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麼德國在國力蒸蒸日上的時候捲入一戰漩渦？
1914年6月28日，奧匈帝國皇儲弗朗茨·斐迪南大公在薩拉熱窩遇刺，成為第一次世界大戰的導火線。1914年8月，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這場波及數億人口的戰爭毀滅了四個帝國，重創了歐洲文明。1919年6月28日，德國被迫和協約國在巴黎凡爾賽宮簽訂《凡爾賽和約》。
今年是一戰百年，在整個世界都在紀念、反思這場人類首次全球戰爭之時，戰爭的主角之一——德國大戰前的戰略決策也成為許多人關注的焦點。在世界大戰開始前，德意志第二帝國正處於其歷史發展的最好時期;戰爭之後，不僅崛起的國勢不復存在，連帝國本身也在戰敗和一連串革命中灰飛煙滅。
作為當時世界上發展最快的國家，正處於「戰略機遇期」的德國最後卻以走入戰爭的方式丟掉了機遇。一戰百年之際，這其中的選擇與謬誤，值得後人探究和深思。
蒸蒸日上的德國
19世紀末、20世紀初的世界格局，是以第二次工業革命衝擊之下各國的重新定位作為基調的。此前的200多年裡，憑借獨步全球的海軍和搶先開展的第一次工業革命，英國不僅獲得了最多的原料產地和市場，也成為當之無愧的世界霸主和最強工業國。然而此時，隨著英國製造業空心化以及所謂「科技工業化癡呆症」的影響，一批在第二次工業革命中受惠的國家開始成長，其中又以美、德兩國的成就最為矚目。
美國此時尚未完全消化其廣闊的國內市場，又遠在大洋彼岸，對英法等老牌資本主義國家的衝擊還不算強勁;德國則借助統一德意志的和平紅利、巨額的普法戰爭賠款(普法戰爭德國獲得50億法郎賠款，約合14億兩白銀，超過中國近代史上全部對外賠款和借款的本息總和)和第二次工業革命，在休養生息之後迅速發展，並且開始爭奪老牌資本主義國家的市場地位。20世紀初是德國的戰略機遇期，其發展正處於最好的狀態。
一組數據可以看出這種趨勢的變化：1880-1900年間，德國占世界貿易的比重從8%升至12%，英國從25%下降到21%，法國從11%下降到8%;1913年，德國鋼產量是英國的2.26倍，發電量是英國的3.2倍，煤炭產量為英國的95%，鐵路里程是英國的90%;當年德國GDP總額達到524億馬克，約合25.5億英鎊，超過英國的23.54億英鎊成為歐洲第一大經濟體。
在高速增長的經濟背後，是德國不斷發展的城市化與領先世界的科學技術。1900年德國城市化率已經達到了54%，1910年時則上升到60%以上。普遍接受義務基礎教育的德國工人和科學家為德國在鋼鐵、機械、軍火、精細化工等領域取得毋庸置疑的領先地位提供了人才保障。
在地緣政治領域，德國的表現儘管遠遠算不上盡善盡美，但通過秘密外交和結盟，德國在歐洲大陸至少獲得了可靠的盟友。三國同盟對協約國形成了力量均衡：法國因為普法戰爭的慘敗失去了進攻德國的勇氣;英國則因為在非洲與法國的一系列摩擦，直到20世紀初依然對法國嚴加防範;俄國則在本質上與德國沒有矛盾，專心致力於巴爾幹半島和土耳其方向的擴張。
至於戰爭威脅，德國雖不能高枕無憂，但絕對是憂慮最少的。德國為歐洲最強大陸軍的擁有者，任何挑戰德國陸軍的行動都需要極大的勇氣。與此同時，德國在原本孱弱的海軍領域也已經大有起色，由於威廉二世及提爾比茨的努力，德國海軍在一戰前已經建成了僅次於英國的世界第二大艦隊，並且正以有序的嚴謹計劃，進一步擴充這支強大的海軍。
在後世的許多歷史著作中，經常將德國發展海軍艦隊描繪成威廉二世盲目的攀比心理作祟或是德國空耗國力、挑戰英國海權的荒謬之舉。這種說法忽視了德國這一時期早已對海外殖民地和市場形成的巨大依賴，也沒有意識到發展海軍對德國經濟特別是工業的巨大拉動作用，更是對英國大陸平衡政策的選擇性無視。在德國已經成為歐陸頭號強國的時候，任何海權上的退讓都不足以讓英國放棄遏制德國的戰略選擇。從這一點看，德國在國力接近甚至超出英國之時大力興建公海艦隊，更像是為了提高英國戰爭成本，維護英德和平的防火牆。
