練功三年的周星馳，這次借助洋教派好萊塢的外力，2004年年底運起掌功，一記如來神掌來勢洶洶，非但把《功夫》推上國際舞台，並在華人圈子吹起偌大一陣旋風。這股旋風掃蕩了兩岸三地，其中刮得最為深入徹底、也最為詭異的，恐怕不是周星馳老家香港，也不是讓周星馳電影成為一種文化現象的內地，而是台灣。

票房已經不是重點，儘管《功夫》確實打破了好幾項台北票房紀錄（首映票房、單日票房、首周週末票房、上映僅八天半即破一億台幣）。早在《功夫》即將正式上映前，台灣就出現一種異常的周星馳現象，一些知名知識分子、文化精英、甚至政界名人，突然從他們偷偷藏著周星馳電影DVD、VCD的房間裡走到陽光下，大聲地承認他們其實都愛周星馳的電影，並強調周星馳電影絕非沒有品位的低級搞笑，他本人不但是位喜劇大師，電影中更充滿著各種後現代啦、解構啦、拼貼啦、挪用啦等等文化意涵。

這些表白之中，最為經典、也最為寫實的，要屬在兩岸三地都極知名的文化評論家南方朔：「我一直喜歡周星馳的電影，但因害怕被那些開口閉口西方電影大師的文化界朋友見笑，總是不太敢張揚。在我們社會裡，喜歡周星馳，好像就等於是『沒水準』的代號。因此，最近得知原來還有那麼多有名氣的人也喜歡周星馳，自己也就變得好像更加理直氣壯起來。」他認為，周星馳的「無厘頭」並非全無意義，而是有「無意義之意義」，在周星馳的「無厘頭」搞笑裡，實有微言大義在其中。

霎時間，在台灣，周星馳的電影從「沒水準」一躍而成為「沒水準的水準」；周星馳三個字，一下子有了從來沒有的深度與高度。

這個來得有點令人莫名其妙的周星馳現象，要從一本書說起。這本書的書名就叫做《我愛周星馳》，至於作者呢，封面上寫著是「周星馳的fan屎」，究竟誰是「周星馳的fan屎」呢？呵！來頭可大了，包括上面提到的南方朔（他在書中的文章篇名就是《沒水準的水準》）、名小說家駱以軍、人類學家胡台麗、電視主播李四端、「立法委員」李慶安與蔡煌瑯、影評人藍祖蔚與聞天祥、爵士樂評人蘇重、歌手孫燕姿與周華健等等。此外，書中還收錄了來自兩岸三地以及韓國、日本、美國等地星迷的網絡創作，讓人見識到星爺的影響力之外，更訝異於網絡世界裡存在著一個如此富有創意和生命力的星迷社群。

事實上，《我愛周星馳》從一開始就標榜著有別於一般瘋狂追星的寫真書。它以漫畫雜誌的大開本，超過四百張圖片和十八萬字，「為網絡上的搞怪創意追根溯源，並針對持續發燒的周星馳現象，進行文化人類學式的觀察」。

這本由台北「商周」於2004年12月配合《功夫》上映出版的書，第一次印刷一上市兩天就賣盡一萬本。接著，由誠品書店出版的讀書雜誌《好讀》，也推出《大話周星馳》的封面專題，請來兩岸三地文化人分析周星馳的電影和周星馳現象。然後，《功夫》票房頻頻報捷。可見星爺的魅力，是名人百姓兩相宜；我愛周星馳，儼然成了台灣的全民運動。這一波周星馳熱，固然是星爺個人魅力，加上哥倫比亞公司砸下的好萊塢超級大片規格的行銷宣傳；但台灣文化界的周星馳現象，《我愛周星馳》一書企劃製作人何穎怡實不能不記上一功。何穎怡是「商周」出版選書顧問，她的確有眼光，早在去年6月前，她就計劃出一本周星馳專書，懷著將周星馳「正典化」的企圖心，預定找出所有喜愛周星馳的名人發聲，把周星馳的文化現象放在應有的高度來討論。

