,如當時中華基督教青年會全國協會的主要負責人之一吳耀宗等。吳是參加第一屆全國政協的兩位宗教團體代表之一,他在新政協籌備期間,曾多次參加周恩來副主席主持的座談會,親耳聽周副主席說:「中國人民有志氣,要把自己的事情辦好。民主黨派要把民主黨派的事情辦好,基督教徒要把基督教徒的事情辦好。基督教徒中有位吳耀宗先生,吳先生是個思想家,他有能力把基督教的事情辦好。」

結束在上海的訪問後,文幼章一行人又去了安徽。在蚌埠,我陪著他們看了宏大的治理淮河的工程,還參觀了監獄、勞改所。每天的參觀訪問活動,文先生都要記錄報道,還要拍下他和人談話會面的場景。因為有時候文幼章無法自己給自己拍照,就讓我幫他拍。就是在和他們夫婦在一起參觀的日子裡,我學會了一門技術— —照相,那時用的是120 照相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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