德國建設公海艦隊並沒有遇到巨大的財政壓力。德國海軍的經費不僅遠低於英國，還低於美國和沙俄。一戰前，德國的政府赤字只佔GDP的不到2%。相比之下，英國以接近德國的GDP和高於德國的負債，常年維持兩倍於德國的海軍開支，同時還保持一支規模不亞於德軍的陸軍以應對布爾戰爭、守衛全球殖民地，財政壓力可想而知。1912年後，隨著德國第三次修正《1900年德國海軍法》，繼續擴大艦隊規模，英國被迫將建軍目標從兩倍於德軍調整為比德軍多60%，同時將地中海的制海權讓給法國，以維持本土艦隊對德國的優勢。1913年，時任海軍大臣、主張積極與德國進行軍備競賽的丘吉爾甚至向德國提出停造軍艦一年，其理由當然不是為了世界和平那麼天真。
英國的造艦能力此時已經接近極限。德國的造艦規模則還可以進一步擴大。按照公海艦隊締造者提爾比茨的設想，到1920年，德國將擁有超過60艘主力艦的龐大海軍，這一規模也許仍然比不上英國海軍。但已經足以遏制英國對德國的戰爭衝動，甚至可以在大西洋上建立對英國海軍的局部優勢。如果考慮到艦艇換代和英德的經濟發展，1920年以後的兩國海軍競賽的天平將更加傾向於德國。
戰爭來臨前各國的盤算
德國的戰略機遇期，不僅體現在其本國的飛速發展上，也取決於一戰爆發前各國對德國的態度。一戰的爆發並不是這些大國的本意，各國對待可能的歐洲大戰，其訴求和態度也各不相同。
英國作為歐洲最強者和歐洲大陸的平衡者，長期以來對挑戰英國霸權的國家都持堅決的抑制態度。德國被英國抑制自然也在情理之中，這與德國是否決意挑戰英國海權並無太大關係。因為國力下降的緣故，英國不惜與長期的對手法國、俄國結盟，試圖盡力削弱德國。不過面對德國陸軍，英國並沒有全面介入陸戰的打算，而是計劃在派遣一支小規模遠征軍(10個師)之後主要依靠法俄軍隊。英國唯一介意的是比利時，它享受的「永久中立」被認為不可打破，這也被認為是英國參戰的真正底線。
法國在普法戰爭戰敗後，遭受了經濟和軍事雙重打擊，即使隨後的恢復也沒無法挽回其歐洲大陸第一強國的地位。阿爾薩斯和洛林被佔領導致法國對德國的深仇大恨，俾斯麥時期的德國對法國不斷示好也無法改變這一切。一旦法德爆發戰爭，法軍的戰略目標毫無疑問就是阿爾薩斯與洛林。不過因為自忖無力強攻兩地，法國更傾向於防禦德軍從這一方向發起的進攻，至於收復失地則需要從長計議。
俄國是協約國中最虛弱、卻也是最大膽的國家。經歷了俾斯麥主導的柏林會議及此後的一系列挫折後，沙皇和政府官員們得出了瘋狂的結論：只有讓每一場戰爭都變成全面大戰，才能符合俄羅斯的利益。因為只有全面的戰爭才能把盟友們拉下水來並肩作戰，從而彌補俄羅斯國力和軍力的不足。在1905年日俄戰爭失敗和1905年革命後，俄國對世界大戰的需求更為迫切，沙皇比任何歐洲的統治者都更需要一場戰爭轉移國民的注意力，也比任何君主更加渴望一場勝利來鞏固自己搖搖欲墜的皇位。
奧匈帝國作為德國的盟友，缺乏進行一場現代戰爭的能力，因此尋求德國的支援成為其最為重要的戰爭策略。這一時期的奧匈帝國經濟不盡如人意，多民族的複雜國情讓其不得不時刻提防自身的解體。為了守住自己在巴爾幹半島的勢力範圍，面對比自身強大的俄國的進逼，三國同盟是它最後的依靠。
奧斯曼土耳其帝國的衰敗比其他幾個大國都要迅速，早在19世紀就已淪為其他大國欺凌掠奪的對象。但因為控制黑海和近東的戰略地位實在太重要，各國都不甘他國獨佔，才使該國殘喘至20世紀。由於缺乏基本的近代特徵，奧斯曼帝國從軍隊組建到武器裝備都高度仰賴外國。選邊站隊成了這個國家最難的抉擇，無論選擇任意一邊，反方面的力量都會給予土耳其施加巨大的壓力。土耳其在圖謀自保的過程中，除非不得已，不輕易介入全面戰爭。
整個歐洲只有俄國渴望戰爭，德國的理性選擇依然是和平崛起。在法國幾乎不會主動進攻，俄德缺乏直接矛盾，英德陸上戰爭可能性又不大的情況下，只要保證盟友奧匈帝國和俄國的矛盾不會激化為全面戰爭，德國周邊就幾乎不會有大規模戰爭。同時，借助英國因布爾戰爭惡化的財政情況，德國適時展開了同英國的海軍競賽。隨著德國海軍的發展，英國將不得不逐漸讓渡出歐洲第一強國的地位，並承認擁有強大艦隊的德國海權。英國唯一的優勢就是數量顯著佔優的存量海軍。但隨著技術的發展，德國海軍的進步將不斷消解英國昔日存量的優勢。這時候，德國崛起擁有資金、技術和原料的優勢，需要的只是時間這一項。
德國如何捲入進了一戰漩渦?