於是6月間，她發出一封Email群組信，向各路名人邀稿。其間許多知名作家如駱以軍等，在知道預算不夠時，還堅持稿費不是重點，但一定要寫到自己心目中想寫的那一部周星馳電影。在雪片般交換穿梭的Email之間，最後集成十八萬字，也挖掘出許許多多意想不到的超級星迷。

台灣人認識周星馳，當然不是最近的事，就算要說，許多台灣人是看著周星馳電影長大的，也一點都不誇張。因為，自一九九○年代初，周星馳在台灣走紅以後，就住進了台灣人的家庭——寄生在普及率超過85％的有線電視頻道裡。台灣有好幾個全天播放華語電影的有線電視頻道，而周星馳主演電影的回放頻率超高，幾乎到了每時每刻都有至少一個頻道在播放周星馳電影的地步；他在電視上的搞笑身影，早已不知不覺地融進台灣人的日常生活中。

台灣的周星馳忠實影迷不在少數。近年台灣年輕人在網絡上流行的Kuso文化，簡單譯之即「惡搞文化」，更是深受周星馳電影的影響。Kuso就是以一種不正統、不按理出牌的方式，講述一件很嚴肅正經的事，又或者正經八百地討論一件窮極無聊的事。前者如國父成了「鐵拳無敵孫中山」，描述他因見清廷腐敗，前往大英帝國學習武功心法，以「五拳憲法」運功，而練成可以明足、明拳、明身的「三明主義」內功心法。而後者最典型的例子，就是有人在網上拍賣坦克、橘子等令人匪夷所思的物品，也有大量買家故作認真提問，在賣家和買家短短對談之中，大量引用周星馳電影對白，充分顯示無厘頭本色。

儘管如此，台灣的主流論述仍心照不宣地把周星馳電影視為沒水準、低級趣味。台灣接觸周星馳的電影，比內地早了好幾年，之前卻從未像內地那樣，在文化論述上吹起周星馳旋風，把無厘頭奉為「後現代」解構與顛覆的經典。台灣資深傳媒人林照真認為，這是因為台灣在大歷史的支配下，背負著沉重的文化包袱和認同危機，社會沉浸在悲情之中，難得輕鬆；而主流論述映照的是善惡、黑白分明的價值世界，電影或新聞中，總是將小人物塑造成悲苦、無助、善良，很少容得下像周星馳那種不勇敢、不正直、愛說謊的小奸小猾。他指出，台灣不見得非要愛上周星馳不可，但文化精英與知識階層羞於啟齒，才真耐人尋味。

台灣傳統主流所崇尚的知識、文化、正統等價值，的確與周星馳電影裡小人物的處世觀大相逕庭。後者是一種典型香港市井小民的生存哲學，反智、反深刻、反崇高，善惡美醜、小人與英雄界限模糊，與黃霑「寧為真小人，莫做偽君子」的精神，是一脈相承的香港精神。不過，在網絡時代到來以後，台灣的新新人類也已悄悄地革了傳統的命。

台灣知名性別研究學者何春蕤就形容，周星馳文化是很有「生產力」的文化實踐，那些挪用、改寫周星馳經典名句的年輕人，並不只是在模仿抄襲而已，而是把台詞挪移到完全預料不到的脈絡中，對周星馳的創意進行舉一反三的創意響應；他們對既有的社會文化成規本已進行著抗拒，而在周星馳的作品中找到了範例和靈感，也激發了他們搗亂顛覆之心。

任何一個好的創作者，其作品一旦完成，即不再專屬於作者，而有了自己的生命，可引起受眾不同詮釋，激發更多創意。由此觀之，周星馳的電影是有自己的生命的，衍生出年輕人的Kuso文化，引起近日台灣文化界的周星馳現象，就連之前文化界羞於承認愛上周星馳，不也是個值得探討的文化現象麼？

對一個這樣的創作者，我只能挪用他的經典名句：「靠，I服了You１

作者:張紫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