從1914年6月28日費迪南大公夫婦遇刺身亡，到8月4日德軍越過邊境入侵比利時，整整一個多月的時間。在後世看來，這場大戰原本完全可以被遏止，但世界卻沒有辦法避免這場人間浩劫。
無論大公死活，奧匈帝國在第一時間就下定決心要武裝兼併塞爾維亞。按照常理，奧匈帝國要麼利用這一危機召開和會，要求列強滿足其要求;要麼快速按計劃動員軍隊，在對手俄羅斯反應過來之前碾壓弱小的塞爾維亞，形成既成事實，限制戰爭規模。
但在大公遇刺後的四周裡，奧匈帝國幾乎什麼都沒有做：大公的葬禮原本是各國首腦彙集之地，在歐洲，這種被稱為「工作性葬禮」的聚會往往能促成多邊首腦會談，為化解危機製造條件。但因為大公夫婦的身份貴賤早已引發維也納宮廷皇室不滿，他們居然放棄了舉辦國葬以獲得斡旋的機會。奧匈帝國雖然急切地想要發起武裝兼併塞爾維亞的戰爭，卻因其二元帝國結構的低效，在勸服各個王國政府上花費了許多時間卻未能實施動員。由於奧匈帝國的羸弱，動武決定還要獲得德國的支持，恰好德國主要政要此時度假，直到7月25日，也就是一個月後，奧匈帝國才向塞爾維亞發出了48小時最後通牒。
歷史又跟世界開了一個玩笑。7月25日當天，塞爾維亞就拒絕了最後通牒，並開始了全國動員;而一心想吞併塞爾維亞的奧匈帝國的動員，居然到7月28日才開始。這一個月間，法國總統和沙皇已經互相溝通了立場，對俄國向奧匈開戰表示支持，7月30日，俄國開始針對奧匈帝國的動員。俄奧戰爭至此看來已經不可避免。這裡就不得不提到一戰前各國秘密外交中籤訂的一大串協定和同盟。這些建立在相互制約和援助基礎上的協定，本意在於通過施加擴大戰爭的威脅來遏制戰爭的爆發。這一體繫在俾斯麥時代的幾十年裡都運行良好。
然而沒有人意識到，這些互相生效的保險條款，就如曹操在赤壁串起戰船的鐵鏈一般在平時是曹軍將士的保險帶，在火燒赤壁時卻成了曹軍一敗塗地的奪命鎖。
根據這些秘密盟約，一旦俄國對奧匈動員，德國就同時對法俄動員;一旦德國對法俄動員，法國就對德奧動員;一旦防禦性戰爭開打，根據德軍總參謀部唯一的「施裡芬計劃」，德國就要穿越低地國家迂迴法國;一旦迂迴時德軍入侵比利時，英國又將加入協約國對德奧開戰!這一系列的動員與作戰環環相扣。問題在於，環上的決策者們並不清楚套在自己一環上的，會是哪個秘密約定。
就這樣，德國在忤逆自身意志的情況下「機械地」被動加入了一戰。而當威廉二世要求制定單獨對俄作戰計劃，並對法國保持防禦時，總參謀長小毛奇居然以「沒有制定相應預案」的荒謬理由拒絕了皇帝。無奈的皇帝被迫在他最不想開戰的時刻，為了盟友的利益同時和兩個不想交戰的國家作戰。而當自作聰明的小毛奇下令將削弱的德軍投入對比利時的列日要塞進攻之時又違背了「施裡芬計劃」加強西線的要求。德國試圖分兵阻止俄軍推進，同時又無視英國參戰的底線，破壞比利時中立時，這場世界大戰的命運就已經注定了。
本可通過穩定發展實現「和平崛起」的形勢，最終因德國被迫投入一場同本國利益關聯有限的全面戰爭而功虧一簣。更悲劇的是，這場戰爭爆發的時間，恰好是德國在和平競爭出現轉折的有利時機。為了盟友的利益，德國被迫同時和兩個強國全面開戰，雖然更好的組織水準和訓練素質使他們在戰場上獲得了優勢，但這不足以取得戰爭勝利。而存量實力不足和缺乏戰爭潛力的劣勢，則注定了德國的失敗。德國的教訓，對於那些正在致力於以和平發展改變國際力量對比的國家而言，有著獨特的借鑒意義。